摘 要：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视角考察中东社会的发展，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中东社会复杂的现状、把握其发展态势。中东地区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只是在近代以来衰落了，目前中东国家正处于十分重要的转型时期，即摒弃传统专制主义之后向现代民主政治迈进的“过渡政治阶段”。伊斯兰教本身却仍处在相对滞后的发展阶段，承载了太多的非宗教功能，使政教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社会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东国家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发展，伊斯兰教改革滞后也影响到中东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伊斯兰宗教改革不仅能实现自我完善，还必将推动中东地区深刻的社会变革。关键词：中东与世界文明；转型时期；宗教改革；社会变革作者简介：王京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北京 1 00007)。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01－047—08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一、中东与世界文明进程
众所周知，中东地区曾经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希伯来文明、波斯文明等；中东地区也是世界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的发祥地；中东地区还曾孕育了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盛帝国，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历史证明，在中古时期，中东国家在世界上举足轻重，而且还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人类文明发展经历了由点到面、由面到片、由片到圈、最终组合成世界文明的过程。古典时期结束时，世界就已经形成了四个文化圈，即东亚文化圈、印度文化圈、西亚一北非文化圈和欧洲文化圈，分别以儒学、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作为各自统一的意识形态。上述文化圈在中古时期得到边一步的巩固和拓展。作为文明的载体，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对西亚一北非文化圈的巩固和拓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文明的传承并不仅仅依赖“帝国”作为载体，富有活力的文明和价值体系形成后，就会经久不衰。帝国虽已消亡，但文明却依旧璀璨。在工具时代和农业时代，中东地区不仅没有落后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甚至还领先世界其他地区(参见表1)。
近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把世界从分散连接成为整体。广大中东地区只是到了工业文明时代(近代以来)才衰落了，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面前软弱无力。从19世纪以后，广大中东地区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中东各国也曾励精图治、寻求变革以富国强兵，如17世纪初黎巴嫩埃米尔法赫鲁丁·麦尔尼二世的黎巴嫩计划，18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几任哈里发的现代化尝试和新秩序运动，19世纪初期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推行的富国强兵政策等。继上述一系列器物层面的改革之后，19世纪中期以来中东国家又在制度层面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现代化的努力与尝试，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相继建立的现代民族独立国家和20世纪70年代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然而中东国家始终没能摆脱落后、不发达的状况，绝大多数中东国家目前尚未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转变历程，只有个别国家正在向第二次现代化进军。
二、中东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
目前，中东国家滞后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就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及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的具体现实而言，从整体来看，中东社会目前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即从传统的、落后的、不发达社会向先进的、发达的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变时期。中东绝大多数国家政治发展也同样处在由传统的专制主义(或集权主义)向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转变时期。当然，如同转型社会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一样，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中东政治发展无疑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传统专制主义阶段、过渡政治阶段、现代民主政治阶段。传统专制主义阶段，主要指处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时期，包括殖民主义占领、实行专制主义统治的时期以及开始向现代民主政治阶段过渡之前的政治发展阶段：现代民主政治阶段，主要指政治经济高度发展之后，建立了现代政治民主的阶段；过渡政治阶段，主要指革除传统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之后，即摆脱了传统专制主义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变的阶段。实际上，称之为“过渡政治阶段”(或发展中政治阶段)的历史发展时期，是一个很难精确定义的时期。正如法国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所言，“不发达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千差万别的，很难根据一种严格的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原因是学界对此争论颇多，如称某一国在该阶段的政治发展为“集权主义”(相对于第一阶段传统专制主义而言)、“新权威主义”(相对于过去的旧权威主义而言)、半民主政治(相对于现代民主政治而言)等不一而足。目前我们进行的政治分析并非局限于某一国家，而是包括20多个国家的广阔的中东地区。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过渡政治阶段本身就是动态发展的，从传统专制主义阶段进入过渡政治阶段的各个国家政治，因其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发展不平衡的差异性，在政治发展形式上也不尽一致：有的国家在打破封建专制主义的基础上，又建立了集权主义政治体制；有的国家或者根本没有铲除传统专制主义统治，而是在其政治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实行了“开明专制”；有的国家在过渡阶段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制度，尽管有的还仅停留在形式上的民主层面……很难对其做出确切的定义，“过渡政治阶段”则能够涵盖处在转变时期的中东国家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内容。
当然，政治的发展与转变绝不可能孤立地完成，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任何政治变革总是以一定形态的经济为基础的。表2反映的是在中东政治发展三阶段中政治体制及相关因素在不同阶段的关系r但若从整体上考察中东政治发展进程，描述过去、现在及未来三阶段的基本情形时，不能机械套用，特别由于转变时期是一个相当复杂多变的处在不稳定状态的发展阶段(而传统社会和已经进入现代化的社会是相对稳定的社会)。世界各国、特别是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经历已经说明，走出传统社会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进入现代化社会，而是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政治发展，尽管其发生、变化均在政治领域，但是必然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即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同时受到其他因素(诸如社会历史条件、文化因素等)的制约。当然，政治发展也必然会推动或制约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目前，中东地区既存在分权制约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也存在集权主义或半集权主义政治体制。前者以土耳其和以色列为代表，后者则比较复杂，几乎包括了中东所有国家，即大多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共和制国家)，也有一直沿袭下来的君主制国家(无论是实行绝对君主制还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以及神权共和国伊朗等。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与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的现实都已证明了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基本规律。需要指出的是，中东国家固然存在“民主缺失”的问题，但同样也离不开权威，特别是“适度权威”是保证其政治稳定、协调各种力
量进行国家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依旧动乱的伊拉克与阿富汗的局势就是明证。
三、伊斯兰教与中东社会
纵观伊斯兰教的发展发现，伊斯兰“创制之门”自10世纪之后就已关闭。“伊斯兰哲学的创始人法拉比从哲学的视角对政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但随着法拉比的去世，这一思想也停止不前了。”从整体上看，伊斯兰教目前仍处在一个相对滞后的发展阶段，伊斯兰教还是一种比较封闭的、相对保守的宗教。目前伊斯兰教在中东国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大多数建立了世俗政治体制的仔斯兰国家也无法脱离宗教的影响，伊斯兰教有着极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不仅是宗教，还是政治、伦理观念和社会组织。从一般民众的衣、食、住、行到国家的文化、教育、政治及经济，伊斯兰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那么，伊斯兰教是特殊宗教吗?若将目前的伊斯兰教同在欧洲资本主义产生前的基督教相比较后发现，两者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只是伊斯兰教承载了太多的非宗教功能，即宗教本身的功能与非宗教功能尚未分离。由此可见，伊斯兰教并非特殊宗教。从宗教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不仅不能将其认定为特殊宗教，人们通常所看到的不同或“特殊”则恰恰说明了伊斯兰教正处于相对滞后的发展阶段。
当然，伊斯兰教在各国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在土耳其处于比较高的发展阶段，在伊朗、阿富汗、苏丹等国尚停留在相对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大多数国家则处于中间状态。总体来看，伊斯兰教在中东地区的发展状况仍属于资本主义前宗教，保留着较多封建时代色彩。政教台一的统治形式曾是中东地区传统统治形式，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政教关系状况便成为考察伊斯兰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在中东地区真正建立起神权统治的国家只有伊朗，沙特则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耳其，已完全、彻底地实行世俗化了。土耳其宪法明确规定，“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绝对不许以神圣的宗教信条干预国家事务和政治的原则”。毫无疑问，土耳其政教关系的模式代表着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而中东其他伊斯兰国家可能还要历经很长的路。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东民族独立国家在政治制度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等领域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面临着许多重大矛盾，且影响着中东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教关系复杂微妙的变化。世俗化是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发展方向。但中东国家的世俗化进程充满了矛盾和阻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耳其这个世俗政治国家一直面临宗教势力上台和“伊斯兰化’的挑战，90年代初期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救国阵线在民主选举中险些颠覆了民族主义政权，伊朗和苏丹分别作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伊斯兰化的国家曾遥相呼应，为伊斯兰化推波助澜，而各国的政治反对派也在宗教的旗帜下进行反政府活动，从而使中东国家的政教关系更加错综复杂。民族国家整合面临艰巨任务。虽然中东民族独立国家已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但民族国家认同与整合仍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伊斯兰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曾对中东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民族独立国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对现代民族独立国家的认同与整合也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一些国家比较激进的教派甚至提出“保教高于保国”的口号。南苏丹问题引发的长期内战，困扰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等国的库尔德问题，黎巴嫩的教派分权状况，塞浦路斯的民族分权问题以及伊拉克面临的种族、教派“多重分权”危机等，均说明中东国家在民族国家整合上尚存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合法性与继承危机。在现代民主政治发达的社会，政治合法性源自现代法律体系。目前中东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是多元的：现代法律体系、传奇领袖、君权体系和宗教领袖等。尤其是中东国家拥有一批所谓“政治常青树”式的当政者，他们大多执政20～30年，大权在握。一方面保持了社会政治稳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些国家民主政治的不发达状况与蛰伏的继承危机问题。社会经济落后状态。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在一个长期动荡不安、战乱不止的地区环境下进行的。尽管战后中东国家的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甚至少数中东国家已是富国俱乐部成员，但并没能使中东社会从整体上摆脱落后和不发达。中东国家的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即便是少数富国也主要依靠出口原料换取的高额收入。中东国家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初级原料，工业制成品所占比例不大，特别是代表工业发展水平的机电产品和交通工具等还不到2％。2006年全球有50个国家被联合国确定为“最不发达国家”，其中就有7个中东国家。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奋斗，中东国家现代化发展仍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与现代化进程依然是若即若离，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相距遥远。
四、伊斯兰宗教改革与社会变革
历史上，中东社会的精英们——包括国家的统治者、领袖人物等不断谋求改变不发达的社会现状，中东地区也曾进行过一些社会革命，但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改革或宗教革命。
早在10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伊斯兰教宗教改革已成为中东社会(特别是伊斯兰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历史必然。没有伊斯兰宗教改革，中东国家就不可能完成深刻的社会变革，进而实现巨大的社会进步。这些已在10年后的今天成为多数人的共识。然而，面对迅速发展的世界，审视相对滞后的中东地区，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还是很难看到伊斯兰宗教改革或宗教革命的爆发。换言之，目前中东社会或伊斯兰社会并没有处在宗教革命的前夜。
那么，是什么原因影响、阻碍了这场变革的到来呢?结合世界文明发展史、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以及中东地区自身的发展状况后发现有如下几个主要制约因素：
第一，先进社会生产方式没能完全导入中东社会。
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先后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又称产业技术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了“蒸汽时代”，使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迅速兴起，改变了社会阶级结构、政治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进步性充分得以显现；第二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了“电气时代”，使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日渐成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形成，也加剧了列强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给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了严重威胁：第三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因其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而促进了人类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巨变，促进了国际经济格局的不断调整。三次工业革命即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不仅对社会客体——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必然对社会主体——人、族群、民族共同体产生巨大的影响。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提升了人的素质，重塑了民族性格及民族精神。这种“洗礼”和“民族精神的重塑”对于实现现代化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以往的研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强调的。
就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而言，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差异性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决定了世界各国的发展并非处在同一水平上，中东地区亦然。中东地区的特殊性使其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没有能够与世界总体同步发展，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从而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这是中东国家长期末摆脱落后善的最主要原因。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对中东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和巨大的，中东国家的历史与现状已证实了这一切。
总体来看，中东国家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三次工业革命”的洗礼，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缺失也就暴露得十分突出。
第二，近代欧洲代表先进上升阶级的思想没有被中东社会接受。
当欧洲陷入“黑暗的中世纪”时，中东阿拉伯国家却保存了大量的希腊、罗马古典著作，并翻译成了阿拉伯文，以后又传回欧洲，成为文艺复兴的文化渊源之一。进入近代，当中东国家依旧沉浸在中世纪“黄金时代”的优越感中时，欧洲代表上升的资产阶级凭借工业革命的强劲动力，扫荡了“野蛮的、未开化”的地区和民族。当时代表上升阶级的思想还是应该肯定的，如“文艺复兴”(14～16世纪)倡导尊重人、爱人的人文主义思想，以资产阶级的“人道”反对封建主义的“神道”的人本主义思想，宣扬“个性解放”和“人性论”等：“启蒙运动”反对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推崇理性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倾向自然神或无神论，主张开明专制制度和民主政体以及宗教宽容等；“人权宣言”更是提出自由、财产、安全以及反抗压迫是“天赋人权”，确认“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原则。时至今日，这些思想的精髓仍有其生命力。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和民主政治的思想被普遍应用在各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中，反封建、人本主义和宗教宽容等思想是摆脱落后、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条件。遗憾的是，当时中东国家并没有从根本上接受这些思想。而西方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和欺压所造成的残酷现实，更是严重影响了中东国家对先进思想的接受。因此，神权至上、政教不分、宗教极端主义等至今在中东地区有很大市场和影响力。
第三，历史上中东国家社会变革的局限性。
中东各国曾励精图治，寻求变革兴邦，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探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各种社会变革均因自身的局限性而未能根本改变中东国家的不发达状况。
中东国家社会变革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历次变革均未能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沿用农业文明时代(或称前工业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不可能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也不可能赶超现代工业文明。应该说，今天中东各国均已聚集了一批社会精英和杰出人才，例如埃及就有4位诺贝尔奖得主，沙特王子实现了太空邀游，阿联酋科学家踏上了南极的冰盖，既有曾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埃及人加利，还有6l届联大现任主席巴林女杰谢哈·哈亚，他们犹如璀璨的珍珠，但可惜中东社会却缺乏将这些珍珠穿成项链、提升其社会价值的“历史合力”。这种现代化因素的缺失正是造成中东国家社会变革局限性的根本所在。
第四，中东历来成为大国角逐的牺牲品。
中东广大地区历史上曾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殖民主义列强“买进卖出”，被纳入不同的势力范围而遭“分而治之”。中东国家独立后仍没有完全摆脱殖民主义的阴影和“殖民主义遗产”的羁绊，诸如困扰中东国家的边界领土问题、跨界民族问题等仍是导致中东地区战乱的重要根源之一。
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中东政策特别是其双重标准的推行，不仅使中东局势更加错综复杂，还引发了中东国家和人民与西方大国的对抗情绪。“9·11”事件后，西方国家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敌视情绪甚至移祸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并对其“妖魔化”，而改造中东国家的“大中东计划”则进一步加剧了此种对抗。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没能为中东带来和平、稳定与发展，美国的军事占领以及滥杀平民、虐俘、亵渎古兰经等恶劣行径使其自身也陷入恐怖泥潭，甚至美国扶植建立的伊拉克新政府和议会也不满美国的做法。2006年7月22日，伊拉克议会发言人在联合国召开的关于伊拉克过渡期司法与调解会议上，公开将美军称为“屠夫”，并要求美军尽早从伊拉克撤离。美国的中东政策历来偏袒以色列，在最近的巴以、黎以冲突中更是如此，美硬是阻止卡塔尔向安理会递交有关要求冲突各方停火提案的通过，使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再次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牺牲品。
面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乱和炮火下无助的巴勒斯坦与黎巴嫩人民，阿拉伯—伊斯兰各国政府很难有所作为，从而为宗教极端势力的生长与发展提供了土壤、条件和机遇。
第五，二战后中东地区长期处于战乱频仍的动荡环境。
中东地区是二战后全球战乱最多、最动荡的地区，其中影响较大的战争有：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1956年苏伊士战争、1967年六·五战争、1973年十月战争、1979～1989年阿富汗战争(由苏联入侵阿富汗引起)、1980～1988年两伊战争、1982年黎巴嫩战争、1990年海湾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及2006年黎以冲突等。
中东战乱有以下特点：持续时间长。阿以冲突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两伊战争持续了8年，阿富汗战争持续了10年(自1979年始)。冷战后的战争动乱也同样如此，如海湾战争后的制裁、今日的伊拉克恐怖泥潭和阿富汗持续动荡等。破坏性大、损失惨重。每次战争都使参战方蒙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牺牲，可计算的价值早已超过数千亿，“几乎可以再造一个新中东，战争动乱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财富，还对现存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影响了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植入和生长。军备竞赛与战争的恶性循环的怪圈。长期以来，中东就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军火市场，动荡的环境与战乱频仍促使各国竞相购买军火，军备投入日益趋大，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战争动乱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大量的军需储备又酝酿着新的战争。
第六，不发达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中东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无疑为本地区实践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物质和制度保障。但从整体来看，政治、经济、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造成中东国家的不发达状况，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就是少数富有的产油国，其财富的积累也不是凭借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能力赢得的，而是依赖出口资源换来的。在发达国家现代生活方式的示范作用下，先富起来的国家首先不是导入先进的生产方式，而更多的是引进现代消费模式。海湾产油富国雇佣了大批外来移民，已经改变了人口结构(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3国中外籍居民占本国人口比例的70～80％)，出现了“食利者”阶层，甚至“食利国”。所以，已经步入富国俱乐部的中东产油国还不能算是发达国家。因为决定社会发达程度和时代风貌的不是物质生活方式，而是社会生产方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社会历史变迁的基本思想。我们应该看到，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发展中，海湾地区耸立的一座座现代化石油井架、安纳托利亚新兴的钢铁工业、亚历山大造船厂、阿斯旺水库巨大的水利和发电设施、利比亚沙漠中“非洲第一大人工河”、伊朗的军火工业等，均表明中东地区的社会生产方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还只是局部的，中东国家距离实现现代化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结语
处在转型时期的中东社会面临着诸多社会矛盾，统治者在应对处理时稍有不慎，便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陷入失望与迷茫的民众往往习惯于从传统宗教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美好理想的答案。各国政治反对派利用宗教推波助澜，也会使更多的民众“回归宗教”。从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90年代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救国阵线险些颠覆民族主义政权和土耳其伊斯兰繁荣党执政，到近年来埃及、约旦穆斯林兄弟会在议会广泛参政和2006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选举中获胜并执政等，都表明非世俗化在中东国家有重新泛起的势头。但这并不代表中东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东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复杂性，表明没有彻底的宗教改革就无法实现深刻的社会变革。
如前所述，处在当前发展阶段的中东社会，不仅社会经济比较滞后，伊斯兰教改革也未全面展开，同时还面临着自身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和外部世界的严峻挑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是大自然的法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规律。我们坚信，伊斯兰宗教改革(或宗教革命)已成为中东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历史必然。而经过宗教改革或宗教革命洗礼的伊斯兰教，不仅将进一步实现自我完善，还必将推动中东社会的迅速发展。
责任编辑：马丽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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