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曼里”作为回族文化的一部分，有着多元的文化类型，是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的产物，在中国回族多元教派门宦的社会中，“尔曼里”具有着地域性和教派门宦的特征，其多元的文化类型是回族人多元认同的中国化表达。笔者认为，“尔曼里”作为一种回族民俗与宗教兼顾的族群行为，其形成的特定场景和历程决定着这一“华俗”存在的合理性。
关键词：回族华俗 “尔曼里” 中国化
作 者：杨文笔，宁夏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民族学硕士；马泽梅，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回族作为中华大家庭里的一个民族成员，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回回先民不断调适与本土化的结果，这种民族主体自觉的“文化适应”，也造就了回族文化的二元性特征，也就是在以伊斯兰文化为内核的基础上，自觉的吸收中国本土多元文化为我所用，在“不背乎教，亦不泥乎教”的文化再造机制中，实现了回族先民持有的原生文化在外在躯壳的“涵化”，这一本土化的历程和结果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汉文化强势语境中自觉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必然，使得回族及回族文化打上了中国文化的深重烙印。尤其是在回族的民俗生活中，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融进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元素，体现在了回族人的婚丧嫁娶等习俗中，如在回族人的丧葬文化中有穿白戴孝、“逢七”纪念等民俗生活。其中回族的“尔曼里”作为回族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形成和存在见证着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的历史。
一、入乡随俗：回族“尔曼里”的形成
“尔曼里”(Amal)，为伊斯兰教用语，系阿拉伯语音译，其原旨含义，意为善行、善事、善举。伊斯兰教教导人们行善止恶，并将行善止恶提高到信仰的层面，行善对每个穆斯林来说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古兰经》有信主且行善的人将永居天园的经文，“你当坚忍，因为真主必不使行善者徒劳无酬。”(11：115)“信道而且行善的人们，必入下临诸河的乐园，那确是伟大的成功。”(85：11)“他们将穿着绫罗锦缎的绿袍，他们将享受银镯的装饰，他们的主，将以纯洁的饮料赏赐他们。”(76：21)“凡行善的男女信士，我誓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我誓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最大善功报酬他们。”(16：97)可以看出在《古兰经》中，伊斯兰教是把驱恶行善和信主提升到同一层次。在经学家的注解里，“尔曼里”包括穆斯林履行天命的宗教功课，圣行的功修和副功，也包括有利于社会群体的一切善举。伊斯兰教传人华夏大地并走过了千年的本土化历程，回族人在文化适应中为“尔曼里”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和存在表现形式，使得“尔曼里”原有的善行含义又增加了将宗教节日，传教先贤、苏非门宦创始人及其各辈亡故的教主忌日所举行的诵经、赞圣、宴请宾客和普通回族家庭进行的搭救亡人活动等，都称为“尔曼里”。
文化作为一种活的有机体，其生存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建立在文化持有者顺应时势自觉的“文化适应”。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实质上是一个文化不断调适和重建的过程，回族“尔曼里”形成的历史过程是中国回族文化适应历程的一个侧面。中国汉族人历来就有七七的祭祀民俗，在以血缘宗法制为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祭祀仪式上至国家下至民间，成为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一种表征。七七的祭祀民俗也就是人死后每隔七天为忌日，忌日又称忌辰，指父母或祖先亡故的日子，家人要烧香祭奠，忌一切娱乐和欢宴，故称忌日。这样一直到七七四十九天为止，要招僧念经，超度死人的灵魂，共为七七。头七。即死后第一个七日，余类推为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最后成为断七或终七。七七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流行的一种风俗，在中国元明清时期尤为盛行，并延续至今。回族先民进入中华本土经历本土化而形成回回民族，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汉族人祭祀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借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时间的发展，回族人将汉族祭祀文化改造吸纳进了回族文化中。笔者认为回族“尔曼里”文化是在入乡随中国汉族人祭祀之俗的本土化历程中形成的，主要是在两个传统社会中并行不悖完成的，一是通过回族大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华化”及“以儒诠经”的结果，明清之际回族经学家“以儒诠经”的文化重建，实质上就是借助当时以宋明理学为主导的主流话语来诠释伊斯兰教教义和教法，将一些儒家的“天道”观和“人道”观纳入了伊斯兰教中，在融合和再造中达成了两种文化的共享边界，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文化体系。具体到对于中国的丧葬和祭祀文化的借用和吸收上，一些回族知识分子对汉族社会忠孝观的接受，将其付诸行动，如“毋亡孝与忠”的明朝回族诗人丁鹤年“母殁，盐酪不入口者五年”，后返武昌，将其母尸骨“棺敛以葬”，晚年，“屏绝酒肉，庐父墓以终其身”④，忠孝之心“上达九天，下达九泉”。体现出的是“吾宗则尊儒雅而师孔孟”下的回族先民的华化事实，这种文化拿来不是文化虚无主义心态下的全盘华化，而是在自我文化主导观念文化的标尺下自觉拒斥和有选择性的借取，《郭氏族谱·适回辨》中就记载着郭肇汾于清嘉庆十二年(1808年)所“开列禁条以训浩后嗣”，包括家禁用道释教、家禁用功果追荐、冥金、冥纸、冥人及一切纸料、家禁用尼姑超度神职邪说、家禁用纸料冥银交库，家禁用神佛医法、家禁用时俗术家替身过关、家禁用冥金、冥银于祀毕之侯、家禁用火葬瓦葬、家禁用线戏等九项内容。②清朝时期的经学家刘智及其在长期的以儒诠经的实践中，就对汉族人的祭祀文化加以借用而生成回族人自己的“祭祀”文化体系，如在《天方典礼·丧葬篇附祀典》中对此有过这样的一番论述：既葬始祀。礼主。诵经。告庇先灵。施财。散谷。祀于葬之日。既葬之七日四十日。百日周年。三年。及生殁之辰。服制三载。庐墓。游坟。日有明礼。五时祈佑。七日施散。喜庆大事。先举祀礼。孝子之于亲也。尽乎身心性命。至于殁世而无改。从刘智的论述可以看出以下两点：其一，从“既葬始祀”的祭祀一系列的程序上，可以看出这里面明显的存在着对汉族人祭祀文化的翻版，祭祀形式上没有大的创新，其二，这只是对中国汉文化中祭祀礼仪的外在形式的借用，是一种文化适应中的“文化借壳”，当中却寄寓和表达着回族伊斯兰文化实质性的精神理念。正是回族知识分子们的这种借用和文化嫁接下的重新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对回族“尔曼里”文化起着实质性的作用，以意识形态的效用内化了回族人思想意识，并成为现实中自觉遵循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另一种更多是在回族民间的“小传统社会”中，由于回族民间大众在长期的同中国小传统社会中的民众的日常交往，在频繁交往中的潜移默化和其它形式的文化互动以对汉文化的借用而实现文化的涵化，珠联璧合的整合一新中构建起了回族人以“祭祀”亡人为主要类型的独特文化表达形式。
回族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接受了这一汉俗，并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其具有了回回民族的文化特色。对此我们需要正确认识伊斯兰教的中国本土化。我们理解所谓的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就是为了使得伊斯兰教在中国赢得生存发展的空间而采取的一种主动的“文化适应”，这一“文化适应”的形式表现在伊斯兰教在与中国文化的互动中自觉与不自觉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