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京是东南沿海城市中回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城市，早在明代就形成了回族伊斯兰文化社区。然而，近年来随着南京最大、最典型的“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拆迁，引起了人们对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问题的思考。“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消失，除外界因素外，其内部经济生活方式、社区组织形式、婚姻情况、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也是其重要原因。实际上，回族社区的保存和回族族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一方面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加以保护，另一方面，更需要回族自身的“文化自觉”，通过不断反思、不断总结、不断汲取优秀文化精华，并不断创新的方法来解决。而伊斯兰文化核心价值观和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用的思想工具和途径。
关键词：都市化；回族；转型期；特征
中图分类号：C915·2“2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07)01－0054－06
南京回族社区可考的历史应该始于明代。元代的南京被称为建康路。下统录事司(今市区城南一带)和江宁、句容、溧水、溧阳五县。明初，“路”虽然已不存在，但县治基本未变。据《金陵至正新志》记载，至元二十七年，录事司、江宁、上元三地共有163户色目人，当时回族只是色目人中的一个民族，即使回回户占色目户的三分之一，其人口也不足千人。可是到了明初，南京回族人口大增。据明顾起元著《客座赘语》记载，明万历二十年江宁县户籍总数3239户，其中回族人口为9230人，而万历户籍与洪武初年相比，已“十不逮一”即不到十分之一。以此推算，洪武年间南京仅江宁就有回族人口近10万。如果加上其他县，南京的回族总人口数量就相当可观了。可是，南京回族如此集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开始了大分散。其中有的随同军队西征，有的随永乐皇帝迁往北京，更有一批人因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而自行分散到其他地区。现散居在甘肃、青海、广西、云南、湖南等地的许多回族根据自己的宗谱或世传，都称自己的先辈原籍南京，分别是由于上述原因在明代流往异乡的。明初回族在南京大集中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与其他东南沿海城市相比仍然是回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城市。此后，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南京的回族人口一直稳定在2万－3万人之间，1936年南京回族人口曾一度达到6万人，但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回族人口又再次减少。新中国建立时，南京的回族人口已经下降到2.38万人。1949年以后，南京回族人口增长显著，现在已有8万多人，占整个江苏14万余回族人口的一半以上，其回族人口的数量仍然排在东南沿海各城市的前列。
南京回族与中国所有其他大都市的回族一样，在城市的总人口中所占比率不大，长期生活在“大杂居，小聚居”的环境中。所谓“大杂居”，是指南京到处有回族居住；所谓“小聚居”，是指南京回族又相对集中在城南扇形地域，即以七家湾为中心，东到夫子庙，南到中华门，西到水西门，北到新街口的这样一个范围之中。其中南京七家湾是规模最大的回族社区。长期以来，它以伊斯兰文化为社区居民的共同价值取向，对社区的经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组织方式、民族和文化的认同等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并维系着族群和社区的文化边界，保护着这个共同体的文化不被异质文化冲击和同化。它是南京回族及其文化继续存在和得以传承的重要标志。然而，近年来，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南京回族社区呈现面积不断缩小、回族文化的影响力不断下降，甚至回族的民族认同感也呈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引起了族内许多人的忧虑。特别是具有回族社区文化代表意义的七家湾的“拆迁”，更是使人担心。曾经有过十分辉煌历史的南京回族文化会因此走向衰落吗?
一
实际上，七家湾的拆迁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随着国家商品房政策的执行，七家湾临近新街口的地缘优势吸引了大量的房地产开发商，而七家湾社区是一个老社区，基础设施年久失修，缺少公用厕所和下水道、道路高低不平、没有路灯、电线老化、不通煤气，不仅影响城市整体形象，而且阻碍广大回族群众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因此成了城市改造的首选对象。七家湾地区地处市中心，新开发的商品房售价较高，而七家湾的回族居民，大多并不富裕，出于无奈，只得选择离市中心较远的茶西地区购房。1997－1998年，七家湾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拆迁”，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核心地段”消失了，200多户回民的住房，连同社区内原“大辉复巷女学”建筑也同时被拆。这次大规模的“拆迁”，一方面极大地改善了七家湾地区回族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也撤掉了历史上留下来的特有文化社区。我们很自然地要问一问“七家湾回族社区”为什么会在都市化的浪潮中消失?而且消失得那么平静呢?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回族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根据《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记载：新中国成立以前，南京回族以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为主，在珠宝玉器古玩和餐饮两类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外界所说的“回回识宝”和七家湾回族群众形象的顺口溜，即“卖鸡鸭，宰牛羊，跑经济，串五洋(百货)”是对当时回族经济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新中国成立初期南京回族经营的珠宝商店有80多家，棉纱五洋商店800多户，牛羊户98户，牛肉店150户，鸡鸭行70户，卤鸭店180户，粮食行、八鲜行、水果行50户，中西餐厅100多家；此外还有炒货店58户，茶社60多户。如不发生战乱，一般来说他们的生活较为宽裕。而那些数量众多、靠经营小吃和小手工业为生的回族群众能够维持温饱生活就很不错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是那些靠捡垃圾、拉人力车、当搬运工等养家糊口的3000多回民。
1956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七家湾回族宰牛业、皮革业除一部分关闭外，绝大多数走向了合作化道路。全市回族中从事饮食业有589户，从事贩菜、贩鱼、贩鲜果、贩卤菜的476户，从事旧货业(包括挑高箩、收破烂)251户，小手工业486户等，总计l802户，皆成立合作社或合作组。而那些原来以出卖苦力且难以维持生计的底层回族群众则成了有固定收入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建设者。他们普遍得到了安定和温饱的生活。
1978年，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七家湾回族群众的经济收入也逐年提高，那些工作单位好、经济收入高的回族家庭，为了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主动外迁，导致社区内回族居民逐年减少，只有那些经济收入低、无力换房的回族群众，依然留在七家湾。白友涛所著的《盘根草——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区》里对当时七家湾187户回族户主的职业状况作了统计，约30户为离退休职工，100户左右为各类工人、营业员、公交车司机、京剧团工作人员等。据调查，大面积拆迁前的七家湾社区，共有60－70户低保户，其中回族就有29户。由此可
见，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回族群众对社区的依赖性越来越小，改善住房条件、提高生活质量，成为主动迁出回族社区的内在动力。
第二，回族社区组织形式的变迁。
南京传统的回族社区主要有两种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一是清真寺宗教管理组织；二是行业公会。清真寺宗教管理组织，由社区每个家庭中的男性长者民主协商选举产生，这些人被称为“乡老”，他们宗教信仰虔诚、为人正派、办事公正、热衷于公益事业，并且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办事能力。清真寺“管理委员会”，义务管理清真寺的公共财产和公共事务，包括阿洪的聘用、任免，清真寺的修葺，经费的筹集与使用等。所谓“行业公会”，实际上是回族同行业的“经济自治组织”，其组织一般设在清真寺，如民国时期，南京草桥清真寺里面设有“宰牛业公会”、“皮革业同业公会”，内桥湾清真寺设有“糯米食品业公会”和“厨业同业公会”。
由于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南京七家湾回族社区和清真寺宗教管理组织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甚至合二为一。这是因为：一方面，许多行业公会从事的经济活动都与回族日常生活有关，特别是与饮食有关的行业，如果没有清真寺安排阿洪“下刀”，就不能称为有“刀口”的食品，不符合教法也就不能在七家湾顺利地销售。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大多数回族群众生活拮据，清真寺宗教管理组织也需要行业公会经济上的支持。正因为如此，七家湾传统社区的行业公会和清真寺宗教管理组织(清真寺董事会)实际上拥有社区的管理权，对内负责管理社区的宗教和社会生活，对外代表社区与社会各界交流。
新中国建立后，七家湾地区成立了居民管理委员会，并逐渐代替了原先宗教组织在社区的管理地位。而先后成立的南京市回民文化协进会和伊斯兰教协会等宗教组织，使清真寺董事会失去了原有的功能。至于那些各式各样的行业公会，随着回族群众职业和维系社区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也逐步地消失了。
第三，回族内部婚姻情况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回族的内婚制，曾经是保持回族伊斯兰文化世代传承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回族的宗教教育和生活习俗的养成，与家庭成员，特别是家长的言传身教有直接的联系。回族内部青年男女联姻，尤其是回族青年女子不外嫁，已成为回族婚姻制度的潜规则。男子虽然可以娶外族女子为妻，但该女子必须改信伊斯兰教，并严格遵守回族的各种生活习俗。据调查，南京一位汉族女子嫁给回族男子，不久其夫因病归真，这位女子再婚时要求丈夫(汉族)必须改信伊斯兰教，并严格遵守回族的各种生活习俗，以后其子女也都成为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忠实传承者。但是，随着回族居住分布不断地分散和空间不断地缩小，加之回族青年交往圈子的扩大，特别是择偶观念的变化，回族的内婚制已经很难实行了。开始还受到家长的反对，久而久之，随着回汉之间相互通婚普遍出现，老一代也变得由力不从心到违心地默许了。由于七家湾回族社区居住条件相对较差，因此许多新组建家庭的回族青年，也陆续搬出了社区，使得社区的回族人口进一步减少。
第四，回族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
解放前，南京相当一部分回族群众受教育程度不高，许多回族即使有过受教育经历，也只是在清真寺或回民小学接受过几年的宗教或文化教育，但文化程度不高。而没有文化或文化程度不高，曾是南京底层回族选择职业的局限和世代受穷的根源。解放后，国家规定国民教育必须与宗教教育分离，回民小学纳入国民教育系统，并按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的规定开设课程，不再进行宗教教育。其经费也由国家拨付。加之原有经堂教育逐步停办，伊斯兰宗教文化活动也相应地减少，由家庭和清真寺世代传承的伊斯兰文化脉络也因此受到阻隔。于是，南京回族社区原有的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纽带，遵守共同的生活习俗、礼仪规范、价值目标也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原先主导回族社区的伊斯兰文化，随着回族交往范围的扩大和文化知识的不断提高，加之伊斯兰文化的宣传和传承力度的削弱，很多回民，尤其年轻一代对本民族文化的兴趣日益减弱。现在南京回族中的年轻人，对上网聊天、看通俗电视连续剧、听流行歌曲、玩网络游戏等新生活方式早已经非常熟悉，离原有的伊斯兰文化简单纯朴的生活方式已然越来越远。大量地接受通俗流行的文化元素后，这些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改变。他们只是在饮食禁忌上保持着回族伊斯兰文化的特性，在参加宗教节日活动和穆斯林同胞葬礼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至于其他方面已经逐渐淡忘了。这些情况的出现，也是七家湾回族社区渐渐失去凝聚力的内在原因之一。
二
回族伊斯兰文化和犹太文化一样，之所以生存于异族文化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不被同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对回族文化的认同，二是回族群体“聚居”。众所周知，历史上犹太人曾经历过数千年的“大流散”，虽被放逐到世界各地，历经磨难，备受歧视，其民族之所以不被同化，其特性之所以依然不变，靠的就是民族文化认同和聚居。时至今日，以色列移民法还规定，信仰犹太教或母亲是犹太人的移民可以无条件地移居以色列。回顾回族生存与发展的历史与犹太民族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回族是外来民族与本土汉族相结合的二元一体民族，回族文化也是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二元一体文化。回族与回族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是皮与毛的关系，回族之所以与其他民族不同，主要表现在回族伊斯兰教文化的特征上。从一般意义上讲，原生态的伊斯兰教文化应该是包含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及价值体系、伊斯兰教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伊斯兰教的生活行为方式及物化形式。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与伊斯兰教特有的宽容方式(指伊斯兰教具有允许“本色化”，即民族化的特点)，因而中国伊斯兰教从传人开始，就舍弃了伊斯兰教原有的政治、法律内容，保留其宗教信仰、价值体系和伊斯兰教的生活、行为方式的内涵，并使两者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了特有的回族伊斯兰教文化。长期以来，回族内部的凝聚力，以及共同抵御外部干扰的力量就来源于对伊斯兰教信仰、价值体系的强烈认同。而共同生活习俗、行为方式的需要和便利，又成为相对聚居、自成社区的必然。文化认同与相对聚居不仅是内地回族文化经久不衰的原因，也是中亚回族，即东干族历经数百年变故，仍保留回族文化固有属性的重要缘由。
南京回族文化认同危机，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经被以王岱舆、刘智等为代表的一批回族学者察觉了，他们在其著作的序言中向有识之士共同发出了危机到来的信息，其用汉文阐述伊斯兰教教理的目的，就是为了挽救这种文化认同危机。数百年过去了，危机依然存在，但回族文化的传承却始终没有中断。那么，“认同危机”与相对聚居区域的消失这两个因素同时出现，回族伊斯兰文化传承会终结吗?回答
是否定的。原因有四。
其一，文化是多元的，它的多元性如同物种的多元性一样，是相互依存的。中华民族文化绝不只是汉族文化，它是包括回族伊斯兰文化在内的56个民族文化的复合体，是经过历史的磨砺和相互渗透逐步形成的。回族伊斯兰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对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并且已经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之中，自然也就会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而得到保存和传承。
其二，回族伊斯兰文化所具有的核心价值观并没过时。伊斯兰教倡导的正义、公平、宽恕、济贫、善良、坚韧、中道等思想是一种具有普世性的价值，一千多年来，它一直是穆斯林辨别是非曲直和个人修身养性的标准，也是伊斯兰教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原因。文化的价值在于它对人类的贡献，在于它的科学性和普世价值。试想当今社会难道不需要正义、公平、宽恕、济贫、善良、坚韧、中道等思想吗?至于那些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核心价值观，打着伊斯兰教旗号搞恐怖活动的极端分子，不是也不能代表伊斯兰教吗?真正的伊斯兰教文化的坚持者是鄙弃和反对恐怖主义行为的。
其三，回族及其文化有较强的适应性。回族与满族一样都是散居民族，满族曾经作为执政者统治中国数百年，而回族非但在历史上没有充当过执政者，甚至从未有过政权要求。据最新统计，全国满族人口多于回族人口，但其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凝聚力却不如回族那样彰显。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回族有属于本民族的回族伊斯兰教文化，这不仅是凝聚回族的纽带，而且以其超乎寻常的适应性，历经朝代更迭，不间断地世代相传。
其四，回族伊斯兰文化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笔者为探究基督教在台湾衰落和在大陆发展原因，对两岸四地(大陆、港、澳、台)的节日文化作了一番对比。结果发现，港澳台三地十分注重中国传统节日，除了把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元宵、除夕、春节等传统节日列为法定节假日外，还十分注重冬至、观音开库、天后宝诞、佛诞、齐天大圣、七巧节、赛龙舟、舞龙节、孔圣诞、孟圣诞、关帝节、谭公诞、侯王诞、黄大仙宝诞、长洲太平清醮、土地诞、北帝诞、娘妈诞等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节日，台湾还将国父(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军人节(纪念对日抗战胜利)、孔子诞辰纪念日(并为教师节)、武昌起义纪念日、台湾光复节、中华文化复兴节等作为节日纪念。与此相对照，尽管大陆的传统节日丰富多样，但是，被定为国家法定节日的却仅仅只有春节，其他则多是国际性和政治性节日。
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外来的佛教，以及土生土长的道教和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也只有依附儒家思想才能延续至今。以儒为核心，儒、道、佛合流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定势。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传统节日正是这种文化定势的反映。节日属非物质类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非物质为无形东西，往往比物质的有形东西更加重要。因为它的存在植根于人所处的时空、历史环境和社交活动中，它蕴藏着民族文化最深的根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原生状态，还含有民族的情感和特有的思维方式，所以更能反映民族的传统和深层的价值取向。基督教是外来宗教，由于其难以和儒家思想融合，因此在彰显儒家思想的民众中难以长足发展，这也许是基督教在台湾衰落和在大陆发展的重要原因。伊斯兰教也是外来宗教，但是，它非但不排斥儒家思想，而且积极主动地与之相融合，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动力不是来源于外部社会，而是来源于回族内部的文化自觉和回族伊斯兰文化特有的宽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中国特色的回族伊斯兰文化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实际上，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世界上很多少数民族都面临着文化传承问题。费孝通先生认为，一种文化能否传承，关键是如何处理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化是人为的，又是为人的。回族伊斯兰文化是回族穆斯林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淀而成的，它既有外来伊斯兰教文化的元素，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因子，是一种二元文化，但从其本质上讲仍属伊斯兰文化，这是保持其文化特质的基础，只不过它与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有许多相同之处罢了。文化的传承主要是代表其核心价值观内容的延续，而不仅仅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唐宋时期久居中国的穆斯林蕃客，虽努力学习中国儒学，却未数典忘祖，明清时期的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虽改变了传统的伊斯兰教的教育和著述形式，由于其适应了中国的国情，反而成了回族伊斯兰文化得以传承并延续的重要因素。“变”是永恒、长久的，“不变”是暂时、短暂的，这是事物发展普遍的不可抗拒的规律。事实上，不仅南京回族伊斯兰文化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且其他城市，甚至回族人口比例较高的西北许多城市，回族伊斯兰文化的生存环境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可以肯定地说，南京回族文化在传承问题上遇到的矛盾，不久的将来，全国乃至西北的许多城市也会遇到，这将会成为不争的事实。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老城区的改造，历史上形成的回族伊斯兰教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环境，即回族社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一个个地消失，原先聚居在一起的穆斯林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选购适合自己的住房，纷纷迁往各地，这样一来，清真寺离家远了，原先回族聚居时的相互监督和热忱帮助没有了，加之现代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竞争激烈，交往的圈子和频率又都比从前大了很多，导致许多穆斯林自觉或不自觉地不再礼拜、不再封斋了，只有“主麻”或伊斯兰教重大节日或亲朋好友的葬礼时才会参加。现在国内外有种提法，把那些具有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文化价值观，却不参加基督教宗教活动的人，称为“精神基督徒”或“文化基督徒”，我们不敢妄自类比为“精神穆斯林”或“文化穆斯林”。我们把回族穆斯林中出现的这种现象，表述为都市化条件下的“回族穆斯林的内敛化”特征。这是因为，这些人的民族属性没有改变，在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中那种体现伊斯兰价值观、民族情感和民族生活习惯的回族伊斯兰文化特性，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他们不是不想去清真寺，不是不想礼拜，不是不想去感受民族团聚的愉悦，而是为客观条件所限。他们中的许多人退休后，变得更加热衷于本民族的事业，甚至拒绝高薪的邀请，将晚年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传承回族伊斯兰文化的事业上，并且毫不计较个人名利。
当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社会成员地域流动速度加快已成为必然。那种只靠聚居才能保持其文化特征和传承延续性的文化，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和将来社会中是难以长久维系的。文化传承的动力，在文化自身的优越性、在文化的交往与碰撞中，落后的文化被先进文化所同化的例子并不鲜见。先进的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文化，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要生存发展都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以积极开明的心态，向其他民族文化学习，吸收精华、祛除糟粕，而自我封闭，自欺欺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非但不能延续本民族文化，只能加速民族文化的毁灭。
回族社区消失引起的对回族文化传承的思考，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并应该引起包括政府部门和广大回族穆斯林共同关注的问题。这是因为，回族社区不是一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而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失去它，也就失去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上形成的回族社区，不仅为回族群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而且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交往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改造后的北京牛街回族社区不正在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吗?濒临灭绝的戏曲、物种我们都舍得花巨资加以挽救，对社会仍有价值、与回族群众有切身利益的文化载体，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城市规划和政策的调整加以保存呢?
当然，回族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仅靠聚居地的保存或靠政府的保护是不够的，它的内在动力，要靠回族自身通过“文化自觉”来获得。众所周知，早期的伊斯兰教文化，之所以能由一个弱小民族的文化，发展成为一种被世界13亿人接受的文化，靠的就是兼容并包的文化自觉精神。伊斯兰教文化，不只是早期阿拉伯文化的重复，而是包括了波斯、突厥、罗马、印度等各民族文化，甚至基督教、犹太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在内的复合体，是在汲取了各民族和多个宗教优秀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它的生命力在于特有的开放、创新的心态和努力进取的精神。现代社会信息交流速度快、容量大、经济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不仅中国在变，世界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回族及其文化，如何应对这种发展，如何在既不丢失传统和特质，又能汲取一切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获得升华和发展，才是我们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而前文提到的伊斯兰文化核心价值观和伊斯兰教文化发展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用的思想工具和途径。
责任编辑：和 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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