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前明(1980－)，男，湖北应城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摘要]对当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发展道路在中东地区的现代化的前景，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对其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与世俗化是决然对立的，没有前途。但实际上它是伊斯兰世界自近代以来努力实现现代化中的一种历史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道路是具有伊斯兰特色的现代化尝试。
[关键词]中东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6－0813－06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东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持否定态度，对它们的未来发展持悲观预测，认为神权政治与现代化、世俗化格格不入，背道而驰。2001年塔利班政权的倒台似乎验证了他们的看法，但是，中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的性质和它们上台后的表现实际上要复杂、现代得多。本文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道路是具有伊斯兰特色的现代化尝试。它是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尝试之一，并且它自身正处于调整变化的阶段。
一、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实践：各种发展道路对比分析
18世纪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奥斯曼土耳其衰落以后，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相比，从先进者变为落后者，开始被动挨打。强盛起来的西方一步步把势力扩张到中东伊斯兰世界，由经济控制升级到军事、政治上的殖民统治。这引发了伊斯兰世界穆斯林身份定位、伊斯兰教与理性、伊斯兰教与科学和技术、沙里亚法和西方法律、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君主制和宪政等诸方面的思考。核心问题是：“伊斯兰教是否能满足现代性的政治、社会、经济要求?”面对这个关系伊斯兰世界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改革和复兴成为时代主题，实现现代化是一项紧迫任务。从历史上考察，在时间上先后或同一时期存在性质不同的世俗化发展道路和宗教复兴运动。从总体上讲，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世俗化发展道路占优势，而宗教复兴主义思潮一直相伴随存在于社会内部，70年代后力量发展壮大，甚至取得执政地位。
先探讨世俗化的发展道路，世俗化的发展道路有两种类型，一是二战前以西方为样板的凯末尔类型，二是20世纪50、60年代阿拉伯社会主义类型，在不同的时期各有侧重。19世纪初的埃及阿里改革是最初的西方化尝试，实行了局部的世俗化改革，一度使阿里时代的埃及富国强兵，但没有改变社会的封建性质和完成国家的最终振兴。而一战后土耳其的凯末尔实行的世俗化、西方化则要彻底得多。他试图使土耳其摆脱奥斯曼帝国的过去和除去伊斯兰特色，建立一个西方式世俗国家。废除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伊斯兰教信仰被定义为个人事务，国家还干涉宗教活动，“西化”伊斯兰教。在这个时期伊朗的礼萨汗和阿富汗的阿马努拉也效仿凯末尔进行世俗改革，由于领导人的才能、改革的措施不恰当、国内保守乌里玛集团的反对和民众的漠视等原因，使得改革取得的成果很少，基本上失败了，社会原封不动。二战后，中东伊斯兰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它们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些国家如黎巴嫩、伊朗等国仍坚持西方化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另一些国家如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则走上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世俗化发展模式。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基调仍是世俗的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是它次要的组成部分。世俗化的领导者在处理国家和伊斯兰教的关系上有一个变化过程，在阿里那里，宗教社会政治一体；凯末尔则坚持政教分离，把伊斯兰教发挥作用的空间尽量压缩使之成为单纯的个人事务；到纳赛尔，传统的宗教机构逐渐被政府所控制，伊斯兰教教义经过官方的解释后又被融合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为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和官方政策的合法性辩护，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变成在当政者控制下的结合。其动机是使埃及的穆斯林现代化，而不是使伊斯兰教现代化，这个过程里存在把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使用的问题。
接下来探讨各个时期的宗教主义运动或思潮。在近代伊斯兰世界衰落和西方侵略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社会，从自身寻找衰落原因成为一种必要。况且在伊斯兰历史上，在面临巨大问题和挑战时，有“向后看的传统”。18世纪沙特的瓦哈比运动是近代中东最早的宗教复兴运动，带有明显的原教旨倾向。19世纪上半叶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在手段上更激进，有赛义德·艾哈默德这样的“杰哈德”伊斯兰教护教斗士。如果说在19世纪中期以前，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眼光还主要限于穆斯林社会内部的话，那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则开始把眼光描向了穆斯林外部的西方，它是伊斯兰历史发展上一个影响重大的社会思潮。它是当时世界各地一批受到过现代西方教育的穆斯林知识精英发起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他们是调和主义者，既珍惜伊斯兰教，又仰慕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对异域异质的西方文化抱有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他们既不是完全的西化论者，也不同于18世纪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者，是向前看的，朝向现代的运动。例如在调和伊斯兰教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上，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富汗尼这样论述道：“科学的原则构成了沙里亚法的哲学……，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不能用非知识的手段加以区分……，人们必须与科学发生联系，……伊斯兰教是一个与科学和知识最亲密的宗教，科学知识与伊斯兰信仰基础没有不可兼容性。”一战后一些中东国家在学习西方走得更远，埃及甚至引进了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和法律制度时，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拉希德·里达站出来反对，引用伊斯兰教经典抨击埃及的过度世俗化和西方化，与当初的改革主义倾向逐渐分离。这显示了伊斯兰现代主义者珍惜伊斯兰教的一面。伊斯兰教现代主义思潮主要在思想上给20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各种运动提供养料，它没有付诸实施。它向西方学习的一面被世俗化的推动者借用，而维护伊斯兰教的一面则刺激了20世纪中期以来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运动。
原教旨主义运动不是从天而降的东西，它与伊斯兰历史传统有关联，也与当代中东各国现代化实践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有关系，它是与当前现实有紧密联系的一种社会发展道路。原教旨主义可以分为温和与极端两个派别。有学者认为温和的原教旨主义与伊斯兰教历史上一切主张复兴与改革的宗教思潮同出一渊，一脉相承，是历史上原教旨主义传统的继续和发展。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则教法思想上泛化，意识形态极端化。拉登类型的武装派别是以伊斯兰圣战名义从事恐怖活动的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对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各方的看法比较类似。例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所说：“学习西方的风向已变，人们反对和不信任西化的做法。人们发出呼声，很有必要回到伊斯兰的原则、教导和生活方式中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也持类似的观点，他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在伊斯兰复兴过程中，不需要来自东方或西方的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从我们(穆斯林)自己的理论和信条中寻找指导思想。他俩的言论从正面说明了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是有伊斯兰特色的发展道路。西方学者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观点。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当代的伊斯兰复兴
运动……，它是在伊斯兰教而不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寻找“解决方法’’的努力。它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接受，对西方文化的摈弃，以及重新把伊斯兰教作为现代世界生活的指导来信奉。可以说，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道路也是一种现代化尝试。在实践中不仅有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存在，而且，原教旨主义派别还在伊朗、阿富汗、苏丹取得了政权。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得出，从近代以来，在世俗化的发展道路之外，确实存在着有伊斯兰特色的发展道路。
二、伊斯兰教法改革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道路
伊斯兰教法即沙里亚法是维护、调节、治理穆斯林社会的法律依据。它在内容上远远不止是西方意义上的法律，包含的内容繁多。它涉及的条款规定包括了道德法、民法、刑法、宗教礼仪、饮食等方面。沙里亚法主要有两部分，基于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和圣训的明确训导和命令制定出的不可更改原则，以及根据著名穆斯林教法学家做出的推理、解释和个人见解制定的条款。穆斯林民众与沙里亚法之间的关系是，主权和立法权属于安拉，穆斯林社会的现行法必须遵循伊斯兰教的普遍原则和价值观。长期以来伊斯兰教法即沙里亚法被认为是不可更改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近代以来，为了救亡图存，各伊斯兰国家在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实行了多方位的改革，特别是甚为重要的伊斯兰教法改革。早在“坦志麦特”时期(1839－1876)，奥斯曼帝国颁布了四部以法国法律为基础的现代法典。此后，埃及也实行了类似的法律改革，并且把法律改革深入到穆斯林社会中最顽固最保守的家庭法里面，限制多妻制，提高穆斯林妇女的地位。教法改革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强调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经文的原意重新加以解释，废弃宗教保守人士长期坚持的陈腐歪曲的观点，使之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而像凯末尔、纳赛尔这样的世俗化主义者则采取了国家控制宗教的做法，合则用，不合则弃，他们把伊斯兰教法降低到更低的层次。
这种政教分离的做法和种种的伊斯兰教法改革，是当今伊斯兰教世界原教旨主义运动反对的直接目标之一。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有两个代表性的口号，正面口号是“伊斯兰化”，包括政治体制、社会生活和个体生活方式的伊斯兰化。而反面的口号则是反对西方化和世俗化，主要反对的是外来的、源自西方的、非伊斯兰的政治理论、法律制度、发展道路、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回到伊斯兰”是穆斯林社会在遇到重大问题的一种历史现象，认为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在伊斯兰教中，不需要借助外来理论的帮助。“无论过去或现在穆斯林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信徒们总是在祈求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不管出现了什么社会问题……他们在寻找答案时总是遵循着一个固定的模式，即到伊斯兰教法中去进行分析。去查查7世纪阿拉伯半岛上最早的穆斯林社会是怎么做的，再看看是否顺应19世纪和20世纪的现代风格。”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伊斯兰教能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一切问题，主张伊斯兰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的复兴，但是它带有20世纪现代社会的烙印和期求，并不是回到创教初期的那种状态，他们不是泥古不化的宗教卫道士。当代各伊斯兰教国家里的原教旨主义派别组织几乎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现实要求，他们通常是把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化，以此为工具来达到政治目的。他们也不是盲目全面地反对一切西方的东西，西方的政党组织形式、社会动员方式、高科技的宣传手段他们也照样拿来使用。巴列维国王60、70年代在伊朗的西方化世俗改革，内容之一是政教分离，降低伊斯兰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收清真寺的土地为国有，侵害了伊斯兰教宗教层的利益，这是霍梅尼起来反抗巴列维国王统治的原因之一。但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政权仍保留了白色革命的一些成果。阿富汗1988年在苏联撤军后，国内陷入内战，政权不稳，经济凋敝，民众生命财产没有安全保障，整个社会普遍希望结束这种混乱落后的状态。以青年宗教学生为主体组成的塔利班集团，他们一出现就打着“铲除军阀，恢复和平，重建国家”、“不想掌权，只想恢复法律和秩序”的旗号，还发誓要“实施伊斯兰教”，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权”，这对民众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政策确实帮助他们控制了阿富汗政权。在塔利班集团那里，充分显示了原教旨主义运动中的伊斯兰教政治意识形态化和工具化这一特点，以及他们的理论宣传和政治组织形式明显地借鉴了西方的成果所表现出的现代的一面。
三、伊朗伊斯兰政权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现代化努力
霍梅尼革命是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发动的，革命的目标也是要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政权，霍梅尼在革命后订立国名时，不使用西方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民”字眼，坚持使用体现穆斯林团结、平等，反对君主专制的“共和”一词。“共和”一词也是借用西方的，实际上在霍梅尼的指导思想里存在着神圣和世俗，传统和现代两部分内容。革命后，在政治上保留了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度，议会、总统、检察机构以及共和制、委员会制、政党制等内容。
在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改革开放势头越来越明显。在他去世的那年，伊朗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对至关重要的国家领袖(伊玛目)候选人应具备的条件(宪法第107～109条)予以修订，不再强调担任此职的教法学家(法基赫)的效仿榜样作用，而更重视他的政治勇气、社会经验和治国能力。这些任职条件都是世俗的、非宗教性的，这项修改使时任议长、宗教职称并非最高(阿亚图拉)的哈梅内伊顺利当选为国家领袖。1993年春，哈梅内伊对伊朗国策是实行世俗化改革还是坚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一人们关心的问题时说：“就强调安拉是唯一的真主这一伊斯兰特质来说，我们是‘原教旨主义者，，而就退回到先知穆罕默德时代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又不是原教旨主义者。”在政府方面，1989年当选的拉夫桑贾尼总统，他任命的22名政府部长中，7位是博士，9位是工程师，4位是霍贾特伊斯兰，2位没有头衔。这是一个技术官僚型、非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建设内阁”，西方学者称之为“从伊斯兰极权主义过渡到实用伊斯兰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边缘化”。经济上，1989年哈梅内伊一拉夫桑贾尼政权为了改变伊朗因国有化而造成的经济困难和危机，宣布实行私有化政策。1993年3月低，77家工厂出售给私人，政府收回370亿里亚尔的资金。政府还宣布对部分矿业和重工业私有化。对外经济交往方面，也有开放的举措。1989年后，伊朗加速了经济国际化步伐，鼓励外国直接进入伊朗投资；向外借款，进行货币改革以促进外贸出口；设立自由贸易区，以优惠条件吸引外资投资设厂。从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看，1979年到90年代总体上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根据伊朗中央银行发表的数字统计，1978－1979年度GDP降低6％，1979－1980年度降低3.5％，1980－1981年度降低10％。1983年是伊朗伊斯兰新政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头年，但经济发展没有起色，1985－1990年GDP增长率为1％，1990－1994年为2.3％。1980－1988年为两伊战争期间，经济建设让位于战争，经济发展状况不
好，1989年后，经济建设形势大有好转。1994－1995年GDP增长率为2％，人均GDP为1005美元；1997－1998年度GDP增长3％，人均GDP为147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值都有了比较大的提升，在教育、住房、社会福利方面，拉夫桑贾尼政府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1997年继任的哈塔米总统继承了拉夫桑贾尼总统的内政政策，加大了改革力度和范围，更加务实开明，对外关系上主张“文明对话论”，与美国、西欧缓和、改善外交关系，为伊朗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的内贾德政府也延续了这种政策。
塔利班集团在阿富汗控制政权的原因与伊朗霍梅尼革命有些不同，虽然二者在上台前后表现出了浓厚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特色。从国情上讲，阿富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远远落后于伊朗，阿富汗更落后保守。并且在1979－1989年期间，阿富汗与苏军作战了10年，这段时间先于塔利班集团出现了许多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武装派别和其它性质的伊斯兰教抵抗组织，它们在战争中锻炼和发展了力量，阿富汗是当时整个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的一个大本营。1989年苏联撤军后，阿富汗陷入了军阀混战、党争夺权的混乱状态。塔利班在这种国家分裂、战争肆虐的背景下崛起、壮大，一步一步控制政权的。
客观地讲，应该把它的表现分为两个阶段来看待，一是它上台后在治理国家和探索现代化的努力阶段，二是与基地组织合作的阶段。塔利班上台时，在国家形势方面，城市仅有的一点现代化文明成果基本上被战乱摧毁，所剩的是农村与部族落后的经济文化，以伊斯兰教为载体的阿富汗乡村、部族文化和意识取得了主体地位，这就是阿富汗在塔利班时期给人落后保守封闭印象的深层次原因。塔利班的领导人奥马尔也的确是一个对现代化知识了解不多的传统的宗教学者。在第一个阶段，塔利班的总的指导思想是按伊斯兰教法行事。但它在这一期间也做出了一些成果：统一了分裂的阿富汗，解除了民间武装，建立了内战10年来的第一个中央政府，铲除了生产占世界75％的阿富汗鸦片种植业。尽管成果有些夸大，但毕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上，成果匮乏。塔利班政权没有长期的完整的发展战略，在一些具体的经济政策方面呆板地照搬伊斯兰教法的规定。依赖外国的支援、发展过境贸易、与西方国家合作建立石油管线等低层次计划，最终效果也不好。国内外的困境使得塔利班集团向基地组织靠拢，这是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塔利班政权已丧失了发展经济社会的进取心，与基地组织一道发动针对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恐怖活动，并于2001年被以美国为首的盟国武力推翻。
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展道路有可能成为中东地区的一种现代化模式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地区尝试初步成功的例子，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是失败的典型。在当代中东，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道路正处于探索阶段，没有现存的经验可以借鉴，必须要在发展中不断进行调整，进行灵活而不失原则的改变有可能成功，顽固地不顾国内外实情实行与现实脱节的伊斯兰教法则有可能导致失败。说到底，原教旨主义国家建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是近代以来各种世俗化改革和宗教复兴运动的目标。在现代化面前，它会像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遇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对待传统，凯末尔、纳赛尔、巴列维国王则采取否定、抛弃、改造的态度，以西方发达国家或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效仿对象，但他们的这种世俗化发展道路没有国富民强，也没有消灭传统或消除伊斯兰教在他们国家里的影响，相反刺激了当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土耳其如今面临着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兴起与国家的西方化发展道路矛盾的认同危机。埃及则在伊斯兰教道路与世俗化道路之间难以抉择。沙特阿拉伯面临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与美国结盟带来的政权信任危机和国内分裂危险。中东其他的一些非原教旨主义者掌权的伊斯兰国家里还存在着诸如贫困、阶级对立、财富差距过大、经济结构二元化、产业结构单一、威权政治、官僚主义、军队干涉政治等诸多问题。
世俗化与现代化性质上绝不是同义词。西方国家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使国家与宗教相分离，世俗权力日趋增强，这一世俗化促进了西欧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世俗化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而不是所有国家现代化必须要遵守的一种模式。在中东地区，自伊斯兰教创立时起，宗教与政治合为一体。乌玛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原型，兼有教会和国家的职能。现代伊斯兰国家里，伊斯兰教是伊斯兰国家的灵魂，伊斯兰教已深入人们的骨髓里，所以在这里实施世俗化有很大的阻力，转型难以成功。近代伊斯兰教世界的衰落激起了“回到伊斯兰教”的“托古改制”，但改革是绝对不能超越伊斯兰教的普遍原则和价值观，所以越是像巴列维国王那样的彻底世俗化、西方化，就越激起穆斯林的反对。
中东伊斯兰国家存在非世俗化、非西方化方案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继承、融合与调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相互对立。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史证明：世上既没有完全扬弃传统的现代化，也不存在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基础上的现代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发展道路就很好地处理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它是在伊斯兰教原则内的现代化尝试，它并不像塔利班政权那么僵化，而是对内稳妥改革掉不合时宜的规定，对外开放，从异质文明中积极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文明成果，增进与其它国家的对话，促进与外部的交流，积极参与世界事务。虽然有美国等外部因素的阻挠，以及内部反对派的阻碍，仍然在不断取得进步，它的未来值得人们进一步关注。
(责任编辑 桂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