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如何“入股”管理，是目前学术界与企业界十分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于这一话题，反对者认为这是一种“肤浅而可笑的现象”，而赞成者则认为国学“入股”管理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哲学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走向与其他学科交叉的需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国学中蕴含的哲学智慧与现代管理相结合，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强烈呼声，并且在实践上做出了各种形式的有益探讨。
那么，国学 如何“入股”管理呢？我认为要回答这一课题，必须从思想上解决四个理论问题。
构建中国现代管理体系
中国管理哲学源于社会管理实践。百余年的中国企业管理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可以从中国企业发展的社会实践中提升出科学的管理思想，诸如台湾王永庆、香港李嘉诚、霍英东的管理之道，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海尔”、“联想”、“蒙牛”、“万科”、“万达”、“海航”等知名企业的管理思想等，在构建中国现代管理哲学体系时，必须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国学“入股”管理，要求它必须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有无现代价值，是以它能否从哲学高度回答当代中国和世界管理界和企业界提出的各种重要社会问题作为衡量标准的。国学 “入股”管理，必须要有强烈的反映时代精神的“问题意识”。诸如：①从改造企业员工积淀已久的传统心理旧习、培养现代理想人格的角度着眼，如何从国学中汲取其合理思想，为管理者和企业家构建“精神家园”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呢？②从后工业社会角度，如何将中国哲学所承袭并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转换为超越西方“天人对立”的思维方式，为管理者和企业家建构起现代生态哲学呢？③站在全球化的高度，面对各种“文明冲突”和价值多元化，我们能从传统国学特别是哲学中汲取诸如“和而不同”等文化资源，以整合、协调正处于分裂对抗的人类社会，为管理者创造一个“多元和谐”的企业环境提供理论根据呢？④20世纪世界哲学发展表明，人类正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向互动认知思维方式转变。在这一转型中，我们能为企业家从国学中汲取什么哲学智慧呢？要回答与解决这些问题，国学中所蕴含的极其丰富的哲学智慧（如道家的“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儒家的“中庸之道”等），需要深入地挖掘与探索。
坚持会通中西原则
构建中国现代管理思想体系时，一方面强调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管理之道，另一方面也提倡努力学习西方的各种科学的管理方法。西方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制度除了它的民族性之外，还有其相通性、普世性的地方，即适应于一切民族和国家管理的共同原则和普遍规律。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坚持“洋为中用”原则的同时，应反对以西方某种管理模式来剪裁中国固有的管理哲学思想体系，把中国管理哲学变成西方管理学的附庸和注解。两千多年前《晏子春秋》作者指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十》）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传统文化背景以及人的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念不同于中国，离开中国国情、民情，照搬西方科学管理，不会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中西方对“什么是管理”这一根本问题理解是不同的。西方人普遍认为“管理是通过对组织的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技术、时间等）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而快速地达到组织目标过程。”西方管理强调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标，偏重于从管理程序和职能来界定管理的本质。管理学主要是通过各种手段如何管理别人，而忽视在管理他人的同时如何有效地管好自己，这就势必会在管理场中造成管理主体的“缺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中国人把管理的本质规定为一门大写的“人学”。“人”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它的落脚点。
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尽管不同，但它们对管理的本质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学是一门“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者说是一门“以人为本”的“修己治人之学”。强调管理是始于“正己”（或“修己”）而终于“正人”（或“治人”）的过程。在《论语·颜渊》篇中，季康子 “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率）以正，孰敢不正。’”这里所谓“正”，即“正人”，包括“正己”与“正人。”所谓“正己”（或“修己”），即是修身之义，就是强调管理者必须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内在道德素质，树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实施成功的“形象管理”。在管理场中，管理者是主体。只有首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人。“正己”（或“修己”）是“正人”（或“治人”）的前提和基础。所谓“正人”（或“治人”），是指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如何提高对他人的管理水平与管理艺术，实施有效的成功管理。认为管理者身正而后家正，家正而九族之丧祭冠昏皆正，由是而百官以正，而万民亦无不正矣。“正己”（或“修己”）是“体”，“正人”（或“治人”）是“用”，这是中国管理哲学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要素。
坚持中国民族性
基于中国人对管理本质的特殊理解，在构建中国管理哲学理论框架上亦不相同。西方管理学体系，大体上都是按然“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这一理论框架构建的。而中国人则认为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论框架应由五个层次所构成，即人性假设、管理主体、立身行事、管理模式和管理境界。这是一个由内向外的逐步推展过程。
所谓人性假设，东西方的解读也有差别。西方文化中性恶论占主导，西方人构建管理学的主要原则就是通过建立完整的法治体制和控制机制，“使坏人无法干坏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性善论，即认为人不同于动物，生而具有“仁义礼智”的善性。所以，中国注重管理人格的塑造、价值观念的引导以及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等。
所谓管理主体，主要是指在人性假定的基础上，通过“自我管理”来塑造管理主体的理想人格。不管是儒家的智、仁、勇“三达德”的君子人格，道家的“上善若水”的圣人人格，还是兵家的“智、信、仁、勇、严”为将五德的理想人格等，皆属于这一范围。
所谓立身行事，是指在塑造管理主体的理想人格的基础上如何“做事”、如何“管事”，也就是如何在做事中努力打造一个有道德、有情义、有智慧的潇洒人生。儒家的“义以为上”、道家的“身重于物”和兵家的“以智治军”以及法家的人生哲学智慧等，皆属于这一范围。
所谓管理手段，在诸子百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家，即道家（包括黄老学派）、儒家、兵家和法家。中国管理哲学虽然强调“正己”（或“修己”）的“自我管理”，但是从来也不忽视对“正人”（或“治人”）管理手段的探讨。人的行为分为“有为之为”和“无为之为。”所以，中国管理哲学有两种基本模式和多种管理手段。两种基本模式：一是“有为而治”的模式，二是“无为而治”的模式。在“有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有为”内涵的不同解读，又可分为三种主要管理手段：一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学派，主张“以智治军”的智慧性管理。在“无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无为”的不同诠释，又可分为四种不同管理手段：一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式的“道法自然”的无为而治，二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式的“尚贤推德”的无为而治，三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式的“君人南面之术”的无为而治，四是以《淮南子》作者为代表的黄老式的“因循为用”的无为而治。
所谓管理境界，主要是指管理主体通过不同的管理手段所追求的最高理想状态。“事在四方，要（指法、术、势）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学·扬权》），是法家所追求的高度控制的理想管理境界。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同拱，环绕）之。”认为管理者只要实施以德治国，他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安居在其位置上，而众星就会环绕着它，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是儒家所追求的同心圆式的管理境界。孙子通过“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的仁德，努为做到“上下同欲（同心同德）者胜。”（《孙子兵法·谋攻》）这是兵家所追求的理想管理境界。
老子在《道德经》十七章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道家既不主张“循法而治”，使民“畏之”，也不主张“为政以德”、“视卒如爱子”，使民“亲而誉之”，而是以道治国，主张不干涉、迫害民众，使他们按照自然人性过着愉快、幸福的生活，而民众却感觉不到君主的存在，亦无爱恶恩怨于君主。这是道家所追求的“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只有在管理实践的基础上，走“综合创新”之路，把东方与西方、“有为”与“无为”、“柔性”与“刚性”、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思想体系。如果只是简单地按照西方管理模式来剪裁中国管理哲学，那就势必会将中国丰富多彩的管理模式和内容加以“窄化”，将它变成苍白乏味的教条，。
坚持扬弃原则
中国古代管理理哲学，产生于农耕文明基础之上，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不完全适用于现代企业管理。我们应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立足当代企业和现代管理，批判地从国学中汲取中国古代的管理之道，把“古”与“今”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熔铸古今”的现代管理。
在构建方法上，必须学会正确运用“经典现代诠释法”。所谓“经典现代诠释法”，就是构建中国管理哲学，应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从推动中国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出发，带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提出的“问题意识”，去发掘、辨别国学中何者是精华、何者是糟粕。中国当代社会实践，既是检验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的精华与糟粕的客观标准，又是推动中国现代管理哲学向前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管理哲学的历史命运，主要是根据它满足于现代社会需要程度如何而定。我们必须直面市场经济的呼唤和现代社会的挑战，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中探寻富有现代基因的文化资源，努力寻找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结合点和生长点，把哲学原典与现代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这种结合绝非是简单地从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寻章摘句，而是以自己多年的人生阅历去解读圣贤之书，同中国古代哲人进行心灵对话，结合市场经济和社会需要，加以现代诠释，并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以构建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使现代人从中得到智慧和启示，使之成为完善市场经济和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
但是，在现已出版的有关中国式管理的论著中，有几种做法和倾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人把构建中国管理哲学视为一种“戏说”，根本没有读懂中国哲学原典，就望文生义，曲解古人；有的人不是在掌握大量资料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去构建中国管理哲学体系，而是简单地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警句名言加上现代案例去拼凑所谓的中国管理哲学；有人违背历史唯物主义，或用现代观点简单地否定古人，或无限拔高古人将现代成果说成“古己有之”；还有各式各样的“水煮”和所谓“学术快男、超女”的短平快作品，等等。只有从理论和实践上抛弃这些简单化的做法，我们才有可能在深入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从而为世界管理学做出我们应有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