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战后欧盟的发展给人印象深刻。二战中的法德两国能够抛弃前嫌，加强合作共建欧洲，取决于多种因素。既有欧洲国家自身对历史的反思，也有冷战提供的特殊的有利环境。其中美国因素尤为重要。而战后东亚未能形成与欧盟类似的和解与合作机制，除日本对二战历史的认识尚未与其余国家达成一致外，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也有极大的关系。因此，东亚的合作和一体化的问题，只能通过相关各方拿出诚意，逐步解决。
关 键 词 欧盟 一体化 美国 东亚 日本
作者陈晓律，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93）
二战后欧洲的发展，给世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除了欧洲各国在经济合作方面的积极成就外，人们普遍感到欣慰的是，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欧洲，通过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至少在可以遇见的未来，再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对抗了。反观东亚，同样经历了二战的惨痛灾难，但几个主要的东亚国家，却似乎并未完全走出战争的阴影,在安全问题上相互存在严重的疑虑。正是这样一种状况，引起了欧洲学者的关注。德国学者王马克博士（Marc Andre Matten）的“全球化中的封闭化—— 民族认同对中日韩本国历史认识的影响”一文，阐述了作为一个对东方有研究的西方学者对东亚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些看法，其中不乏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与启示。他认为，虽然全球化使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变得容易，它看起来在亚洲有相反的作用：中日韩愈接近，冲突愈多。这就是因为对本国主权、对本国独特性及对本国历史的过度重视令这三个国家封闭起来，阻碍真正的交流与合作。
对此问题，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他认为，20世纪出现了两个极端的发展：其一是过度的个人主义，其二是极度的集体主义。后者已经受到全面的批评，前者到目前为止只有神学家与哲学家作为问题提出来。人并不是独自生活在孤岛上，民族与国家更不是。雅斯贝尔斯指出：“如果我只是我自己的话，那我必然会变成荒芜。”像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哲学里也纳入了中国哲学的内容、把中国哲学当作“世界哲学”的一部分，或者像德国文学家歌德曾经说过，每一个国家的文学都只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日韩三国在历史认识过程中也要纳入邻国的历史认识，作为创造一个亚洲历史的第一步，而它将来也会变成世界历史的一部分。①
这样的看法显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然而，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知与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差别。
笔者认为，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他对欧盟经验与东亚进行对比的视角不同，其最终结论自然也会产生很大的差别。因此，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
首先，欧盟的发展是以法德两国为轴心而逐步推进的。因此，法德两国在这一合作过程中的行为非常关键。在这一过程中，法国希望借助自己的政治优势使法德两国的合作消除德国的战争隐患，而德国也希望通过经济上的合作弥补自己战争的过失。这样一种双赢的良好意愿以及战后欧洲需要相互支撑，以便复兴的总体趋势使两国的合作具有相当深厚的基础，也正是这样持续的经济合作产生的良好效益，使最初的六国经济共同体发展到了现在的25国组成的欧盟，这中间，法德两国的轴心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尤为重要的是，德国不仅能够始终坚持正确地认识历史，不以自己现在具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就对历史问题进行“重新认识”，而且遇到欧盟发生困难时，总是解囊相助。德国的行为，不仅消除了欧洲人普遍担心复兴后的德国会不会再次将欧洲变成“德国的欧洲”的顾虑，也使欧盟在遭遇到若干风浪后能够依然顺利前进。而东亚各国之间的合作，中日两国的态度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但具有类似德国经济实力和历史负债的日本，在中国已经宣布放弃对日战争赔款的情况下，却未能旗帜鲜明地采取类似德国的政策，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法德两国能够在二战后采取这样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欧洲民族国家的演进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自然产物。也就是说，民族国家在欧洲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初始阶段的任务，欧洲众多的民族国家已经开始学习通过合作而非战争来解决彼此的冲突，从而获得发展过程中的双赢。这样的认识扎根于欧洲独特的历史经验中。欧洲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发源地，近代的总体趋势是一个从分裂重新走向融合的过程。欧洲文明的扩张与欧洲各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使欧洲各国具有天然的竞争性质。而发展现代经济，无疑是在竞争中获胜的重要筹码。但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政治与经济单位内才可能逐步实现，这就使建立民族国家成为了欧洲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安东尼·史密斯正确地指出，民族主义在初始阶段有一种解放的力量。它破坏了各种各样的地方主义、习惯和部族的力量，帮助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政权。它统一了市场，以及行政、税收和教育的制度。它看起来是民众和民主的，它攻击封建主义的实践以及帝国暴君的压迫，并宣布人民的主权以及所有的人民有权决定其自身的命运—— 假如那是他们希望的。［1］从这种角度看，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要素之一，是现代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由于它具有多种形式，所以人们无法预知它会以什么方式展现。但确定无疑的是，欧洲各国发展的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是否顺利地完成了自身民族国家的构建。由于欧洲区域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这样认为，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内，欧洲的民族国家都是一种适合欧洲发展的制度安排。因此，谁要想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落人后，就必须尽快地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在这一历史阶段，欧洲产生了两种主要的民族主义类型：法式民族主义与德式民族主义，而这两种民族主义的交锋构成了这一时期欧洲民族主义发展的主线。首先产生的是法式民族主义，它在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被激发出来，并由此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掀起了民族主义的浪潮。
19世纪成为了欧洲不断创建新的民族国家的时期。但大革命后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在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时，国家的统一并不是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而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列强对欧洲事务的主宰，却使欧洲其他国家争取自己民族国家统一成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最艰难和最重要的任务，这是欧洲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新问题。在英法以推翻专制、争取民权为主要任务的民族建设，在欧洲其余国家已转化为以民族国家的统一为主要任务。这一潜移默化的转化，成为欧洲民族主义发展历史上一个最具爆炸性的变化。② 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德式民族主义，成为“迟发展者”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
从近代开始，欧洲各个民族首先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奋斗，然后是为自己的发展权利而奋斗。由于民族的分裂和软弱给英法以外的欧洲民族造成了深深的心理创伤，于是，重新恢复自己的民族自信心成为欧洲其余民族的首要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迟发展者”民族国家大体上有两类，第一是那些欧洲传统的弱小民族，他们在争取自身独立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他们不仅需要与本国的封建统治者作斗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列强的默认。因此，这一类的民族国家在独立的道路上十分艰难，无论他们是否独立，其建国的影响都不足以改变欧洲的政治版图。另一类则是本身在人口、版图等方面占据一定优势的民族，如德意志和意大利，这类民族国家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并给欧洲的历史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毫无疑问，他们在这一期间的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主角。由于“迟发展者”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和争取民族的独立和统一为首要任务的，所以，当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在完成其政治经济的构架时，一切均以国家机器的“效率”为准则，其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任务则基本上放在了一边。因此，其最极端的后果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式表现出来，并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迟发展者的德国，在这一灾难中显然负有主要的责任。因此，当认清极端民族主义的做法只能给本国的发展带来灾难后，德国开始以欧洲的一体化作为自己的发展的平台。这也是德国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坚定不移地充当主角的原因。德国的这种态度也引起了欧洲主要国家相应的反响，使得欧洲一体化的进程逐步加快。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变化都还是发生在一个欧洲人自认为具有普遍性的某种博大的共同文化的范围内（这种共同的文化是理性、容忍、多元、文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