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伦特在《The Human Condition》中分析了现代世界异化的表现形式及其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马克思劳动观的批判。阿伦特对现代异化的分析虽然别具一格,但她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解构却并未成功,因为她误解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实质所在。但是,阿伦特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之间又存在着某种共容性,这种共容性显示了两者之间有着某些共同的“政治关切”。
关键词:异化;劳动;阿伦特;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0)05-0024-05
学界对于阿伦特与马克思的关系颇多争议。无可否认,阿伦特与马克思都对人的活动进行了本质结构分析,并且他们的分析都是对同时代人所遭遇的重大灾难进行反思的结果。在马克思那里,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异化劳动相对立的,是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阿伦特在批判极权主义的背景下,把人的活动细分为劳动、工作和行动,而“行动”才是人之为人的活动方式。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与马克思在分析人的活动时都不约而同地发展出一种异化理论。《The Hu-mall Condition》一书作为阿伦特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无疑引起了极大关注,然而其异化理论却几乎没有得到认真对待,更加没有注意到阿伦特的异化理论与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之间的契合性。
在《The Human Condition》中,阿伦特勾勒出一幅关于近现代世界的图景:近代以来公共领域的丧失和共同世界的萎缩,尤其是三个重大事件(美洲大发现、宗教改革、伽利略望远镜的发明)对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使得人们一方面希望离开地球而进入太空,另一方面又逃避世界而转入个人的内在性中。阿伦特对这一图景的担忧集中体现在她对人造卫星首次进入太空而受到欢欣鼓舞感到无法理解。她由此看到的是,人对世界变得冷漠,世界不再是我们存在于其中的居所,以至于人们希望逃离自己的家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异化劳动”中也指出,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1)与他们的生产对象相异化:工人生产的越多,他得到的越少;(2)与其生产活动相异化:工人的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他在劳动中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别人;(3)人与其“类生活”相异化:人的自由自觉的生产活动是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却被贬低为维持自己肉体生存的手段;(4)人与人相异化:人与其类本质相异化,一个人也就同他人相异化,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阿伦特认为,马克思关注的是自我异化,即一种主体异化,而她关心的则是人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异化,或更确切地说是“世界异化”(world aliena-tion)。马克思对异化的论述由于导入了辩证法而过分重视对过程与经验的分析,从而忽略了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的实存性。她据此批判马克思只注意人在世界中的生产经验,而不关心世界本身的实存,其实质是一种“主观主义”。
阿伦特批判现代世界异化的目的是要再现一个稳固可靠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人的“积极生活”中各项活动的生发场所,并使其成为可理解的和可观察的。这个世界具有超越有朽之人的生命限制的持存性和结构。持存性即客观性,创造持存性本身就构成了人的一种本质活动,即“行动”(action),与之相对的是屈服于人的生物生命循环的“劳动”(1abor),因而劳动丧失了某些特别属于人的东西。在阿伦特看来,客观世界的失落在马克思之前早已发生,其标志就是社会领域的兴起吞噬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传统界线,劳动从私人性活动扩展为整个社会的根本活动模式,经济需要成为关注的核心,政治生活成为不必要的和没有意义的,结果就丧失了对重要的、伟大的事物以及世界持存性的关切。“社会就是这样一种模式:人们为了保存生命而非其他别的什么而相互依赖这一事实呈现出公共的重要性,并且与纯粹生存相关的活动被允许显现于公共场合。”劳动总是和生命过程相联系,因而应该隐藏于私人领域中。当它“获得公共性地位时,也丝毫没有削弱它作为这一过程的特征”“相反,它把这一过程从单调的循环往复中释放出来,转化为一个迅猛进步的过程。其结果是在短短几个世纪里完全改变了我们居住于其中的整个世界。”
劳动本质上隶属于私人领域,一旦它扩展为一种公共活动,其灾难性后果就是“过程”概念开始支配人类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稳定感的丧失。一切都处于变动中,世界也失去了可靠性。社会领域上升到引人瞩目的地位,成为一个集体性的“家务管理机构”。社会的关切压倒所有其他东西,与此同时我们又反抗甚至是想逃离社会领域,从中撤退出来。阿伦特把这种现象称为“隐私”(intimacy)的兴起。“私隐的”和“社会的”是两个对立范畴,与此不同,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是一种递阶结构的关系,它们相互依存,因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区别只是应该隐藏的东西和应该显示的东西之间的区别”,一个没有自己的私人处所的人也不可能是人,因为他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位置。私人生活是公共政治生活和自由的前政治条件,但公共领域这一彰显空间才是人之本真政治存在和自由之实现的必要条件。可见,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别不仅显现为存在结构上的不同,而且它们是人在世存在的两种受到严格界定的秩序,任何模糊甚至是颠倒这一区分的做法都会导致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同时毁灭,而这正是现代世界异化的一种表现。
把私人的带人公共空间,以一种家庭组织方式来看待公共事务,就是现代大众社会的特征。公共领域如一群围桌而坐的人,从而使人们既相互联系又确保彼此之间有一适当的距离;社会领域则如一群坐在一起却无一桌子置于其间的人,以至于人们不仅无法分隔开,而且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们联系起来。可见,“桌子”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结构类似于政治生活,它关注的是持存之物,如纪念碑、政治性建筑、历史学家记述的故事、政治建制等永久性痕迹。“桌子”的不在场就意味着社会生活中结构的缺失,人们或者成为孤立的原子个体,或者抱着一团、人云亦云。“在世界上一起生活,本质上意味着一个事物世界存在于共同拥有它的人们之间;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在一之间’(in-between)一样,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离”。
阿伦特认为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批判并不充分。原因即是他把劳动作为人存在于世的主要活动。由于马克思主要关心的是他那个时代的经验,专注于过程而非人活动的产物,在他那里就呈现出一种蔑视世界稳固性的倾向。最明显的就是他忽视了“劳动”和“工作”之间的决定性区别。马克思把劳动看作是所有人类生产活动的模型,阿伦特却认为劳动和工作的区分必然像我们的语言所显示的那样“顽固地保存”了下来。劳动是最不具人性的活动,它不关涉任何持久之物、任何超出生物生命之基本保存的东西。它不事生产,最多是产生了转瞬
即逝的消费品。它可能有一个明确开端,但没有一个终点。劳动是循环的,可轻易借机器来进行。工作则产生了能在世界上持存一段时间的产品。一块蛋糕,作为劳动的结果,无论它是否被食用或消费,都会腐坏。而一双鞋子或一张床,作为工作的产品,如果被恰当地使用或者干脆把它们搁置一旁不使用它们,能在世界上持存一段时间。劳动和工作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的产物,而非生产经验本身,即它们的区别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因此,《The Human Condition》可以看作是一种挑战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把哲学拉回了世界,使“世界哲学化”了。但对阿伦特而言,他对人性的看法仍然是抽象的和主观主义的,因为他忽略了人和事物必须存在于其中的那些空间,即她所说的“在一之间”。阿伦特自己的唯“物”主义就在于客观世界的“物性”(thing-charac-ter)和空间性。她对马克思的批判隐含着一种控诉,即辩证法本身必然会导致主观主义。马克思仍被束缚于主观主义中,因为劳动产物和工作产品的区别不再有任何意义,所有东西都被尽可能快地分解掉,变成消费对象。
然而,马克思是否真的忽略了现代世界的客观形态,从而忽略了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呢?又或者,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世界在现代丧失的原因,从而展示了一种被阿伦特所忽略了的解释层面。
阿伦特对客观世界的描述不同于马克思从辩证法角度对世界的看法,在她那里,客观性具有一种静态性质,也即客观世界虽然是人创造的,但一经创造出就不变地独立于人而存在,与人这个主体相对立。主客两分是人“在世存在”的生存论前提,这种区分的丧失恰恰显示了世界的异化。在马克思处,主体与客体的截然两分是社会发展状况的产物,正是这种“两分”导致了异化。
阿伦特认为,正是世界的持存性“使世界之物相对来说独立于生产和使用它们的人,而它们的‘客观性’使它们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能经受住、‘抵挡住’生存着的制造者和使用者贪婪无度的索求而持存一段时间。就此而言,世界之物有稳定人之生活的功能,而它们的客观性就在于以下事实——与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人不能两次踏人同一条河流相反——尽管人的本性变化无常,却能通过与同一张椅子、同一张桌子的联系来重获他们的相同(same—ness),即他们的同一性。”客观世界在人与自然之间构成一个庇护人的屏障。没有这种客观性,就只有变迁、流动,而没有任何结构。
显然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对辩证法的强调使得其思考必然具有过程性,他的政治理论建基于其上的物质世界也无稳固性可言,因为“永恒冲突又不断消解冲突”恰恰标志着世界之“持存性”(per-manence)的丧失。从马克思“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方法来看,阿伦特在物质世界中寻找稳固性的做法也是虚幻的,劳动“概念”的具体内涵随着物质世界的历史演化而不断变化的。
马克思关心的是工人与他的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至于劳动的产物是什么,或能持存多长时间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产了产品的劳动者能否支配和控制其产品。可以说,虽然两者都关心客观世界在现代的变化,但马克思的重点是谁占有了对象。因为在他那里,认识论与政治学不能分割。对象世界对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决不具相同意义,因此问题的重点就落在了“谁攫取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如果工人根本不能获得任何劳动对象或产品,那么桌子、椅子或鞋(工作的产物)与蛋糕(劳动的产物)之间的区别就更不在他们关心的范围内了。
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静态存在关系是不可能的。它迫使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对象与其制造者的分离关系上。如卢卡奇解释马克恩异化论时所说,“对象化是一种人们借以征服世界的自然手段,因此既可以是一个肯定的、也可以是一个否定的事实。相反,异化则是一种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的特殊的变种。”因而,人与世界之间始终是一种动态关系。“主观的”和“客观的”都必须在辩证思维中来重新界定。在资本主义背景下,“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种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的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的。”可见,一个由稳定对象构成的世界并不能保证世界的稳定性和人的自我认同。工人被他们所制造的对象夺走了他们生活的力量,这恰恰显示了事物的动态发展。
因此,从唯物主义辩证法来看,阿伦特指责马克思忽视了劳动和工作之间的区别是没有根据的。对于工人或无产阶级来说,所生产的是什么并无任何区别,因为产品剥离了它的生产者,使生产者只剩下与生产过程的联系。如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品总是被剥离于它的生产者,那么,根据阿伦特的看法,所有的生产者就只能是劳动者,因为不管是一张桌子还是一块蛋糕,他们的产物都已经从客观上消失了。可见,阿伦特对劳动和工作的区分以及她藉此对马克思的批判并没能真正地解构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
然而,阿伦特思想的最大贡献是对人的行动的澄清。“行动”是赋予世界稳固性和永久性的活动,并且最终说明了人在世界中的“在家”感。“行动”是人的本真存在方式,政治行动也即是人们以言行共享的方式来开启某些新的事情。行动与行为(be-havior)不同,行动的结果不可预测,具有偶然性、风险性;行为则可以统计学规律来预测,是一种可重复进行的活动。政治行动独一无二地留下一种永久的和客观的人之产物,它是一个人显示“他是谁”(who is he)的活动。“人们在行动和言说中显示他们是谁,主动展现他们独一无二的个人身份,从而使他们显现于人类世界中,而他们物理(或身体的,physical)身份的显现则无需任何这类凭借自身独特形体和嗓音的活动。”言行的彰显需要他人在场,是一种交互主体性活动。政治领域直接出自这种交互行动,人在其中获得自由,因而“行动”不仅与公共世界有关,而且就是构成公共世界的本质活动。除此之外,行动者还需要历史学家、说故事的人、艺术家等以故事、艺术、纪念碑或其他人造物的形式来确保其业绩的不朽。
阿伦特认为,苏格拉底之后的整个西方政治哲学都潜藏着现代世界异化的根源。政治哲学传统自柏拉图起就把沉思生活置于积极生活之上,不仅积极生活遭到贬低,积极生活内各种活动的等级秩序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区分和注意;近代西方主体哲学的兴起和主体自我的膨胀则使此暗流涌现出来:一方面根据制作来理解劳动,并赋予劳动无上地位,由此产生了人能创造一切的“自我膨胀”感,甚至是
能随意出离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地球、世界。另一方面,人们对主体自我的关注超越了一切其他关切,进而转入内在生活,逃离世界。其结果就是二十世纪人类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极权主义统治。在极权主义统治看来,只要遵循所谓“普遍历史法则”,人就无所不能;但同时人们又丧失了协同行动和言行共享的能力、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而变成整齐划一的孤立化原子。一个共同的世界失落了,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世界,“我们的生活将失去自我参照点,我们的身份得不到维持,我们的行动不再能变成故事流传,我们也因此而像自然一样无穷循环,变成了无限流变的一部分。世界是我们实在性的试金石:在那里,我们与他人共在,我们的经验能变成别人共享的客观经验,我们的意义能被别人确证,我们的自我同一性通过交互主体性的承认而得以保持。只有通过和别人共享经验,即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公共世界中,我们自身和世界才具实在性。”世界的异化侵蚀了政治的基础,这即是现代性危机的最深层指向——政治的危机,而政治在阿伦特看来不是生存的结果,而是生存的条件,政治的危机所指又是人之存在的危机。因而,要重建和恢复公共领域与政治的尊严,其前提就是重建一个稳定持存的公共世界。公共世界的构造归根到底即是唤起人的行动。在阿伦特看来,虽然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颠覆了柏拉图以来重“沉思生活”轻“积极生活”的政治思想传统,但马克思始终是根据“非行动的生活”,即“劳动”来理解政治,因而没能理解真正的政治生活和现代异化的本质。
诚然,马克思虽然把人的所有活动都归于‘劳动’名下,“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但劳动不只是生产生活必需品和有用物的“生产性”活动,劳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是创造世界和自我确证与自我实现的活动。在异化条件下,劳动才变成满足纯粹物质需要的手段,变成压迫、剥夺和否定人的力量。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这一特殊阶段的产物,其根源就在于私有财产下的资本主义体系。异化的克服不是回到前资本主义状态,而是要辩证地既保存又扬弃,即废除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和雇佣劳动以及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未来理想社会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且也是全面发展的社会化的个人,是人的“类本质”或“类存在”的实现。劳动成为人的自我实现的活动,人的“生活的第一需求”。阿伦特由于不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仅仅从“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这一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因而既没有理解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丰富内涵,更没有理解马克思从人类历史发展角度对异化的批判深度。
但阿伦特与马克思对现代异化的反思都是出于对现代人的存在和自我实现之危机的担忧。近代产业革命把劳动提升为一切价值的源泉,在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人和世界却逐步丧失了存在之根基。在此背景下,阿伦特基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划分,反思了现代异化的根源及其表现形式。而马克思的时代,由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出现。私域与公域的严格区分已不再可能,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对人类生活所造成的灾难就成了马克思关注的中心,他对异化的批判就是对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人之生存境况的批判。由此看出,阿伦特与马克思所关注的核心都是:什么使得真正的人的生活成为可能?怎样才能实现人的本真存在?虽然两者的解决方式不同:阿伦特以一种静态的生存结构分析来描述本真之生存状态应该如何,而马克思是以历史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待现代异化及其扬弃;面对现代社会的现实,阿伦特所寻求的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马克思则畅想了未来的理想社会。
阿伦特强调行动之“客观维度”而批判任何形式的主体主义,甚至批判马克思不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如乔治·凯特伯就认为,阿伦特对沉思和行动的严格区分以及她对人的主体意识的规避,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限制了她自己的政治概念。“阿伦特坚持真实自我在政治领域中的显现是与政治领域的公共本性相矛盾的。人心最内在的东西只有在经过某种无意识变形后才能转为公共显示。”
然而,马克思对人类生活“物化”、“神秘化”以及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均强烈显示出他对主观主义的抵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人与动物生活的区分和阿伦特认为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就在于人创造了客观世界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事实上,马克思关于当人开始掌控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世界,人就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了的观点,强调的乃是物质世界之生产的首要性,而非人的主体性作用:“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但马克思对客观性的强调与他肯定人之主体性密切相关。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就在于“动物与其自身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人与世界之间有一种以劳动为“中介”的意识关系。因此与客观世界的疏离必然内含着与自我的疏离,客观世界不能与意识分离开来。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人的存在就在于人们有能力做他们所希望做的任何事情,而不必成为那一类型的人——猎人、渔夫、批判家等等,这与阿伦特坚持认为人行动之意义就是在行动中显示出他是“谁”,而非他是“什么”显然是一个意思。阿伦特强调人之行动的一个重要面向就在于,行动使人避免于专注自身和用现成的、固定的范畴来理解自身。一旦这样做,人就失去了其“特有的独一无二性”,而这显然也是马克思所赞同的。可见,尽管阿伦特与马克思都批判主观主义,但他们又都肯定了人之主体性的能动作用。这集中表现在他们都认为只有人自己才能克服异化而重新获得已经失落了的世界。阿伦特在其晚期著作中就明确提出,“思考”(thinking)是抵制盲目服从极权主义统治的唯一保证,并且独立地思考和判断是每一个人的责任。马克思也认为,只有人类自己才能重获他们自身的世界。“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可见,马克思与阿伦特呈现出某些相容性:两人都关注世界现状,努力阐释如何使世界更适合于人的生存,坚持认为只有人自己才能重获他们的世界,确保世界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可居住的;真正的人的生活是比被生物性统治的动物生活更高级和更饱满的生活;这两位理论家都把自己呈现为唯物(“物”)主义者,但两者又确实为思考的积极作用、为主体性意识留下了空间。
阿伦特与马克思都强调人的交互主体性或社会性,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这对现代社会中日渐冷漠的人际关系和盲目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无疑是一种警醒。阿伦特以现象学方法对马克思异化理论所做的生存论诠释也为我们拓宽、深化了理解马克思思想的视野。她对“世界异化”的分析从生存论上把握住了异化之本质就在于人“在世存在”这一根基之丧失。这一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现代异化的表现形式,并为如何克服异化提出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方法。但阿伦特由于始终坚持自己的生存论概念框架,并把涉及社会经济的劳动和工作摒除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及其劳动的实际复杂情况,因而其异化论又是不够全面的;马克思立足于现代社会现实或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对劳动的分析更符合现代劳动和劳动者的本质特征,劳动从“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到“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历史辩证发展,对于解释人的存在和发展也更具合理性与现实性。(责任编辑:余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