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其学术性与现实性就以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方式紧密交织在一起，因为马克思哲学革命在于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过程中，学术性和现实性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脱离，学术研究甚至一度成为现实工作的注脚。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历史不同阶段的考察和比较，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不能不在现实基础上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也不能没有学术升华，其经验与教训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学术性；现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1.016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探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传播大抵始于19世纪40年代，那时俄罗斯社会落后而动荡，由于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俄罗斯在与西方国家的冲突中连连失败；而封建沙皇的专制统治与农民、城市平民及新兴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社会革命一触即发。这时候，已经有不少知识分子熟知马克思哲学文本，但马克思强调村社解体和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发展不可避免，这与处于革命运动高潮的民粹派的幻想——通过俄国农民村社直接跳跃到社会主义——相冲突。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民粹派就村社问题多次向马克思请教，1881年2月16日，维•伊•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俄国对农村公社的意义问题进行着激烈的争论，“要是您肯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是您肯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这种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那么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1]。直至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民粹派遭到失败后，俄国人才真正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883年9月，普列汉诺夫等在日内瓦建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并明确宣布其首要任务是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俄文版随之出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对世界观、认识论、哲学史等方面的学术研究都达到了很高水准，应该说，他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去世之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文本”尚未发表，普列汉诺夫能从已发表的著作中挖掘出“主体”范畴，着重从主体出发理解世界，初步具有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行动（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合规律的活动）向辩证唯物主义者说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历史发展。全部它的实践哲学归结为行动。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2]。普列汉诺夫之所以能够在理论著述中取得巨大成就，与他在国外长达30多年的流亡生活有关，有充分的时间从事理论研究使他成为视野开阔的理论家。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所做的工作与普列汉诺夫不同，他时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摆在首位，并从俄国革命实践的具体情况出发，有选择地深入研究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指导性的列宁主义。基于社会现实，列宁更多地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武器，一方面向封建的国民“灌输”唯物论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另一方面特别强调哲学的党性和战斗的唯物主义，因为在落后的俄国发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与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做长期不懈的斗争，而哲学正是在理论上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阵地。因此，列宁比较重要的哲学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和《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都是依据现实的革命斗争面临的具体任务而进行的研究。可以说，革命实践使理论得到深化和发展。
1917年，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哲学”诞生。“所谓‘苏联哲学’，更准确些说，实际上指的是苏联时期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统治地位）的那种‘哲学’，即所谓的‘官方哲学’或‘主流哲学’”[3]。“苏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的完成，这种哲学形态并非全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其一，“苏联哲学”靠强大的政权确立起来，首次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它的使命就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方针政策做论证；其二，由于俄罗斯民族急功近利，不求甚解的文化性格以及苏维埃政权刚建立起来的内忧外患的局势，导致“苏联哲学”只是从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选出能够解燃眉之急的论点的集合，始终未能深入把握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精髓。
应该说，“苏联哲学”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即“教科书体系”。这一体系的确立经历了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首先，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内，苏联理论界的氛围相对宽松，苏维埃政府积极支持系统地收集、出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苏联哲学家还根据自己的研究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相关的文章和书籍。例如，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广泛收集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基础上开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该文库先后发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自然辩证法》、《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首次发表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部分）；1924年开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2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问世。在各种研究著作中，比较重要的有：Н•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阿多拉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提纲》；Õѕ蒂缅斯基的《辩证唯物主义引论》；Б•Э•贝霍夫斯基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纲要》等[4]。可见，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其次，20世纪30年代初，由М•米丁和И•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出版。这部教材依据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体系的形式，成为“教科书体系”哲学的“雏形”。正如米丁所说：“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分法被人接受，流传下来了。”[5]1938年，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以《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名出版了单行本，从而为“教科书体系”定形。这本小册子不仅突出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最高权威”的身份，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简单化、绝对化和政治化，真正成为“政治的婢女”。
二、“教科书体系”与“人道主义”问题
“苏联哲学”的“教科书体系”是近乎彻底的政治化哲学。“教科书体系”形成之前，苏联哲学界通过三次斗争将哲学政治化。第一次斗争是在哲学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苏维埃政权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人”驱逐出境，被视为“敌人”者主要是俄罗斯宗教主义者、人格主义者、直觉主义者、存在主义者等。第二次斗争是机械论派和辩证法派的论战，机械论派贬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将哲学虚无化。以А•М•德波林为首的辩证法派高度强调哲学的意义：“哲学总是在为科学提供普遍的、指导性的思想和原则。如恩格斯所说，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至今都在管理着自然科学。”[6]第三次斗争是批判德波林，因为他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但脱离政治需要把哲学主要作为学术问题来对待。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在就“哲学战线上的形势问题”进行的“谈话”中，把德波林学派定性为“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和“走上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认为“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背离，即使是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都具有政治意义”[3]。经过这些斗争，“苏联哲学”再无纯粹的学术研究可言，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理论注脚。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在现实的斗争中存在。
“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教条主义倾向使其偏离了马克思哲学“文本”中蕴含的“批判性”。“教科书体系”形成之后，与政治化相应，“苏联哲学”界开始走上颂扬斯大林并为斯大林哲学著作注释之路。尽管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新的贡献，但他的哲学思想中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是明显的。可由于当时苏联社会的个人迷信作祟，斯大林的哲学被视为金科玉律和绝对真理，哲学工作者不能也不敢提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立见解，不能也不敢进行学术争论，更不能和不敢触及真正的现实问题。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即“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7]，被单向度地忽略了。在“苏联改革”之初，苏联哲学家曾反思道：“想不出有哪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它（哲学）解决的。”[3]不仅如此，“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从未解决其自身的重大问题，没有从学术上完成创新的理论使命。
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与整个苏联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相适应，“苏联哲学”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人道化过程①。这一过程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有着社会政治的外在需要及哲学发展的内在诉求的深刻原因。一方面，在于苏共的《人道主义纲领》的提出和对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做了近乎彻底的批判和揭露。尽管此前对斯大林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种种不人道做法的批评已经开始酝酿，但是，当这份《秘密报告》家喻户晓之时，“一边倒”的批判掘开了人们的思想大坝，原居主流的哲学观念受到强烈冲击，人道主义呼声日益高涨。直至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明确打出人道主义的旗帜。1967年，勃列日涅夫提出苏联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如何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成为重要课题。理论界一致认为对共产主义新人的培养是重中之重，此后，极大地推动了“苏联哲学”对“人道主义和人的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随着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与西方国家交流的加强，也使苏联哲学界有机会接触以弘扬主体性为基本倾向的近现代西方哲学。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和东欧国家掀起的人道主义思潮极大地影响了“苏联哲学”的发展。例如，从本体论研究向认识论的转变，自然辩证法的人道主义转向以及全球性问题的研究，等等。
这样，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出版了大批关于“人道主义和人的问题”的专著和论文集。20世纪70年代，苏联哲学界权威的《哲学问题》杂志多次举行“圆桌会议”，力求哲学家和具体科学领域的科学家合作，从多学科多角度开展综合研究[8]。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仅成立了“人科学全苏跨学科中心”和“人研究所”，并制定了适用于全苏联研究机构的《人•科学•社会综合研究》大纲。据统计，仅在1983—1987年间，苏联哲学界出版和发表了相应的研究著作和论文1 263部（篇）[9]。
表面上，从“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到“人道主义”的多元研究，似乎实现了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结合，但其本质上仍然未能摆脱为政策做注脚的命运，非常明显的是，20世纪80年代对“人道主义和人的问题”的研究之所以能够达到前所未有的热度，是为了迎合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民主化”的政治宣传。因此，“苏联哲学”的人道化过程是受政策导向和政府意图制约的，其研究的课题也是在指定范围内进行的，这使其研究不能够在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气氛中进行。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生成过程，人道化了的“苏联哲学”影响了整个社会，造就了“60年代人”，他们是自1985年开始的“苏联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解，对“苏联改革”的基本方针即“民主化”与“公开性”的过度宣传和推行，导致“改革”失败及苏联解体，最终导致了“苏联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的两种理论样态，即“教科书体系”和苏联式的“人道主义”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弊端，都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客观反映。前者将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哲学体系化为行动中固守的教条，任何个性化的解读或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都被视为悖佞之举，这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质上是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反映；后者无视“现实的个人”的社会实践，将“人道主义”甚至思辨层面的“人”的“自由”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为重要的理论特征，这是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单向度接受。上述两种理论样态在现实性和学术性的侧重点上尽管有所不同，但都不是基于马克思整体“文本”的时代解读，这是“苏联哲学”在学理层面的问题之所在。
三、当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
其实，在“苏联哲学”终结之前，苏联哲学家已经意识到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学术性与现实性呈现出严重的脱离。例如，莫斯科大学函授学院教研室主任А.В.哈恰图良认为：“如果简单一点说，其原因在于哲学变成了政治的婢女并因此而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身。当然，哲学是有党性的科学，它不能不和政治以及党的政治方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哲学的党性是一回事，哲学对政治的服从是另一回事，哲学服从于政治必然对哲学，同时也对政治，带来十分有害的后果。”[10]“哲学与生活”及“哲学是不是科学”的讨论较为全面地涉及了这个问题。
“苏联哲学”终结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苏联解体前后，整个俄罗斯社会的西方化色彩极浓，很多人对“苏联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乎持全盘否定的态度。1993年以后，由于俄罗斯的资本主义产生了在西方发达国家似乎已被遗忘的巨大的贫富差距，全盘的西化并没有带来全民的幸福，社会思潮开始发生转向。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往日的特殊地位，在俄罗斯哲学界已经“边缘化”、“隐性化”，但俄罗斯人不会完全排斥它，而是结合俄罗斯的客观现实，将其作为世界哲学的一个流派更加理性地研究和对待它。
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和生活实践，以客观的态度阐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见解，在创新中坚持马克思主义，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树之论。
比如，当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В.М.梅茹耶夫对理解什么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有独到的见解。梅茹耶夫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所体现的不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式的对立，确切地说，应该是文明与文化的对立。文明主要指社会的物质生活，以财富的增加为中心；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达到了人类文明史的最高水平。文化则指的是社会的精神生活，以人的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为中心；物质极大丰富的资本主义在文化和精神上是失败的。此外，整个文明史是人的社会分化的历史，文明只是抽象地把单个的个体结合在一起；而文化注重人的个性，每个人都全方位地与他人交往。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体现为资本主义这一文明发展最高阶段与作为进入历史无限性的、文化发展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所以，他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概念的核心内容是人，是人的精神生活、人的个性、人的交往和摆脱了物质追求的人的自由[11]130-145。其次，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В.С.斯焦宾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技术文明的产物。技术文明的基本特点是，由生产等活动领域技术的更新引发社会联系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清楚地表现的未来发展方向。因而，由技术文明所确立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向世人揭示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结构改变之间的联系。马克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认识到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运用它分析社会发展史，提出唯物史观和社会形态学说。最为重要的是，斯焦宾还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对唯物史观加以发展。他认为，正像生物遗传学所表明的，决定生物进化的与其说是外部的自然界，不如说是生物的遗传物质——DNA的代代相传。那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是从宏观上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历史发展的合理描述，体现了技术文明的特点；但马克思缺少对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内在机制的把握。按照斯焦宾的理解，应该揭示出社会遗传的密码即文化，而文化“决定着不断得到更新的社会经验中哪些东西可以转交给下一代，哪些不可以转交给下一代，……它们将决定人们的行为、交往、活动主要由哪些范例、知识、信念和价值取向来控制，它们将建构人们的社会生活”[11]213。
此外，Т.И.奥伊则尔曼、В.С.谢苗诺夫、А.С.丘马科夫、В.伊诺泽姆采夫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哲学努力，他们开阔的理论视野充分体现了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审视张力。
纵观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历史进程，应该不难看到，其学术性与现实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代中国马克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引进与传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条运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逐渐将“实践的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重要的特质，实事求是地肩负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现实使命，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尽管这种创新和应用尚有未尽完善之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指向还是较为清晰的，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不同，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逐渐成熟，能够“以人为本”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实践张力，当然，这种实践张力的把握还有待于在“文本”领悟与时代应用中日臻完善。
注释：
① 应该指出的是，“人道主义”倾向仅仅是“苏联哲学”的一种趋势，人道主义在苏联始终未能够占据主导地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一直都是苏联的官方哲学。随着1985年“苏联改革”的开始，哲学家们试图建立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导致了对整个“苏联哲学”甚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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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文 格）
Between “Academics” and “Reality”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m Russianizing
YAO Ying
(Contemporary Marxism Research Institute,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Beijing100036,China)
Abstract：From the nativity of Marxism philosophy, its technicality and reality had interlaced together by the fashion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mbination tightly,for the revolution of Marxism philosophy was the reverse to metaphysics.In the course of Marxism philosophy Russianizing, technicality and reality appeared a variable degree of separation,academic research even turned into footnote of work once a time.Through researches and compares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 of Marxism philosophy Russianizing,the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at not only Marxism philosophical technicality cannot but exhibit in the base of reality,but Marxism philosophical realitycannot but sublimates with academics,its experience and lesson has profound inspiration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research certainly.
Key words：technicality；reality；Marxism Russianiz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