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起源于贵州，席卷于明代中后期的整个中国，引领出明末东林党的讲学之风，其影响远达于日本等国。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辛亥革命，都吸收阳明心学一些有用的思想资源。阳明心学对五百年的东亚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阳明心学起源于贵州
明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因忤权阉刘瑾而谪戍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他在生死边缘之际，潜心探究圣贤之道，终于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于是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学说。第二年（1509），他又在贵阳形成“知行合一”学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标志着阳明心学体系在贵州初步形成。通过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接触，王阳明找到了自己曾经苦苦追求的问题答案，那就是圣人如何可能，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圣人。这正是王阳明学说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王阳明以自己人生的艰难遭遇，终于在民风淳朴的贵州，成就了中国儒家思想史上一个新的高峰——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体系包括三大组成部分，即“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即理”就是将外在的“天理”收归于内在的“心”，也就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万物一体，一归于心，避免了内与外、心与理的分裂和隔绝。“知行合一”是王阳明针对明代知而不行、知行分离的社会风气而提出的救病之方，“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知假知”。“致良知”是王阳明教人如何达到圣人境界的一种方便法门，即顺应内心的“良知”而行，将“良知”扩充于天下万事万物，则人人皆可成为圣人。阳明心学以通晓简易的方法，打破了只有少数精英人物才能成为圣人、朝廷就是权威的神话，否定了外在天理和权威的束缚，挺立了人的主体精神和自由意志，对从宋代以来已达500年之久的官方正统思想——程朱理学提出了严重挑战，这在中国和世界哲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作用。
王阳明在贵州形成的阳明心学，不仅奠定了他作为世界一流原创性思想家的地位，而且还将贵州推向了“王学圣地”的宝座，他也因此被称为“黔学之祖”。故明代江右王门郭子章赞：“海内谈圣学，半宗余姚；余姚之学，成于龙场”。清初黄宗羲说：“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而求诸心……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顾炎武说：“文成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后，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梁启超说：“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样，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总结，吐很大光芒。”清代学者翁同书云：“黔学之兴，实自王文成始”。民国贵州学者陈矩称：“终明之世，吾黔学祖，断以文成为开先，信不诬也！”
阳明心学席卷明代中后期的整个中国
阳明心学从贵州起源之后，很快成为一种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新思潮，与朝廷推崇的程朱理学形成平分秋色之势。王阳明随处讲学，其门下众多，弟子形成黔中、江右、浙中、楚中、闽粤、南中、北方、泰州八大王门学派。虽然朝廷在王阳明逝世之后（1529）将心学定为“伪学”，并禁止天下学子讲习，但王门弟子不为所动，特别是在王阳明龙场悟道和最早讲学的贵州地区，黔中王门弟子更是建立了天下王门最早的阳明书院。他们还重修龙岗书院、文明书院，新建正学书院。在当时全国禁毁阳明心学的背景下，黔中王门弟子率先掀起了以四大书院为中心的心学讲学运动，表明阳明心学在贵州已经完全深入人心。至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由于王阳明众多弟子掌握朝廷和地方大权，朝廷最终恢复了阳明的爵位，准许传播心学，阳明心学成为一股巨大的思想潮流遍及海内。心学所及之地，上至高官学者、下至贩夫走卒，人人皆畅谈心学。故《明儒学案》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
在明代中后期的八大王门学派中，值得特别强调的有：
黔中王门。当年在龙岗书院、文明书院亲听王阳明授课的贵州学子就达数百人，其中以陈文学、汤冔、叶梧等为主要代表。黔中王门首得风气之先，首传阳明心学，对王阳明早期心学思想的传播和贵州文化的发展都作出重大贡献。他们掀起几次大规模书院讲学运动，延绵百年，蔚为大观，先后形成四代弟子群体，出现五大王学重镇，将心学传播到贵州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明代贵州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
江右王门。江西是王阳明做官和讲学最久的地区，前后长达11年之久（1510—1521），在江西形成了以邹守益、聂豹、罗洪先、刘两峰、邹元标等为代表的江右王门，这是人数最多的王门后学学派，其中不乏数代相传的阳明心学世家，学术纯正，识见高明，有“王学正宗”之誉。《明儒学案》称：“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意”，“阳明之道赖以不坠落”，“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
浙中王门。浙江是王阳明家乡，王阳明晚年曾因遭到谗言而回乡闲居，浙江学子数十人拜王阳明为师，最后培养出以钱德洪、王畿、季本、黄绾等为代表的浙中王门，其中尤以钱德洪、王畿两人最为著名。1528年，王阳明奉命出征广西思田之前，曾在天泉桥将其一生学术宗旨总结为“四句教”，钱德洪、王畿各自加以发挥，形成“四有”和“四无”两派。阳明心学开始出现分流。
泰州王门。泰州位于今江苏东台安丰，这一学派以盐丁王艮为代表，其下传人有王栋、徐樾、赵贞吉、颜均、何心隐、徐阶、李贽等，这些人物身份相差极大，有的是平民、有的是高官，正是这一学派，到处建立书院，随处讲学，将阳明心学流传于天下，并突破藩篱、渐行渐远。《明儒学案》称：“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复名教所能羁绊。”泰州王门的出现，表明阳明心学进入到最后的鼎盛时期，并引领出明末著名的东林党讲学之风。
王阳明心学对东亚世界的影响
阳明心学早在王阳明在世时就传到日本。阳明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6-17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有了庵桂悟、中江藤树、熊沢蕃山。了庵桂悟（1424-1514）是日本著名高僧，他以80多岁的高龄亲自到浙江拜访王阳明，并将心学著作带往日本，可惜很快去世。其后的学者中江藤树、熊沢蕃山继续研究和传播阳明心学，形成了著名的中江学派。第二阶段是19世纪中期，代表人物有大盐中斋、佐久间象山、佐藤一斋、横井小楠、吉田松阴、高杉晋作、西郷隆盛等，他们以阳明心学为旗帜，要求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最终发动武装倒幕运动，为日本“明治维新”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伊腾博文、东乡平八郎为代表，他们一方面学习西方先进知识，一方面将阳明心学作为思想动力，掀起“明治维新”运动。作为日本海军大将的东乡平八郎，甚至将“一生俯首拜阳明”、“明明门下走狗”制成牌子，随时挂在身上。他率领日本海军在10年之内（1894—1904）打败大清帝国北洋海军和俄罗斯帝国远东舰队，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和世界强国。1904年，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天皇就立即派出皇家代表团，由日本宗亲岩原大三、日本东宫侍讲文学博士三岛毅，偕驻中国武官高山公通等一行共6人，前往贵州瞻仰阳明遗迹。三岛毅题诗并勒石成碑，诗云：“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该碑竖于贵阳东山阳明祠，“足以表海外景仰之意”。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皇家代表团的“阳明朝圣之行”，对中国产生极大震动，中国青年纷纷“以日本为师”，努力探求日本强国之道。谭嗣同、章太炎、宋教仁、陈天华、蒋介石等研究并“服膺”阳明心学。他们有的还亲自前往日本留学，学成归国后活跃于中国社会各界，成为辛亥革命前后和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阳明心学是明代中后期发源于贵州、笼罩于中国的一种新思潮，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人格精神，刺激了中国思想的活跃。阳明心学传到日本之后，成为要求改革日本社会现状的强大思想武器，促成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这给中国青年极大激励，重新研究阳明心学，并纷纷前往日本留学，中国出现了新一轮研究阳明心学的热潮，对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都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这样说，阳明心学不愧是500年来对东亚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在世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作者系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