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系，慕尼黑80992
《善恶的彼岸》第一章是一条从形而上学回到灵魂学的道路。形而上学家遗忘了真理之爱必不可少的前戏，尼采继康德的认识论批判之后，提出真理与生命的关系问题，对形而上学展开灵魂学批判，其实质是对柏拉图主义的柏拉图式批判。灵魂学打破“我思”、“我愿”等灵魂原子，揭示了灵魂的权力意志结构；同样，只有从灵魂学层面出发，权力意志概念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权力意志的灵魂学重新打开了通往道德、政治、科学、宗教和哲学等诸种基本问题的道路，尤其更新了哲人的自我认识。只有权力欲的哲人必定沦为教士，而仅有求知欲则只能沦为学者。哲学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哲人是以真理之爱为母、以权力意志为父的灵魂类型。权力意志的灵魂学重新张开精神之弓，为现代性的克服开辟了道路。
尼采；《善恶的彼岸》；灵魂学；权力意志；现代性
B516.47A000109
作为“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善恶的彼岸》必定要以“哲学的改造”为主题，因为任何一种“未来哲学”的提出，都意味着对过去“哲人们的诸种偏见”进行彻底的反思，并通过这种反思来重建可靠的地基，来展开“未来”的维度。《善恶的彼岸》因此是一部革命性的作品，而哲学的革命又关系到“未来”的生成。因为单纯的时间延续并不足以构成历史，尼采在现代性中恰恰看到了历史终结的可能性——虽然时间还在延续，但人类已经失去了超越的欲望，已经不再奋力张弓，不再是一支射向未来的“欲望之箭”。在历史的终结处，尼采看到的不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或自由人的联合，而是了无意义也不再寻求意义的末人。①现代性的危机是意义的危机，是“目标”②的缺失或“永恒争执”的遗忘，是生命在失去了终极关怀之后，仿佛一盘散沙，零落在生产和消费的日常重复，失去了“精神的困迫和精神之弓的全部张力”③。现代性危机的实质，在尼采看来，是哲学和宗教的危机，并且归根结底是哲学的危机。④ 作为“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善恶的彼岸》要以哲学的改造来终结历史的终结，来批判和克服现代性。后来，在《瞧这人》中，尼采明确地把《善恶的彼岸》称为“一种现代性批判”：“这本书（1886）在所有的根本点上都是一种现代性批判，各门现代科学、现代艺术，甚至也包括现代政治……”KSA6，第350页）
在前言和终曲之外，《善恶的彼岸》共有九章。其中题为《警句与插曲》的第四章又将全书分为两个部分。前三章的主题是哲学与宗教，后五章的主题是道德与政治。有关全书结构，可参看施特劳斯的分析（Leo Strauss， “Note on the Plan of Nietzsche’s Beyond Good and Evil，” Studies in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176）。当然，后五章同样关乎哲学，只不过论域发生了转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学者”独成一章，而艺术则被散论于各处。《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部也共有九章，其中第四章专论艺术。在后期尼采那里，狭义上的艺术似乎失去了独立性（狭义上的艺术主要在第八章《诸民族与国家》得到讨论）。 全书之所以涵盖如此广泛，是因为哲学的改造必然涉及全部精神领域。换言之，只有完成了全部精神领域的改造，哲学的改造才算完成。如果在此意义上把全书称为广义上的哲学改造，那么第一章和第二章就构成了狭义上的哲学改造，狭义上的改造为广义上的改造奠定了基础。其中，第一章《论哲人们的诸种偏见》完成了从形而上学回到灵魂学“Psychologie”一般译作“心理学”，可在尼采这里，更应译作“灵魂学”。首先，尼采主张不要废除而要改造灵魂（Seele）概念，他的改造要将灵魂的整全和灵魂内部的秩序纳入视野，这使得他的灵魂学回到了希腊文“Psyche”的原义，即回到了古老的灵魂而不是现代的心理概念。其次，在尼采的时代，现代心理学尚处萌芽，弗洛伊德在尼采之后才发展出心理分析，而汉译中的心理学一般对应这个意义上的现代心理学，与尼采的“Psychologie”相差甚远。最后，尼采的“Psychologie”不仅强调对灵魂的分析，而且强调对灵魂秩序的构造，颇有心性之学的味道，灵魂学也比心理学更能兼有这一方面的含义。 的道路，转换了哲学的提问方式和观看视角；第二章 《自由精神》在此基础上聚焦于哲人灵魂的殊异，以灵魂学的方式探究哲学生活的政治意味，为未来哲人命名。本文只把论题局限于《善恶的彼岸》第一章，将通过梳理第一章的形而上学批判，阐明尼采的灵魂学概念，并说明灵魂学如何能够重新张开精神之弓，为哲学生活奠基，为现代性的克服开辟道路。
余明锋：从形而上学回到灵魂学
一、 形而上学的前提与真理之爱的前戏
“假如真理是一位妇人”，前言的这个戏谑性开头不仅为“序曲”定下了尝试和诱惑的基调，而且也已经包含了其形而上学批判的核心要点，即形而上学家虽然渴慕真理，却不解真理的性情。他们带着“可怕的严肃和笨拙的纠缠”去追求真理，想要急切地直奔主题，因此而忘记了决定性的“前戏”。副标题中的“Vorspiel”是一语双关，既是音乐性的“序曲”，也是情爱中的“前戏”。理解这种一语双关对于理解全书的构造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他们不懂女人，是糟糕的求爱者。尼采在此戏仿康德，把形而上学家称为“教条主义者”。尼采的“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同时影射着康德的“一切能够作为科学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种”反衬着“一切”，德语词“Vorspiel”（序言/前戏）的游戏味道反衬着拉丁语词“Prolegomena”（导论）的严肃神情。康德把“纯粹理性批判”视为“一切能够作为科学的未来形而上学”的必要前戏，可在尼采看来，康德仍然是位教条主义者。首先，他的现象与物自体区分，在根本上仍然停留于形而上学的二元结构（《善恶的彼岸》，第10、11节；KSA5，第2226页。《“真实的世界”最终如何变成了寓言》，见：《偶像的黄昏》；KSA6，第80页）；其次，更重要的在于，他没有真的挖掘到教条主义的道德地基，并且自己也受着道德动机的指引，进行纯粹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建设：“为了给他的‘道德王国’腾出地方，他觉得有必要去设定一个不可证明的世界，一个逻辑的‘彼岸’——正是为此，康德才急需他的纯粹理性批判！换言之：要使‘道德王国’不能被理性所攻击，最好不能被理性所把握，如果这一点对于康德而言不是比其他一切更重要的话，那么纯粹理性批判对他来说就不是必需的啦。”（《曙光》，前言，第3节；KSA3，第14页）换言之，康德的“前戏”太过严肃，仍然带有教条主义性质，他没有就自己的道德诉求本身作一番“前戏”，而道德问题正是尼采的“前戏”所要审查的内容。 他们没有预先对地基进行足够的勘查，就开始建设雄伟的形而上学大厦，结果只能在怀疑主义者的攻击下倒在废墟之中。然而，形而上学的终结并非哲学的终结。尼采和百年前的康德一样要改造哲学，要把哲学从教条主义迷梦中惊醒，可与康德不同，他的入手点并不是人类的理性能力对于康德的入手方式，尼采在不同场合作过简洁而深入的批判（可参看：《善恶的彼岸》，第11节；KSA5，第2426页。《曙光》，前言，第3节；KSA3，第13页）。如尼采所看到的那样，康德本人并不局限于认识论批判，他的批判有着深邃的道德意图。可后来的康德主义者们却将哲学局限于认识论，在尼采看来，这无异于哲学的自我阉割（《善恶的彼岸》，第204节；KSA5，第131132页）。认识论批判还只是哲学的工具：“批判者是哲人的工具，而且正因为如此，作为工具，他们自身还远非哲人！即便柯尼斯堡的那个伟大的中国人也只是一位伟大的批判者。” （《善恶的彼岸》，第210节；KSA5，第144页） ，而是人类的生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