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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道德运气是内在于真实生活世界并在实际上影响着我们的道德判断与评价。通过画家高更案例阐释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运气的复杂含义，并说明它与经济的关联。通过默克案例，分析与运气相关联的风险及其在特殊的企业伦理领域中的意义。最后，从三个方面说明道德运气对于企业伦理的影响。
关键词： 道德运气；道德风险；企业伦理
中图分类号： B82-053；F270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6）02023406
在日常生活中，当人们对一个行为进行道德判断时，通常是根据他不受运气影响的、甚至是反抗厄运所付出的努力及其结果。因此，直觉上，运气是悖逆于或至少是外在于道德的。而且，现代道德传统也假定道德不受运气的影响，认为道德是关涉控制、选择、责任以及赞扬与批评的合宜性问题，而运气是关涉失控、不可预测以及赞扬与批评的不合宜性问题[1]。然而，在真实的生活世界里，道德运气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场景中，即环境不在一个人的控制之内，但依然影响着人们对其行为进行正当合理与否的道德评判，或者说是，作为赞扬与批评合理性的道德归因。这不仅对传统的以控制能力为依据进行道德归因的康德式道德理论提出挑战，而且令现实世界中的行为决策者烦恼。这在当前的企业伦理领域表现的尤为明显。企业中的经理人要是放弃传统观点而接受存在道德运气的观点，经理将放弃主张因道德行为而带来的道德赞扬，而希望将该道德行为归结于经济价值；反过来，要是放弃道德运气的观点而接受传统的观点，他将或许不得不接受由于坏的道德结果而带来的道德批评，而这些结果主要是厄运带来的。这种“二难境地”促使我们不得不直视和深思运气与道德本性之间的某种深层关联。
为此，本文首先澄清一般意义上道德运气所蕴涵的复杂含义，以及它与经济的关联，继而揭示在特殊的企业伦理领域，与运气相关联的风险的意义以及道德运气对于企业伦理的影响。
一、道德运气的内涵
“道德运气”问题是由英国哲学家B.威廉姆斯在20世纪70年代末首先提出来的，随之，美国哲学家内格尔对相关概念和命题作了阐发。威廉姆斯最初以著名画家高更的故事为例来讨论道德运气问题：高更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有关可靠性的道德斗争，该斗争源于大多数人指责他是一个背信弃义、不负责任的人。高更受想成为画家的热情驱使，在决策与筹划的实际后果不可预测的情况下，放弃了证券交易商的工作，放弃了照顾孩子和妻子的责任，远航到太平洋上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塔希堤去追求绘画热情，后来，他成名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根据威廉姆斯，从传统的道德观来看，高更的行为不具备道德上的正当性。因为，第一，康德主义者认为，只有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然而，该“可普遍化的原则”在高更那里却难以实现。一方面，在其决定之初，他为了个人的自我实现而忽略了作为血缘和社会纽带的父亲与丈夫所担负的若干真实的道德责任，这在道德上无法得到正当合理性证明；另一方面，也无法建构一个正当性的道德法则事先对高更的行动计划进行正当合理性辩护。由此，高更在道德上具有正当合理性证明的唯一方式是成功。问题是，即使因为他的成功而得到了道德上的辩护，也只是事后追溯式的证明。[2]即，在后人眼中，或者至少是在高更完成了大量佳作之后才有可能，由此，他能否得到辩护便与运气联系在一起。
第二，从结果上看，功利主义者或许认为，其艺术对社会的有益程度超过了对妻子和孩子的牺牲，因此，其行为具备道德上的正当合理性证明。但稍加分析可知，也不能就此断言他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只是有争议地表明艺术价值比道德价值重要。
威廉姆斯进而提出，如果由于种种因素高更失败了会如何？比如，有的是内因所致（绘画天赋没有预期的那么高，意志力不够坚强等），有的是外因所致（沉船、给养不足、瘟疫、疾病、战争等）。威廉姆斯认为，如果他失败了，他在道德上便是不受保护的。也就是说，在传统的道德框架内为高更案例寻找避难所，是行不通的。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高更的成功取决于运气——他平安到达塔希堤，适宜的绘画条件，著名且有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的认同，等等——故而，其决策与筹划的道德正当合理性证明与运气不可分，相应地，其道德上的辩护也取决于道德运气。威廉姆斯尽管没有对道德运气下定义，但他作品中的高更案例及其道德分析足以引发对我们对于道德运气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显然，“道德运气”概念的提出，目的是为了反对以单一的理念去规整生活，并引发对康德传统道德观的反思，因为生活中有运气的存在，所以，“我应当，但我并不能够”。在这个意义上，内格尔对道德运气作了界定，“一个人所做之事的一个重要方面取决于超出他控制的因素，而我们依然一以贯之地将其当作道德判断的目标，这便称为道德运气”[3]。并将运气细分为四种类型：生成性运气，条件性运气，前环境性运气和结果性运气[4]。生成性运气影响我们是谁，我们与生俱来的原始东西，包括天份、能力、先天的性格等，比如，高更具有画家的天赋。条件性运气影响我们成为谁，塑造我们道德性格发展的各种因素，包括在成长过程中碰到的各种偶然因素，比如，高更不满意他的环境而希望检验其他的可能选择。前环境性运气是在我们即将做出决策或采取行动之前出现的未知事件。结果性运气影响我们的行为结果，有时结果并非是我们所欲求的样式，比如，高更成为一个成功的画家，但并未遭到别人对他的道德谴责。
以上表明，道德运气时刻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对某个人或行为做出道德判断和评价时，应该将行为者能力控制之外的一切不确定因素考虑在内。毕竟，运气确实影响着我们的道德判断和评价。
二、 道德运气与经济
在高更案例中，尽管威廉姆斯所描述的画家高更的“成功”未必包括经济上的成功，但作为一个画家，如果他在经济上成功了，能够让他为家庭提供的物质支撑与其作为证券经纪商时同样好甚至更好，在直觉上，高更也许会被视为少一些道德上的批评应得（尽管不能免除由情感和身体背叛带来的道德谴责）。这里，蕴涵着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道德运气与经济上的关联性。
现代道德传统认为，道德价值独立于其它形式的价值，否认道德价值与经济价值具有可通约性。有意思的是，高更案例清晰地表明，即使一个行为被认为是道德上有价值而在经济上无价值，道德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分离也是不完全的，经济责任（比如，支撑一个家庭）同时可能是道德责任。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企业伦理领域，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观点就是这种情形，把为股东创造财富当作合宜的首要管理目标，该经济目标本身就具有道德意义。
值得思考的是，在对弗里德曼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观的流行性批评当中，一个看似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增加股东价值是否是经理的道德责任”。事实上，这里，真正有争议的问题不在于简单地回答“是与不是”的问题，而在于增加股东价值是否是经理“排它的或首要的”道德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支持者主张经理有道德义务平衡受企业行为影响的团体的利益，包括而不只是局限于股东，他们强烈希望阐明“企业社会表现（即，道德上有价值的行为）与企业经济表现（即，经济上有价值的结果）是相关联的”。不仅如此，声誉管理理论者也假定，由“好的声誉”来提供市场奖励，好的声誉通常全部或部分是由伦理声誉构成的。
无疑，现代市场对于道德行为的奖惩方式这一事实本身，使得人们广泛地接受了经济与道德之间的内在关联。但是，道德价值与经济价值具有可通约性并非是完备意义上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更愿意相信“德性就是自身的目的，当然也就是自身的奖赏”[5]。许多明显的道德追求，比如教育、医疗以及艺术常常被认为具有相当弱的经济价值。同时，在经济上最有价值的市场追求，常常又不是最有道德的价值。这意味着，在经济生活实践中，道德判断与经济后果的关系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法免于运气的影响，比如，经济运气取决于道德运气，反之亦然。承认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关涉到在企业中，哪类行为值得奖励或惩罚，以及经济报酬如何分配的问题。毕竟，在企业中，奖励或惩罚形式通常是以经济方式实现的。
三、道德运气中的风险
承认道德运气的存在，另一个不可忽略的相关概念是运气当中的风险，它同样影响着我们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下面，以默克案例来说明道德运气中的风险。
20世纪70年代后期，居住在西非海岸和拉美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主要是穷人患上了或处于“河盲症”（盘尾丝虫病），致使人们奇痒难忍，很快变盲，该病既不能防止也无法治疗。美国默克公司威廉·坎贝尔博士，注意到公司销路最好的一种兽药有可能杀死盘尾丝虫，就向其上司罗伊·魏格洛斯提交备忘录，主张从兽药中研制一种治疗河盲症的药品。魏格洛斯，一名科学家同时也是该公司的经理，“面临着最困难的一个企业难题：如果他同意坎贝尔的请求，他也许承诺默克及其股东同意生产一个没有商业价值的产品；如果他否定坎贝尔的请求，他也许会葬送能够拯救数以百万穷人生命于瘟疫的药物”[6]。经过慎重权衡，魏格洛斯同意开发唯一能够阻止河盲症蔓延的特效药——异曼弗霉素，并免费发放给需要的人群。因为该努力，默克及其经理得到了企事业机构的形式上的声誉认同，也由于其良好的药效而获得了市场上实质的物质认同。
这里，假定将运气的因素考虑进来，将会是怎样的情景？可能会是另外的景象：比如，如果魏格洛斯居住在非洲或拉美另外一个遥远的地方，在那里，他会遇到比他曾经想过的（也许不比想象的多）多得多的即使努力也不可能成功的挑战。如果由于不确定的或者有争议的超出魏格洛斯控制的环境；由于不完全信息做出的进退两难的决定；由于基本的化学成分以及适应性问题，还由于这样那样的环境进化等因素，所研发的药物在早期就失败了，会如何？比如，如果默克员工反对异曼弗霉素的分配计划，会如何？如果异曼弗霉素中的止痛药——万络，在多年以后被揭示出对人体健康具有不可接受的副作用，又会如何？等等。不可否认，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会破坏或动摇魏格洛斯及其他人继续“做正确的事”这样一个信念，事情结果对魏格洛斯可能会相当地坏，如同前述高更事件。然而，事情结果对他们两个却是相当地好，引来了人们对其偏好以及劳动产品的赞美与褒奖。这部分是由于他们追求善事物的热情与努力，部分是由于运气对他们道德决策和判断结果的成功的影响。
表面上看，高更案例与河盲案例中的角色特征似乎具有某些类似，但令人吃惊的是，前者一直引起关于家庭与艺术之间道德张力的道德焦虑，招致对高更的道德谴责；后者尽管真正的道德张力是在股东与要求药物治疗之间，却引起了对默克行为的一致的道德赞扬。显然，这里，康德主义起了作用，对高更背信弃义的判断关注的是他看上去自私的动机，该判断与此概念有关，即对家庭义务的道德要求要比个人自我实现（或许是对于人类的艺术追求）来的更加直接和紧迫；而对魏格洛斯确定的道德判断中所包含的积极道德动机的假定，则与另一个概念有关，即河盲受害者的健康比默克股东的财富更紧迫。
然而，如果故事重述，对两者动机的判断或许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比如，前者更加强调高更对家庭的思念与愧疚，后者魏格洛斯是借河盲事件以实现改变紧张的公共关系为目的。当然，这无意表明魏格洛斯的道德地位不如高更，而意欲在一些似乎可靠的道德判断的真实性方面为两者特征的相似性创造一些可供怀疑的空间。事实上，认同默克案例还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该决策不只是健康之于财富的决策，而更是一些疾病患者的健康对抗另一些疾病患者的健康的决策，第二，默克阻止和治疗疾病的能力与其可持续的经济表现不可分。
由此，在我们实施计划的过程中，任何一个不可预测的事件都可能会妨碍目标的实现，这就预设了影响计划实现的未知事件的风险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运气既包括道德行为者可能没意识到的一些事件，也包括道德行为者知道且应该知道可能会发生的未知风险，它是道德运气的基础，因此，应该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7]。这里的问题是：我们要为自己的道德选择和行为承担多大的责任。如果由于我们知道计划存在着未知风险，那么，运气便不像我们或许认为的那样只是潜在地偶然。因此，我们应该为自己冒着的道德风险承担部分责任，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把自己的道德以及他人的福利置于风险之下。
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矩阵来分析期望、结果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
分析该道德风险的意义在于，可能的道德判断之间的差距在上半部分矩阵中要比下半部分矩阵中小的多。这意味着，预期成功可能性越低，道德风险就越高。比如：在魏格洛斯做决策时，如果拥有有用的信息和分析来宣称合理的高成功可能性，那么，即使该计划失败了，也是道德理解的对象。如果计划成功了，他将获得道德赞扬。由于高的成功可能性，道德风险相对就低。如果他突破艰难获得成功，我们则习惯于把他捧为道德英雄。完全相反的是，如果他不知道深入下去会有高的失败可能性，而浪费的资源可能用于别的更有可能成功的善的用途，更加可能的是，他将面临来自股东以及病人辩护者的合理的道德谴责。
当然，实际的道德判断，是依据我们对于“善”与“恶”的界定，以及对其结果的预期和成功的可能性做出的。划界的地方以及碰巧在我们控制之外的因素将影响我们的道德判断。根据事后追溯，在默克案例中，在魏格洛斯做决策的关头，对他而言，期望失败要比期望成功更理性。然而，实际结果却使魏格洛斯成了一个道德英雄（比如，他成为默克主席、CEO，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志），这个简单的风险调整分析表明，他将他自己以及别人的福利置于实际的风险之下，即事情可能会出现相反的结果。
需要强调的是，威廉姆斯主张的道德运气，意欲扩大被康德和功利主义狭隘化的善生活的概念，认为善生活是脆弱的，运气是道德的潜在障碍也是伦理的潜在价值，因此，不管好运还是厄运都应该“被视为内在于伦理生活的使我们生活有价值的一部分”[8]。功利主义，如同义务论，把理性的道德判断描绘成做决策或判断所包含的因素完全处于行为者的能力控制之下。这就是说，我们的判断应该只适用于结果是可控制的这个范围。但是上述两个案例表明，道德判断的合理合法性甚至适用于使道德行为者不能控制的运气存在的地方，即存在于一个决策做出之前，之中或之后。
四、道德运气对企业伦理的影响
如果说道德运气概念的提出，对现代道德理论有着深远的意义，它对企业伦理的影响同等重要。现代企业伦理被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的思考方式支配着，企业价值的认同路径，政策制定以及执行都根源于基于原则的，由倾向于表明关于对与错绝对判断的行为法则进行阐释的框架。企业的全球化，对学者和从业者阐释绝对标准的能力提出了挑战。思考道德运气问题并将之应用于企业伦理，也许不会改变我们的行为以及做出的每个判断，但它确实会影响我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企业决策中或者关于企业决策的道德判断中，运气以及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因素。同样以河盲事件为例，或许我们有好的理由，比如“人先于利润”，认为魏格洛斯以非传统的方式使用股东资金具有合理性证明。但是，这里有个限度——在实际的道德风险被假定的时刻，任何一个处于魏格洛斯地位的人都需要仔细研究的限度。从结果来看，河盲事件是完全成功的，但是，道德运气提醒我们也许还会出现其它结果，而且可供选择的结果可能会合法地影响我们的道德判断。也就是说，好的管理意味着冒着风险并做出公正的系统的决策。比如，比较两个机会，不仅评估相关的奖励是明智的，而且，评估更易招致失败与无常攻击的风险带来的似乎更大的奖励的可能性，也是明智的。有争议的是，企业伦理更多地强调严重依赖计算的生活以及量化的风险和奖励的道德危险——而不是强调善良意志的内在价值。
这里，道德运气的观点并没有把风险当成是对道德善良意志可能性的破坏性的威胁，也不认为可供选择的决策的战略评价以及风险评价方法的引进，在根本上与道德决策的制定不一致，而只是认为，诸多与伦理相关的问题，如，员工健康、环境福利、产品安全，更属于道德管理，而不仅仅是风险管理[9]。而且，道德风险的出现不应该阻止我们努力去做或寻找或发现贯穿于企业中的道德善，相反，厄运虽然使善生活承担风险，但它和好运一样也是必须的，丰富了生活最有价值的一些经历。同样地，道德冲突有时不因我们自己的错误而变成悲剧，不管是高更在家庭和艺术之间的抉择，还是魏格洛斯在股东和治疗疾病之间的抉择。由此，一方面，我们须承认易招致运气的攻击，另一方面，我们坚持对不可避免的风险做出控制，这或许是真实的生活全部。
第二，应承认并努力阐明道德运气的经济意义以及经济运气的道德意义。在终极意义上，道德运气是一个分析框架，即，在我们的道德判断和整个评价中应该同等程度地考虑运气和风险问题。由于在企业中，可能同时存在着运气和风险，那么，我们既应该考虑到由相关风险可能引发的道德失败，也应考虑到运气可能引发的道德成功。因此，一个成功经理的道德赞扬应得程度取决于道德运气（在他控制之外的环境），也取决于道德风险（对决定他成功或失败可能性的评估的可靠性）。
反过来，这种提醒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经济价值（为一个家庭或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可能蕴涵着道德价值，正如道德价值可能蕴涵着经济价值一样。在企业伦理实践中，类似的问题是，由经理补偿引发的道德问题。近年来，企业经理补偿日益遭到道德批评。典型的批评有两种：一个批评是公平性问题。即，赞扬与责怪的归因问题，或者是“根据表现支付报酬”。经理补偿包裹应该如何建构以只激励和奖励值得赞扬的表现，而对没能实现目标的经理则给予相当少的补偿？另一个批评是更基本的公正问题。在经济霸权的环境下，“人的价值”的绝对差别尤其难以反应出来，比如，具有一定价值的经理与普通市民之间的差别，那么，如何使得一般意义上的平等与善生活的框架相一致？这需要一个公正的评价框架。
经理补偿的这些批评既互相区别又互相缠绕，反映了这样一个相关的问题：补偿依赖于表现图景、财富和与财富有关的机会中绝对的、巨大差别的合理性证明的问题。因此，在这里，道德运气是正在讨论的善生活中两股具有竞争性力量的产物：一方面，环境在道德行为者控制之内，道德责任归因的明显必要性。比如，根据表现支付报酬，是假定表现有意义地处于经理的控制之内，另一方面，承认我们的生活，包括道德决策甚至潜在的道德性格，不可避免地易招致超出我们控制的环境的影响。比如，对于经理的补偿，将道德的不确定性考虑进经济表现的不确定性上。
第三，应为企业中普遍存在的道德运气作好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在企业伦理历史中，道德运气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最著名的案例中——既有好的案例，也有坏的案例，默克事件并非独一无二。如果由于通讯问题、报道错误以及其它外在条件，或者相关的和不相关的第三方行为，日本丰田公司没能顺利地召回问题车辆，那么，是否会导致更多的死亡、恐惧或者消费者的怀疑态度？如果天津滨海爆炸事故发生之前，工作人员对于爆炸物品尽心尽力地做过检测、预防以及警告，爆炸隐患是否会及时消除？经济损失、伤亡人员是否会减少？
五、结语
在人类道德生活实践中，道德与运气，两个表面上看似矛盾的术语，从来就没有分开过。道德运气的普遍存在，影响着我们的决策与评价，左右着我们对值得向往的人类幸福生活的理解与感受。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超出我们控制的任何不确定因素都是“异于己”的。当然，这些因素也许不会用一种决定论的方式影响我们的道德判断和对善生活的理解，也解决不了具有矛盾性的特殊问题，但却能够为我们理性地作出抉择， 比起用义务论或功利主义的理性证明，提供更加宽广的视野和各种可能的空间。
出于道德运气是真实的，以及我们追求善生活的需要，那么，至少应该追问的是：当我们判断和评价一个事件时，运气的作用是什么？有可能出现的截然不同的风险又是什么？运气的机会干预如何影响着道德义务的分配方式？由于道德赞扬与责怪归因与相应的经济奖励与许可分配相关，哪些因素属于道德行为者本应该知道的？等等。因此，不偏不倚、不卑不亢地对待运气，在企业伦理中尤其具有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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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陆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