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志于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1946年春，避居川中著书授徒多年的熊十力返回湖北老家，借住在汉口王孟荪先生家中。此时蒋介石正欲乘船还都南京，途经武汉，得知熊十力在汉口，便差人去请，想当面谈谈，看老夫子能为党国帮些什么忙。熊大师一听顿时光火：“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不去。蒋素闻熊氏脾气，也不生气，让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嘱其赠资百万给熊十力，以助其办哲学研究所。但熊并不领情，说：“我熊某对抗战无寸功，愧不敢当。”
这年六月，熊门弟子，同时也是党国要员的徐复观将老师刚出版的《读经示要》送了一部给蒋介石，蒋遂令何应钦拨款200万给熊十力。熊依然坚辞不受，这次的理由是，自己已趋老迈，身体很差，“此等衰象，确甚险也”，不适宜再出来开办研究所。并给弟子徐复观回信，训了一通：“复观以师事我，爱敬之意如此其厚，岂愿吾早无耶。”
其实，熊氏欲办哲学研究所的意愿由来已久。早在1931年，熊就曾向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未果；1942年，老友们曾建议他到官办大学里去开办哲学研究所，他未接受，怕一入官府，便不自由；抗战期间，居正、陶希圣曾为他办研究所事专门搞过一次募捐，也未成功。此次官府拨专款来，他却不为所动。此时，南开中学时的老同事孙颖川邀请熊十力再次入川，主持附设在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哲学研究部。而这一次，熊竟欣然前往了。
为了给弟子有个交代，1946年6月7日，熊致函徐复观，讲明：当局若真想为国家培育元气，最好让自己自安其素，为所欲为，不必专款资助，只要不横加干涉，便是一种支持。国家若真想办此类研究机构，自可去办中央研究院之类的，但这已与我熊某无关。他并举章太炎之例，说“章太炎一代高名，及受资讲学，而士林唾弃”。熊要的是自由、独立、名节，在他看来，若思想失自主，精神不独立，学术无个性，便会导致游学无根，徒慕虚名。
熊十力一生淡漠孤独，求真忌俗，蛰居幽愤，他对学术上的“逐臭”之徒极其反感：“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逐臭者，趋时尚，苟图媚世，何堪恬淡。随众势流转，侥幸时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飘如飞蓬，何能专一。”对那些“徘徊周旋于人心风会迎合之中”的浮华名士也尤为厌恶，熊说，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入川不久，黄海化学工业社创办的哲学研究部经费不足，再加上抗战胜利后，川中已无“大后方”时期的人物聚集，使熊十力觉得在此难有大作为。1947年春北大复校后，熊闻讯便重返北大。此次返京，阔别北大已近十年矣。他原以为可以重拾当年初到北大时那种平静的治学生涯，然而内战使北平依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年秋季，熊十力经上海返回汉口。南下过冬，也是熊十力的老习惯了——他耐不住北方的严寒，对炉火取暖、皮衣棉服之类的又极不适应。
1948年2月，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和哲学系主任谢幼伟出面相邀，请熊十力前去讲学。为了能让熊十力在杭州长住，他们还一起出资在文学院附近辟地筑屋。熊氏携弟子牟宗三一起前往讲学，并将筑居之所命名为“漆园”，并自号“漆园老人”，自比“游于物之初，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漆园吏”庄子，取庄周避世之意也。然观熊氏此时心境，似无凄切悲凉、颓唐老迈之味，而有奋起之意。
但熊十力在杭州的好日子并未持续多久，浙大校长竺可桢觉得他已老迈，不会有多大作为，倒不如请个年轻的来，因此熊郁郁不得志。1948年秋末，熊氏离别杭州，南下广州，投奔在中山大学执教的弟子黄艮庸。熊氏曾说：“余平生于读书外，总有散步山野，望云气、看飞鸟之时机，惟促处都市乃大苦耳，然亦时于庭院中苍茫望天也。”黄艮庸在番禺化龙乡有一处农场，并建有黄氏观海楼，熊十力来后，就与养女一起住在此处，读书散步，为养女讲讲佛学，也满足了他“望云气、看飞鸟”的愿望，生活极为惬意。
【师徒天各一方】
1949年春，国共战局日渐清晰，国民党败局已定。此时的广州城，纷纷攘攘云集了各路观望的人士，或走或留，或远遁或近逃，这里都是一个不错的临时立脚之地。正在广州近郊的熊十力也有些彷徨不安，他对国民党早已失去信心，但对共产党也同样心存疑虑。熊虽然也算是辛亥老人，但毕竟离革命的洪流甚远，能获何待遇还不得而知。他本意很想回老家湖北或入川，专心治学，但旋即又打消了回老家的念头，因他听从老家逃难出来的人说：“武汉商务独占，人民无生路，多投江，有说武昌之下阳逻江段有回漩流处，尸浮二万余具是事实。”“吾无可回乡生活。据云各县甚不安，情况甚难言”。老家回不去了，入川也许还可以：“川地大人多，到那里去弄点小本，以小生意营生，不知能否？不能，也就绝食了事。万一天不丧斯文，义尚可苟活即苟活，义不可活，吾也不遗污点，决然了事大吉。”（致柯树平函）他也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他无法想象，自己治国学一辈子，怎能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他在给弟子唐君毅的信中说：“吾年已高，何至以风烛余光为衣食而尽丧平生之所守？吾中国人也。中共既已统一中国，如不容吾侪教书，只可作夷、齐。如尚容吾侪教书，则无容吾侪‘自经沟壑’而不去教书之理……”熊氏的意思很明确，自己只是一介读书之人，且已是“老朽”，无党无派，不问世事，不论朝政，能奈我何？拿定了这个主意，熊十力决定留下来。这年春间，受聘于华侨大学的弟子唐君毅和钱穆曾前来探望，谈及去留之事，钱穆回忆说“十力亦无意离大陆”。
不仅自己不离开，熊氏还写信劝弟子们留下来。1949年4月10日，他写信给徐复观，力阻其不要携眷去台湾，他告诉徐，国民党是守不住台湾的。但作为国军少将，徐复观怎可能留下来？9月10日，熊又致信徐复观，信中甚至问徐复观，自己能不能到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去教书？此时南京已经陷落，在此当口，熊十力竟还惦记着中央大学的教席。徐复观对老夫子没有再客气，他狠狠幽了师傅一默，让他“直接去问毛泽东先生中大可去否”。熊看了来信非常恼火，再也不将徐复观视为学生。熊老师个性嶙峋，人所共知，但他也有真情流露时。徐复观后来记述当年在“落日仓黄”中与老师分手的情形时，说：“临走时，送我送得很远，一面走，一面谈，并时时淌下眼泪。”“记述先生的志事，如先生彷徨绕室时长叹喟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