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新子学”的构想提出之后，五年来学界对这个概念的界定和内涵依然争论不休。2018年6月，由韩国中国学研究会、韩国道家道教学会、韩国道教文化学会主办和韩国江陵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神明文化研究院承办了“第六次‘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聚集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韩国、美国、新加坡各地的专家100多人，表述了各自对“新子学”的理解，当中更有中文论文专门探讨“新子学”作为概念范畴的内涵以及其外延意义。本文简单介绍部分中文论文，以便剖析“新子学”目前所面对的困难。
曹础基教授的论文所提到的“新子学”是“新之子学”还是“新子之学”这一话题聚焦了不少讨论。方勇教授发表《“新子学”：目标、问题与方法》一文，回应二者之间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相生共促的。他说：“‘新子学，当然意味着诸子学的发展，亦即‘新的诸子学’，同时也包含‘新诸子之学’……没有新的思想体系的建构，即无所谓‘新子学’。”意即“新子学”的发展需要新的思想家的出现，亦欢迎新的思想家的出现，但新子学的当务之急，不在培养新的思想家，而在构建名为“诸子学”的现代学术体系。方教授说：“‘新子学’就是试图摆脱哲学等现代分科体系的窠臼，建立以诸子传统为研究对象，具有相对独立研究范式的现代学术体系。这是‘新子学，的目标。”
方勇以为诸子学的研究急需学术转型。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源自“近代诸子学”、由胡适、冯友兰等人以逻辑重构为方法建构起来的关于诸子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诸子学的歧途”。在哲学史的研究路径下，“学者通过对西方概念、体系、方法的模仿，完成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形塑”;“子学渐渐失去理论自觉，沦为西学理念或依其理念构建的思想史、哲学史的‘附庸’”。然而，诸子学不是哲学，“逻辑问题或者建造理论向来不是诸子最关注的问题”，“傅斯年曾提醒過……古人如司马谈、班固，皆以诸子学为致治之学，梁启超也说：‘所谓百家言者，罔不归宿于政治。”，因此，“‘新子学’不必如胡适、葛瑞汉等学者那样，以重新发掘诸子时代的逻辑发展为中心，而是应当反过来探索，诸子的态度其真实意义在哪里”。这样的新探索，对了解轴心时代，即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文明的基本形态至为关键，亦是“新子学”真实的价值所在。
新的路径下有新的视野，亦需要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素养。方勇在《再论“新子学”》中曾经提倡“要平心静气面对古人”，在此次会议上，他进一步解释何为“平心静气”：“不是心里先存着一个西方的范例，然后研究诸子学，而是努力回到‘原始语境’，在诸子时代的整体语境中运思。”所谓的“西方范例”，是指种种以西方的问题意识、立场、价值观念等为基准的头脑中的先入之见。方勇以为在“新子学”的研究中，研究者必须反省这些“前提”，并说明其合法性。而所谓的“回到‘原始语境’”，是探索“诸子的争论焦点为何，诸家的冲突与融合为何，问题意识又是如何演进的，哪些洞见出现了又消失了，哪些则一直保留下来？”他希望使用原有的术语，不要直接借用西方相关术语，关键术语之间的互译是最复杂的比较工作。此外，就研究素养而言，他认为研究者的文献意识及思想能力是研究的两翼。“文献意识是打开原始语境的必要手段，而思想能力的训练是把握问题的关键。”因此，哲学和文献学的训练是必要的，但“也要能够摆脱这些训练带来的弱点，真正转化为处理诸子学问题的能力”。
对方勇教授的倡议，来自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的哲学系主任刘纪璐教授撰写了《从‘新子学’至‘新中国哲学’》，提出了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意见。她提倡放弃拥护“国学”的心态，而将“新子学”发展成为“新中国哲学”。首先，她认为“国学”与“西学”的分化建立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上，造成中西学的对比竞争，而且隐含有民族主义的情怀。言下之意指中学、西学的（本质）对立是一个需要反思的课题，当中包括研究者的爱国情怀和民族主义立场。再者，她以为在排斥西学下的重返诸子时代，即对中华文明的反思，“必然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同时也是永远飘浮在空中、无落足点的虚幻之羽”。她主张，不但不必要区分国学与西学，亦不必区分经学和子学，因为这样的区分“无异于在当代中国哲学思维中选择性地排斥异己，自限路线”，而新子学会成为另一个思想僵化、固步自封的学术体系。最后，即使刘教授认同新子学的重点应该在子学的现代性，但她认为方勇等人主张的‘现代性’是不足的，“现代性不仅仅于将古代哲思运用于今日，而在于培养今日的诸子”，“今日的诸子不必执着于对着先秦诸子学‘照着讲’或者‘接着讲’，而是要浸润于古哲的思想文化中独创新言。今日的思想家应该本身是融汇各家思想，贯通古今中外，而自成一家的‘子’。这才应该是新子学的目标”。
方、刘二教授提出的“新子学”的目标，重心截然不同。方教授以“新子学”为新的现代学术研究体系，而刘教授以“新子学”为新的一家之言。同时，刘教授以为，当代的诸子必须要有深度的思维，加上广度的诉求魅力，因此能够贯通中西是一个必要条件，“要是我们只能阅读先秦文献，而对于现今世界的多方位思想文化孤陋寡闻，那么我们只能作为典籍的诠释者，而不能自称是思想者，我们的著作也不会有普世的诉求魅力”，“如果我们认清楚诸子精神是多元化、歧异化，那么我们应当立马放弃寻找一个建立新的学术走向成为国学的企图。当今学者必须能中西并通，不是因为中国哲学必须以西学为体或是以西学为用，而是因为这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知识条件”。
在方、刘二人的热烈讨论外，东北师大的刘思禾教授撰写英文论文“On Neo-Zixue”，回顾了传统子学、近代子学的发展情况，又重申方教授所提倡的构建现代诸子学学术体系这一主张，并予以支持。刘教授以英文撰文，显然尝试向西方学者介绍新子学的概念，但将“新子学”译作“Neo-Zixue”，似乎反映了这一新主张的模糊性。何谓“子学”，本身的意涵并不明晰，再音译“子学”，对不谙中文的读者而言，实在难晓其义，不利于切磋交流。华东师范大学的方达教授则提出“新子学主义”，讨论“新子学”所坚持的“主体性”与“多元性”两个立场并存的合理性。
“新子学”发展至今，虽然在文献工作上有重大进展，譬如《子藏》工程的建立，但在学术史研究、思想史研究方面尚有待推进和阐述，新的研究范式仍然没有建立起来。在理论构建上，缺乏“核心理论”，“只有命题假设而没有实质的理论内容”。此次韩国江陵原州大学等学术文化机构主办、主题为“神明文化研究”的新子学国际会议所涵盖的众多学术论题，也从侧面反映出建立一种体系化的“新子学”可能会遭遇的许多难题。首先是“新子学”统摄的传统文献范围以及这些文献在多大程度上会有助于我们重构所谓“原始语境”。如黄爽《<黄氏逸书考>道家类辑本探讨》所示，传统的子学经目涉及兵家、杂家、农家、术数、小说、杂家等众多性质不同的文献，它们看似与寻常讨论的先秦孔、孟、老、庄等诸子没有直接相关性，但正如萧霁虹《道教科仪在云南的传承与演变》提示我们，云南巍山神霄派的道教科仪本就夹杂有一些医药处方，我们所说的道家思想或儒家思想究竟如何渗透了中国古代文化及实践的不同方面，离开这类庞杂的文献，似乎也很难拼接出一个真正的“原始语境”。又如肖海燕对马叙伦《庄子》研究的探讨和韩国学者李在权的王弼研究，子学的文献范围还涉及先秦之后历代学者以及僧人道士的新颖诠释。如果要为“新子学”规定一种统一主题，如方达教授所讲，先秦诸子都有“对‘人’与外在世界交互时关于和谐状态的普遍性追寻”，都面临“周文”疲敝这一困境，那么后来的新道家如王弼、郭象又面临的是什么困境？这一魏晋困境与先秦诸子所面对的挣扎又是否相同？怎样处理传统文献注释体裁中经典的连续性和不同诠释者个人体现的非连续性，是否承认后来新道家、新儒家中重要思想家，甚至佛门中硕学在“新子学”中的位置，这些是值得反复思考的重要问题。后来的经典诠释者无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先秦诸子的理解。此外，还有历代一些知识士人文集中收录的文章，既有“文章千古事”，那么它们的意义就不仅在于文学性。这些论说文章关涉丰富的议题，诸子思想亦常为他们援引，其在后代延绵不绝的发展正是对先秦诸子思想所具活力的回响。旧“子学”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发展，显然是海纳百川的开放形态，忠于先秦诸子原来百花齐放的争鸣精神。
此外，“新子学”的成立还要处理历史传统中“子学”与“经学”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尚书》《诗经》等曾为先秦诸子提供了共同的思想资源，但当“六经”成为官学之后，儒学由历代统治者提倡渐成为主导的治世之学，儒者主导了对“六经”的注解，经学与儒学常常混在一起。经学的官方地位以及历史上发生的对“异端”的敌意和打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子学”代表了被经学或儒学压制的另外的思想活力。今天提出“新子学”似乎也是要重新激活这—部分活力。然而，如果平行地看欧洲，也是直到近代，才有了科学及人文学科各个方面的突飞猛进。现在再将子学从“六经”传统中剥离出来，如果没有新的思想为其注入新内容，不仅可能是相对于西方的一次迟到的、没有意义的激活，反而可能会是对古代学术系统的再一次分裂。这一问题的现代翻版是备受讨论的“国学”与“新子学”的关系。如前文提到的刘纪璐教授所说，“新子学”成立还要处理与“国学”的关系问题。这就涉及从先秦一直贯穿至近现代的中国学术史，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集中梳理，“新子学”恐怕很难一蹴即就。
最后必须指出，我们对“新子学”的期待更在于其对今天世界思想可能的贡献。中国思想文献有其独特的观念术语和身心关怀，我们需要穿过这些术语，寻求其更切实的真理意义以及思考它们与现代世界的关系。这次会议中如吕锡琛教授《论<管子>“四篇”中的管理心理学思想》及李大華《论“法”意义下的公平问题》及郑开教授《什么是精神哲学？——以全秉薰与徐梵澄为例》都体现了将中国哲学概念与现代问题相联结的类似努力。在面对诸子思想遗产时，西学术语共同参与编织的现代语言系统极容易以先入为主的形式妨碍我们对古代文本的理解。如郑开教授论文中讲到，“精神”的概念“都不简单对应于今语（例如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其实就是指其Philosophy of Mind），而是涉及心身之间复杂交互作用的深刻精神现象。”再者，古代术语如“精神”“心术”等都涉及实践的而非纯粹思维的经验，对它们的阐发本身已相当困难。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系统性哲学体系，更是难上加难。另一方面，思想的活力来源于触动，面对当今科学技术主义世界观，政治、生态等方面的各类问题，我们固然都可以在古代诸子那里找到只言片语的思想资源予以回应，但建立“新子学”则需要的不仅仅是引证，还需要充分可靠的论述，需要丰富的时代意识以及与西方哲学的相互了解，对世界哲学思想动态的密切关注与及时对话，这些能力都需要较长的培养过程。这是“新子学”成立，除处理与文献、学术史等旧问题之外，需要面临的更重要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