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综合创新”论是张岱年长期探索的结晶，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即在张申府的指导下。提出建立一个“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哲学新模式，并提出了文化“综合创造”说，在80年代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说”更是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文化观；综合创新；兼和；时代精神
中图分类号：B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07)04-0005-06
中国当代的创新文化观——“文化综综合创新论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在神州大地上再次掀起了“文化热”的高潮。其争论的焦点是：中国文化之走向。此时，已年届八旬的张岱年先生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入了这场文化之争。仅短短的五年中写了论文20篇。其中主要论述他的文化观“文化综合创新论”的，首推1987年发表的《综合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张岱年文集》第6卷)该文回答了中国文化的走向问题，主要内容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文化“创新”必须把握时代精神
在八十年代末的文化高潮中。各种文化派别有如雨后春笋，五光十色。可以归纳为：“儒学复兴”、“回归原典”、“彻底重建”、“西体中用”、“哲学启蒙”、“新启蒙”、“综合创新”等派别。如果从文化思潮来看，可分为三大思潮：一是“西化思潮”。他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称之为“黄土文化”，把西方文化称之为“海洋文化”。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走向应该是“海洋文化”。其代表作品《河殇》拍成电视剧在全国上映，其影响面最广。二是“国粹思潮”。他们反对西化，但认为中国的文化走向应是回到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三是以张岱年为代表的“文化综合创新”思潮。他们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回到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他们重视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又博采外来文化之科学内容。“综合”中外，以“创新”中国文化。
张岱年先生反对“西化思潮”。他语重心长地说：“可是在80年代的中国人中，有人却偏偏看不起自己，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张岱年文集》第6卷，第491页)。同时，他又反对“国粹思潮”文化的保守思想。张先生以敏锐的目光，指出这两大思潮的症结所在：
“在近几年的文化问题讨论中，有的学者所提出的观点，似乎是很‘新’，实际上没有把握时代的精神。”(同上书第489页)
什么是当今中国的时代精神?如何把握时代精神?张岱年作了深刻的分析：
“一定的文化总是一定社会形态的反映。我国当前的社会情况与20、30年代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已大不相同，而且是大大进步了。不同的时代应有不同时代的精神。在文化建设上，今天我们如何把握时代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应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同上书第489页)
时代精神随时代的更替而变化。今天，中国已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新的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化必须创新。张岱年明确作了阐发：
“什么是创新?创新意味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都不相同。因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高度民主、高度科学的新文化。”(同上书第490页)
以上张岱年先生所论，对80年代的“文化热”有重大意义：其一，指明了当时的“西化派”“国粹派”的共同错误在于背离了当前中国的“时代精神”，从理论上予以否定；其二，为中国文化的创新，提出了一条符合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可行之路。张岱年先生引导这次“文化热”走向正确发展道路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新的时代精神 呼唤新的文化观
就在这80年代末，“文化热”达到高潮的时刻，张岱年先生于1987年冬，正式提出了他的文化观“文化综合创新论”。他说：“近几年针对文化问题，我写了一些研究文章，自己撰了—个名词：‘文化综合创新论’。”(同上书第490页)并对他的文化观作了全面的阐述：
“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一个创新的事业。我认为，一方面要总结我国的传统文化，探索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经过深入的思考，对其优点和缺点有个一明确的认识。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作具体分析，对其缺点和优点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根据我国国情，将上述两个方面的优点综合起来，创新出一种更高的文化。”(同上书第490页)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秀传统，同时汲取西方在文化上的先进贡献，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这个新的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继续，又高于已有的文化。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同上书第491页)
以上引文均见《综合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这篇文章是依据张岱年先生的讲话录音，由我整理，经张先生审定之后，才正式发表的。张先生正式提出他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是在1987年冬于山东济宁市，中华孔子学会主办的全国学术讨论会上。我是这次学术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聆听了张先生所作的主题发言。1987年秋天，在张先生正式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之前，中华孔子学会曾举办了两次关于“文化综合创新论”的论证会，地点在北京市教育科学出版社的会议室。参加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数十人。其中有：张岱年、陈元晖、季羡林、虞愚、金克木、杜任之、邓广铭、赵光贤、石峻等学术前辈。大家集思广益，对“文化综合创新论”作了反复的充分的论证。“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提出，是张岱年的智慧和心血的结晶：而从提出的过程来看，又是汲取了广大学者专家的智慧。我有幸参与了中华孔子学会所组织的活动的全过程。当时，中华孔子学会的会长是张岱年先生，我担任秘书长。可以说，我称得上是这段学术史的—位见证人。
从“三足鼎立”到“三流合一”
我们今天研究张岱年先生的文化观“文化综合创新论”，不能不回溯到半个多世纪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此时的中国，外侮频频，国土沦丧；内忧不断，民不聊生。就在这国家面临存亡危机的时候，中国却一度出现学术繁荣的景象。其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为拯救中国而纷纷向国外寻求救国的真理，将世界上一些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和哲学介绍到中国。当时，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辩证唯物论哲学，西方的政治思想以及英国穆尔、罗素的新实在论及逻辑解析法，美国詹姆士、杜威的实验主义，以及柏格森主义、新康德派、新黑格尔派、尼采的超人哲学等都在中国呈现。
一、30年代中国哲坛的三大流派
世界的各种政治观点和哲学传人中国，与中国传统的思想哲学产生矛盾。因此形成文化的激烈“碰撞”，仅以哲学为例，在30年代的中国哲坛上有三大流派：
(一)冯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在20世纪20年代辩证唯物论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