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试图以身体美学的视角去反观《追风筝的人》的伦理叙事。从文本细读中解析身体意象对人物关系描述和生存困境探究的作用，从而揭示挺“身”而出拯救了阿米尔的灵魂，身体呈现左右着伦理叙事的走向。
关键词：《追风筝的人》 身体意象 身体呈现
“伦理叙事”指作家通过一定的叙事话语形式，展示出作品中人物的伦理状况和道德处境。作家借此表达对个体及群体生存的困境和伦理诉求。从故事情节来看，《追风筝的人》是一部伦理意蕴深厚的小说。作者以阿富汗数十年的历史变迁为背景，以阿米尔的视角叙述阿米尔和哈桑的生活变化，描绘阿米尔在犯错后内心经受的各种折磨及在伦理困境中的选择与自救。这无疑是一部以救赎为主题的伦理小说。但整部小说回响着生命的节奏，在伦理叙事的框架下，身体意象不时出场，灵魂的救赎最终也由身体的受难实现。身体呈现成为小说震撼人心、拨动心弦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追风筝的人》的身体意象：残疾的身体和受迫害的身体
“身体尤其象征着人类生存的含混的基本状态。作为主体和客体，身体诸多特征共同界定了人类生存的含混状况。身体展示了力量和脆弱、尊严和屈辱、自由和约束、人类身体的共性和每个人与众不同的个体差异性。此外，身体既是感知不可或缺的源头，也是其无法克服的限制，身体是人类拥有知识却又无知的状况的缩影。” ①在文学作品中，身体常是作家言说的重要对象，也是作家表达生存状态与价值理念的重要手段。在对《追风筝的人》进行文本细读过程中发现小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都与残疾的身体或受迫害的身体意象有关。卡勒德·胡塞尼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对我而言，创作总是以非常个人的地方为起点，描写人类之间的一些关系，然后再扩展开来。” ②而在《追风筝的人》中正是身体意象呈现了父子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乃至个人与国家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也表达着主人公的生存状态，从而左右着伦理叙事的走向。
（一）兔唇
小说很少透露阿米尔的外貌，但反复提及哈桑的兔唇，因为这曾是哈桑突出的外貌特征。小说的开端就交代了哈桑身体上的残疾：“哈桑，那个兔唇的哈桑，那个追风筝的人。”③1但阿米尔曾经羡慕哈桑拥有这样的残疾：“我希望自己身上也有类似的残疾，可以乞换来爸爸的怜悯。太不公平了，哈桑什么都没干，就得到爸爸的爱护，她不就是生了那个愚蠢的兔唇吗？” ③46医生治愈了哈桑的先天缺陷，但哈桑唇上仍留下了淡淡的伤痕。
阿米尔在和阿塞夫决斗后“如愿”获得了类似的伤痕：“冲击力让你的上唇裂成了两半，从人中裂开。不过别担心，整容医师帮你缝好了，他们认为你会恢复得很好，不过那儿会有道伤痕。这可避免不了。”在阿米尔看来，“从人中裂开，像兔唇那样”。③286-287
出现类似的伤痕看似偶然，实则富有深意：阿米尔和哈桑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本应有相似的容颜。但因为阶级、种族、宗教等种种原因而终生不得相认。没想到却在哈桑死后以这种特别方式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兔唇或似兔唇象征着阿米尔和哈桑艰苦建立起来的兄弟关系。
（二）原因不明不孕症
阿米尔如愿与索拉雅结婚，过上幸福安逸的生活。但他们求子多年一直未果，原因不明，医生称是“原因不明不孕症”。而虚空始终困扰着阿米尔：“我几乎能感知到索拉雅子宫里的虚空，它好像是个活着的、会呼吸的东西。它渗进我们的婚姻，那虚空，渗进我们的笑声，还有我们的交欢。每当夜深人静，我会察觉到它从索拉雅身上升起，横亘在我们之间。像新生儿那样，睡在我们中间。”身体上的这种空虚与轻逸在阿米尔看来自有原因：“也许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因为某件事，决定剥夺我为人父的权利，以报复我曾经的所作所为。这也许是我的报应，也许这样是罪有应得。” ③183虽然阿米尔从未向任何人表露，但他们的幸福因此也就有了缺憾。刘小枫曾说：“在苏格拉底那里，幸福是有区分的，一个是邪恶的幸福，一个是美德的幸福。在这两种幸福的身体情状中，肉身的感觉是不同的。邪恶的幸福感觉是轻逸的，美好的幸福感觉是沉重”。④不明原因的不孕表现为身体上的空虚，这种身体上的不完美的状态与灵魂上的邪恶感相逢，互相牵扯，从而制约着阿米尔的命运。似乎对阿米尔来说，要摆脱这种命运近乎不可能。
原因不明不孕症是对阿米尔不自主、退缩生存状态的一种昭示。在作家的叙述中，灵魂不是超脱于身体的存在，而意义与判断就隐藏在作者对身体的描述中。救赎也离不开身体的选择。
（三）受迫害的身体
受迫害的身体，并不是天然的身体。受迫害的身体是权力铭刻在身体后形成的新状态。 “支配在事物甚至身体内建立起了标志，刻下了记忆，它记下了债务的账目” ⑤，身体常被支配、被迫害，而被迫害的极端形式就是暴力。《追风筝的人》中的暴力一直與一个叫阿塞夫的普什图人有关。阿塞夫在童年的时候就凶残成性，人们给他起了个与暴力有关的绰号——“吃耳朵的阿塞夫”。阿塞夫是激进的血统论者，他仇恨哈扎拉人，清除异族人是他的抱负。
在小说中，阿米尔、哈桑与阿塞夫之间有过三次暴力冲突：
第一次暴力冲突发生在1973年7月的一天。那天早上，阿塞尔在表达了对希特勒的崇拜后，就把矛头指向了和哈桑做朋友的阿米尔。看到阿塞夫向阿米尔举起拳头，哈桑拉起装上石头的弹弓对准阿塞夫的脸，阿塞夫被迫放弃伤害阿米尔的行动。这一次没有流血的暴力冲突成为后面两次暴力冲突的导火线。
第二次暴力冲突发生在1975年的冬天。喀布尔有斗风筝的习俗，“斗风筝跟上战场差不多”③49。虽然阿米尔是斗风筝的好手，但当斗风筝的决战之日到来，他却想打退堂鼓，哈桑却一直在鼓励他，并毅然决然地要为阿米尔追到蓝风筝。本来这一天可以成为完美之日，但在一条泥泞的小路哈桑又遭遇了阿塞夫。哈桑誓死保卫手上的蓝风筝，不惜为此忍受阿塞夫的强暴。后来赶到的阿米尔看到了这一幕却选择了逃跑。在这次冲突中，暴力改变了身体天然的状态，暴力在身体上刻下了记忆。身体这种被暴力改变的状态也镌刻在阿米尔心头，甚至导致阿米尔夜不能寐，头痛难忍：“后来，每次哈桑在我身边，我就会头痛” ③87。阿米尔觉得哈桑搅乱了他的生活，最终迫使哈桑离开了喀布尔。
第三次暴力冲突发生在2001年，为了带走哈桑的儿子索拉博，阿米尔不得不正面遭遇阿塞夫。这次阿塞夫把种族清洗比作清走垃圾，在阿米尔面前猥亵索拉博。阿米尔只有在决斗中胜利，才能带走索拉博。阿米尔被阿塞夫的不锈钢拳套一次次击中，体无完肤，血肉模糊，几近死亡。命悬一线之间，是索拉博拉满弹弓，射中阿塞夫的眼珠，救下了阿米尔。这次的暴力冲突与前两次冲突遥相呼应，曾经融入到身体中的那些账，在这次得到最终清算。被迫害的身体在反击中获得成功，因此获得了自由。
身体是人存在的基础，暴力带给身体血淋淋的伤害。在小说中，哈桑及其儿子成为暴力的目标是因为其哈扎拉人的身份。阿米尔也被攻击是因为他和哈扎拉人做朋友。这样看来，身体就与宗教、种族和政治牵连起来，拥有了多重的象征意义。阿塞夫这些种族论者以血统论的论调要伤害的不仅仅是曾经威胁过他的哈桑，他对整个哈扎拉人都抱着清洗的态度。正是从个人的身体伤害上，在具象的伤害场景中，读者感受到了一种恐怖与不安，由此思考这样一种政治治理的危机。身体伤害由此超越了个人，获得了文化政治的意味，表达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这些暴力冲突中，一方面是权力对身体的惩罚，一方面是身体意志对权力欲望的反击。这些反击正是对压制性的社会规训的反抗。奥尼尔认为存在两种身体：生理身体和交往身体。交往身体是人们世界、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的总的媒介。⑥暴力冲突是交往身体面对社会操控的一种应急机制。无论成败，身体的这种反抗代表着抛弃懦弱后的勇敢。
小说中这几次暴力冲突令人印象深刻，触动心弦，在揭示恐怖的同时也书写了温情。暴力冲突构在伦理叙事的框架中前后呼应，是不可或缺的“核心”事件。同时正是在对暴力冲突的描写中，阿米尔和哈桑的性格、精神状态、价值观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得以呈现。在危机面前，人物的选择更加真实地凸显了作为肉体伦理统一体的个人身体的困境。
二、挺“身”而出——灵魂救赎的实现之途
上帝之子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忍受屈辱终得复活，人类也因他而获救。身体的沉重换来了美德的幸福。反之，逃避、放弃虽能过上平静的生活，但灵魂却飘忽无处安放。
在哈桑为了追风筝而遭受阿塞夫的凌辱时，阿米尔只是躲在角落里，隐忍而退缩地面对暴行。合上双眼后，他的脑子里出现了梦境：“我现在是个鬼魂，我想，一个没有脚印的鬼魂。我又高声呼喊，但希望随着脚印消逝。这当头，有人闷声回应。” ③74即使在梦境里，哈桑仍是那个随时出现护卫阿米尔的人。但阿米尔却因为害怕阿塞夫的折磨而转身离开了小巷。但之后的二十六年，他觉得“自己始终在窥视那荒芜的小径” ③1。如果说1975年的那场身体迫害事件以及对待迫害的态度决定了阿米尔直到2001年的命运，那么2001年阿米尔和阿塞夫的决战在某种程度上把阿米尔一直以来飘忽的灵魂安放到他的身体中，使得他开始摆脱多年来困扰他的伦理困境。
在这次决斗中，阿米尔的鲜血染红了阿塞夫的拳套，他的下巴、肋骨、喉咙、牙齿乃至身体上的每个部位都受了重伤，但他却大笑。笑声激起阿塞夫的狂怒，阿塞夫施以更加暴虐的重拳，但阿米尔却在1975年冬天以来，“第一次感到心安理得”。他的灵魂得以救赎：“我不曾觉得高兴，从不曾觉得好受一些，根本就没有过。但我现在感觉到了。我体无完肤——我当时并不清楚有多糟糕，后来才知道——但心病已愈。终于痊愈了，我大笑。” ③279阿米尔不是受虐狂，但在这次暴力冲突中身体上的痛苦却让他痛快，这是因为他终于能够走出懦弱，选择挺身而出。明知力量悬殊，却义无反顾，忍受屈辱和剧痛终于让他在精神上复活。挺身而出，换来的是灵魂的救赎。挺身而出，身体虽受攻击，却也在主动反抗惩罚与规训。在这里，身体与灵魂虽对立却不可分离，身体在作家的笔下的意义变得丰盈。
三、伦理叙事中的身体呈现——对生存困境的探索
在《追风筝的人》中，残疾的身体与被迫害的身体频频出场。身体这种醒目的地位，实则因为身体一旦进入社会公共的领域，就要受到各种制约，拥有了身份。身份拉大了阿米尔与哈桑之间的距离。哪怕在阿塞夫面前，阿米尔的那句“可是他并非我的朋友”也是几乎冲口而出。究其根本，还是自我的身份认同在作祟。阿米尔是普什图人，哈桑是哈扎拉人。他们都有着这样的身份认同，而且这份认同也是从阿米尔的父亲与哈桑的父亲阿里那里延续而来。而这种身份认同不时影响着阿塞夫、哈桑和阿米尔的关系。在1975年冬天的那次暴力冲突中，阿塞夫借此挑拨哈桑和阿米尔的关系：“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只丑陋的宠物。一种他无聊的时候可以玩的东西，一种他发怒的时候可以踢开的东西。别欺骗自己，别以为你意味着更多。” ③73阿塞夫的话虽残酷，却也真实，当时的阿米尔局限于自己普什图人的身份认同，并没有把哈桑当做朋友：“这是公平的代价吗？我还来不及抑止，答案就从意识中冒出来：他只是哈扎拉人，不是吗？” ③77阿米尔的身份认同决定了他对待此次暴力事件的态度。哈桑也屈服于哈扎拉人的身份认同，但他把阿米尔当朋友，在他身上有着超越种族的至善之光。后來阿米尔终获救赎，正因为他终于走出了狭隘的民族、宗教的身份认同，去反抗阿塞夫为代表的新时期法西斯分子的独裁统治。
“身体是灵魂的物质化，而灵魂需要被身体实现出来：没有身体这个通道，灵魂就是抽象的，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 ⑦人以贴身肉搏的方式靠近生活，身体的两面——生理性的身体与伦理性的身体却常常背离。这就是身体的丰富性。生存乃是身体的存在体验，身体的丰富性决定了生存困境的出现。虽然生理身体角度来看，阿米尔和哈桑喝着同一个胸脯的奶水长大，但从交往身体的角度来看，他们又有着不同的成长方向。这就是少年阿米尔无法解决的生存困境。长大后的阿米尔因当初的错误抉择内疚不已，无论是生理性的身体还是伦理性的身体都饱受折磨。但当他选择了为索拉博挺身而出之后，他走出了这样的困境——沉重的肉身与安宁的灵魂回归到阿米尔身上，他由此完满。索拉博弥补了阿米尔生理上无子的缺憾，阿米尔走上了伦理上再次成为好人的路。伦理叙事就此画上了句号。由此看来身体呈现确实深刻地影响了《追风筝的人》伦理叙事的走向。
注释
① R.舒斯特曼.身体美学与乌托邦式身体[J].刘检，译.世界哲学.2011（5）.
② 尚必武，刘爱萍.卡勒德·胡塞尼访谈录[J].外国文学动态，2007（5）.
③ 卡勒德·胡塞尼.追风筝的人[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
④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75.
⑤ 汪民安，陈永国，编.尼采的幽灵：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25.
⑥ 约翰·奥尼尔.身体形体——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M].张旭春，译.辽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15.
⑦ 谢有顺.文学叙事中的身体伦理[J].小说评论，2006（2）.
参考文献
[1] R.舒斯特曼.身体美学与乌托邦式身体[J].刘检，译.世界哲学，2011（5）.
[2] 尚必武，刘爱萍.卡勒德·胡塞尼访谈录[J].外国文学动态，2007（5）.
[3] 卡勒德·胡塞尼.追风筝的人[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 汪民安，陈永国编.尼采的幽灵：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6] 约翰·奥尼尔.身体形体——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M].张旭春，译.辽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7] 谢有顺.文学叙事中的身体伦理[J].小说评论，2006（2）.
[8] 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开封[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9] 许德金，王莲香.身体、身份与叙事[J].江西社会科学，2008（4）.
[10] 王江.基于文本现象和文化语境的身体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