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化的文化发展表现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对立统一。一个民族的文化，应当具有主体性。但民族文化主体性问题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有一个理论和历史生成过程。全球文化发展的普遍性和世界性不会消解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但会使弱势国家和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与发展面临挑战。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内涵；民族文化主体性
一、全球化的文化内涵
全球化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历史发展趋势，发端于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人们公认的历史现象与过程，其所带来的后果必然会反映到社会文化等相关领域里，导致人类文化之间的相互激荡。这就是全球化在文化方面的效应。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的效应是最核心的，同时也是最深刻的。在全球化进程中，各个国家、地区之间文化的交流表现为冲突与融合，与此相应，全球化的文化发展就表现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对立统一。可见，全球化的文化内涵具有深刻的辩证性。
一方面，全球文化发展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度深层次发展，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会面临许多共性的问题，如生态、资源、人口、毒品、艾滋病等，这些全球性问题需要全世界各民族来共同解决，并要求有相应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如全球意识、法理主义、制度主义、对话与合作等等。因此，人们开始从人类整体来考虑问题，承认人类文化的某些共性，对越来越多的共同价值的追求正逐渐超越民族和阶级的传统文化观念而上升为人类的共识。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说过，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富，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多种民族文学成了一种世界文学”［1］。从当前来看，正在走向全球的、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追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世界各国对市场经济模式的普遍认同，与市场经济模式相适应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认同正被广泛接受。第二，民主政治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政治追求，以对人的尊重、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以及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民主价值成为人类追求的共同政治价值。第三，生活和行为方式方面，富裕、美观、方便、文明、互相尊重、开放、现代、个性等观念日益成为当代世界各民族共同的生活理念。第四，绿色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勃兴标志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升华。保护环境、爱护动物、节约资源等逐渐成为普遍伦理和世界道德。
另一方面，全球文化发展具有特殊性和民族性。构成文化核心的深层次结构即那些将不同民族的文化加以区别的文化的根本性特质，包括价值观念与取向、思维与行为模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等，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根本的、主要的和深层的内涵，是早已存在着的历史文化事实，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各民族传统文化独特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和规律决定了文化现象一经产生，便获得了相对独立发展的可能性，有一种独立发展的内在惯性，它能够不断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丰富、发展、优化自己，却不会轻而易举地被同化掉。各个民族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又在自觉地追求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个性和独特身份，那些根源于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的价值观念、精神信仰及各种文化符号的认知体系不断地被挖掘出来，重新得到尊崇和弘扬。多元文化的发展始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表现。几千年来，不是一种文化，而是多种文化包括希腊文化传统、希伯莱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以及非洲文化传统等，始终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了星光灿烂的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今天，虽然全球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这并不能消除多元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相反，在某种情况下，还有可能因为各种文化交流的增加而强化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从而促进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事实上，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升值，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奋起捍卫文化的多样性和自身的民族特性，如马来西亚为强调民族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新加坡开始管制英语，并开展了颇有声势的“华语运动”以保卫自己的东方文化传统；以色列决定将长期以来仅仅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莱文重新恢复为日常通用语言；印度提出“印度化”；伊斯兰国家重新把“伊斯兰化”叫得更响；一些东方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提出了“亚洲价值”的观念。另外，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也走得很远，如日本提出了“重新亚洲化”的口号；法国更是一再强调法国文化的特殊价值；等等。这些足以说明，文化生存是民族生存的前提和条件，文化的生存状态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和国家过去全部的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而且还蕴含着它走向未来的一切可持续发展的基因，是它的存在和发展的全部价值与合理性之所在。
二、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生成
主体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哲学范畴。那么究竟何谓主体性？张岱年认为，主体性包含独立性、自觉性、主动性。独立性即肯定自己的独立存在；自觉性即具有自我意识，自己能认识自己；主动性即具有改造环境的能动力量而不屈服于环境［2］。所以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应当具有主体性。但民族文化主体性问题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有一个理论和历史生成过程。
主体性思想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关于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主要哲学思想。古希腊人注重以人为本，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可以说是近代主体性思想的滥觞。然而古希腊时期，人与自然尚处于和谐一体的原初状态，人既不是被理解为一个主体也不是被理解为一个客体，因而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也只是一种朴素的主体意识，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思想。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哲学才高扬理性，进而形成了所谓的主体性思想。笛卡尔“我思固我在”的命题，开始把存在的根基转到主体性上来；康德则确定了精神活动的主体性，即通过先验范畴对客观世界的模塑而实现“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把理性客观化为绝对精神，以其统摄世界、推动历史，实际上仍然是倒置的主体性哲学；青年马克思在实践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主体性哲学，强调社会存在的实践性质，即“人化自然”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随着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快速发展之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这使人类的自信力膨胀，以至于最终完全忘记了自身的自然性存在的身份，并主观地把自身作为一切行动的最终目的和所有利益指向的中心位置——主体，而把自然看作是自己任意改造和征服的被动对象——客体。随着主体性思想在近代形成并成为人类文化的主导思想之后，人们开始把它移植到文化领域中，由此促成了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概念生成。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交往的发展，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日渐成为一种常态。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漫长历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人类文化的发展始终呈现出一种不平衡性。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并非完全对等，更常见的则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区分。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毫无疑问在国际交流中占据优势地位，当这种强势文化从欧洲转移到美洲的时候，在美国这块得天独厚的土地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使美国成为西方文化的盟主。相对而言，东方文化，即所谓的第三世界文化，主要包括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等，则是弱势文化，在交流中处于劣势地位。这种人类文化不平等交流的现实就使民族文化主体性在文化实践中的生成具备了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各种强弱不同的民族文化由于其是世界各国不同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淀下来的群体文化，因其独特性而在交往中区分开来；二是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的分化成为现实，因为主体是与客体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客体也就无所谓主体。当一个民族意识到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特质受到外来文化的威胁时，必然会采取不同形式的斗争以维护和保全本民族的文化，由此促成了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现实生成。基于此，可以认为，所谓民族文化主体性就是指特定的民族共同体成员对由其文化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在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维护本民族文化地位和认同本民族文化身份的文化意识、文化情感、文化心理和文化态度等的总和［3］。
三、全球化与民族文化主体性
全球化的文化内涵所具有的深刻辩证性，要求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全球化与民族文化主体性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认识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主体性问题。
一方面，全球文化发展的普遍性和世界性并没有消解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首先，从全球文化发展的客观趋向上来看，几百年来，强势文化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吞并”弱势文化，使之湮没无闻。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是民族性和世界性在更高层次上的互动与融合，即在民族性中反映出世界性的走向，在世界性中体现出民族性的特点。从现状来看，虽然多元文化的现象从来就存在，但它的突出和被提出本身却是全球化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文化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似乎很难两全，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全球化，全球范围内有关多元化的提出和讨论也是不大可能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相互作用，其结果并不是趋同化，而是在新的统一的基础上又产生出新的不同。其次，从民族文化发展的主观诉求上来看，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一种主流趋势，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作为回应，一种有意识的、以保护民族文化独特性为目的的多元文化发展趋势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例如，在1993年举行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法国会同加拿大等国提出了“文化例外”的主张，认为文化产品有其特殊性，不能与其他商品等同起来，任意自由流通。此外，法国和欧共体其他国家还一道拒绝美国关于欧洲取消对美国影视产品的“配额限制”和“自由贸易”的要求。1994年4月，欧洲委员会发表“绿皮书”，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大力发展欧洲影视产品。 当然，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方面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们也在大力发展本国文化，以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特别是印度，大力发展自己的软件产业和电影产业，以对抗西方文化并扩大自己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还有我们中国，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举世瞩目。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只要生活本身还存在着民族的特征和民族的独特历史进程，文化的民族“所有制”就不可能被轻易地废除，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不仅不会被消解，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强化。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否认，全球化的确给弱势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和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一个显在的事实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前者把自己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以及传媒等方面的强势扩展到文化方面，这就形成了全球化背景下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差异。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实力和科技优势，充分利用全球化在文化领域促成统一的一面，高举“世界主义”“普遍主义”的大旗，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推销其文化产品和文化价值观念，妄想在“普遍性”的口号下取消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使弱势民族及其文化整合到一个由强势国家和民族及其文化所控制的同质的人类文化之中，从而使全球文化朝着单质化的趋向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当前中心国家与周边国家在文化上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都与全球化进程有很大的相关性。显然，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使弱势国家和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充满挑战。
可见，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主体性不是单纯的增强或减弱，而是两种趋势并存。既存在民族文化主体性弱化的现象，如某些弱势文化国家和民族在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被迫放弃自身的某些文化权利而使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遭到削弱；同时也存在民族文化主体性增强的事实，如中东地区的某些国家和民族，为抗衡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而自觉增强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总之，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全球文化的交流和冲突使机遇与挑战并存。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建构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主体性都应当努力去寻找机遇，迎接挑战，方能为自己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和世界文化的和谐与进步做出一份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2］张岱年.文化与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84-85.
［3］龙秀雄.论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形成条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1）：13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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