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步入20世纪之后，国际恐怖主义逐步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突出问题。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的全球性难题。恐怖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制止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及其人民的共同要求。中国同样面临着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主要表现为“东突”和“藏独”分子的恐怖暴力活动直接影响中国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安全，同时出现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向中国国内渗透的趋势，反恐不仅是中国面对的问题，也成为了世界问题。
关键词：国际反恐；中国参与
20世纪60年代之后，伴随着国际政治力量剧烈的分化和重组，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恐怖主义高潮，恐怖主义日益显著的跨国跨区域流动性和联动性使各国认识到，一国对恐怖主义打击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于是主权国家纷纷开始在国际.地区和双边等各个层面开展初步的反恐合作。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国际反恐形势发生了转变，联合国安理会以罕见的速度通过了两项决议，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以一切手段打击恐怖主义行为。特别是中、俄与美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紧密合作是国际反恐联盟基本形成了“联合国领导，美国主导，中俄积极合作，世界各国共同参与”的格局。
随着中国海外利益逐步拓展加深，面临的国际安全风险同时也在加大，全球化时代的恐怖活动渐渐开始殃及远在东方的中国。受国际恐怖主义的广泛影响，以及中国转型时期自身矛盾的凸显，近年来我国境内恐怖活动相对前几年来处于活跃期。尤其2013年以来，更是呈现出地域扩大化、袭击常态化的趋势，值得各方重视。
据经济与和平研究所最新编制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称，自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全球恐怖事件数量增加了4倍。2008年达到一个高峰期之后，恐怖主义袭击进入一个平和期。然而针对中国的恐怖袭击威胁不降反升，中国的恐怖袭击数量于2008年从之前的每年最多2起骤增到15起。在2001年至2011年的10年里，中国的恐怖主义指数从2.72上升为4.99，排名由43上升至23。这意味着中国所遭受的恐怖主义威胁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一个“并不怎么安全”的国家。
根据官方公开资料整理出了近两年来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恐怖活动。2013年4月23日暴力恐怖团伙在巴楚县色利布亚镇砍杀社区干部和民警，造成15人死亡，2人受伤；2013年8月12日，在新疆喀什发生暴力恐怖事件，造成1名特警丧生；2013年10月28日，北京金水桥事件，恐怖分子驾驶吉普车闯入北京长安街便道冲撞人群并点燃车内汽油，造成2人死亡，40人受伤；2013年11月16日，恐怖分子持刀斧袭击色利布亚镇派出所，致2名协警牺牲，2名民警受伤；2014年4月30日，两名恐怖分子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出口施暴，造成3人死亡，79人受伤；2014年7月28日，莎车县发生严重暴力恐怖事件，造成数十名维汉群众伤亡，31辆车被打砸，6辆车被烧；就恐怖实施范围来看，天安门金水桥恐怖袭击案和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案标志着东突恐怖分子把手伸向内地，反恐形势更加严峻。
为了维护人民安全与社会稳定，中国政府对恐怖势力进行了严厉打击。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至2003年，新疆公安机关共打掉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组织，团伙591个，收缴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制枪制爆原料，装置，基本遏制住了“东突”三股势力在新疆境内的暴力恐怖活动。东突”恐怖组织在中国境内外制造了大量恐怖事件，造成严重的人员、财产损失，不仅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也危及地区和国际的和平与发展。根据联合国有关反恐决议和中国有关法律法规，中国不断加强对“东突”恐怖势力的打击力度，相继正式认定并对外公布“东突”恐怖组织和“东突”恐怖分子的名单，并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认可和支持。“东突”恐怖组织是国际恐怖势力的组成部分，中国打击“东突”，也为国际反恐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政府在高压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的同时，也积极的与各国合作，建立和发展双边机制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恐怖主义的治理。目前，中国已与美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建立了双边反恐合作机制或就反恐问题进行了磋商，并于其他许多国家进行富有成果的反恐合作关系。自“9·11”事件之后，中美反恐合作不断深入，由最初的情报交换，切断恐怖组织财源，共同支持巴基斯坦反恐，协力组织印巴冲突升级干扰反恐等方面，到之后的军事上的协作，美国在进行阿富汗战争时，关闭中阿边境以防止塔利班和基地分子进入中国，允许美国航母在去阿参战途中在香港停留等，给予了美国很大的协助；中俄方面，2001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海召开，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借此机会会晤，商定成立“中俄反恐工作组”，中俄还主要通过在上合组织的框架下开展双边的反恐合作声明；中巴也建立了双边反恐合作机制，开展着卓有成效的反恐合作，2013年5月，中国与巴基斯坦共同确认“东伊运”是双方共同威胁。
中国也积极建立多边，特别是加强周边的反恐机制，推动国际恐怖主义的安全治理。中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机制积极推动国际反恐合作。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发起国，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国际反恐多边合作的典范。自1996年以来，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都一直高举打击“三股势力”的大旗，在地区反恐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倡导加强区域反恐合作，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反恐交流与合作，并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地区反恐常设机构。中国政府与周边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威慑恐怖主义分子。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中国推动并促进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联合国安理会反恐的决议，以及促进联合国成立了一些相关的反恐机构，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反恐委员会，这个反恐委员会监督并要求世界各国每年要提交针对执行一系列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情况报告。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全球反恐上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促进并推动联合国国际反恐方面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和地位。
同时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发展中大国，为国际反恐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及时、敏锐地注意到恐怖主义这一当今世界的共同威胁，中国在开展国际反恐斗争的实践中，在对世界形势的观察与历史经验的总结中，相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反恐思想和观点。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指出非传统安全问题、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构成现实威胁，其产生既是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各种矛盾的综合产物，同时又有历史、文化方面的深刻背景，贫困、发展鸿沟、各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也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中国提出的反恐模式是国际合作反恐，强调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律等手段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而不单纯依靠武力，并在国际反恐中倡导对话和合作，标本兼治，重视铲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和土壤。应该说，“9·11”后中国全力参与国际反恐，包括加强在反恐问题上的磋商，开展反恐情报交换，加强在冻结恐怖组织资产等金融方面合作，是新形势下通过相互合作维护共同安全的成功尝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关于和平发展和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也同样适用于国际反恐。综观10年来中国的反恐政策，其基本点有四：一是强调不搞双重标准，主张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出发，无论恐怖主义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何时、何地、针对何人，国际社会都应采取一致立场，坚决打击，而不能以区别对待。二是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主导作用，一切行动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应证据确凿，目标明确，避免伤及无辜，不能任意扩大打击范围。三是打击恐怖主义需要标本兼治。既考虑解决当前的问题，也着眼长远的根治方法。解决发展问题，缩小南北差距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新形势下，国际社会应以更大的紧迫感重视发展问题。四是打击恐怖主义是和平与暴力的较量，不是民族、宗教或文明的冲突。恐怖主义属于极少数极端邪恶势力，不能把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或宗教相联系。
中国以国际安全和人类安全为重，不仅积极重视和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反恐中的主导作用，也采取具体措施推动国际反恐进程。2001年10月，中国以东道主国家身份将反恐问题列入APEC会议议程，推动会议发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反恐声明》，对美国当时正在阿富汗进行的反恐战争是一个很大的道义支持，对国际长远的反恐斗争也具有理论意义。在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的同时，中国也不断加强国内反恐工作，修改了有关惩处恐怖犯罪的法律，建立健全了反恐工作协调机制，组建了反恐专业力量，完善了各项反恐预案，强化了反恐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深入发展，特别是在拉登被美国击毙和中东北非动乱后，国际恐怖主义发展和国际反恐斗争已进入历史新阶段。一方面，“基地”组织势力受挫，作为恐怖实体发动类似“9·11”事件的能力大为下降，但“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和感染力却不见衰退，各地区分支和关联势力群体性崛起，特别是ISIS的迅速崛起，使部分国家和地区深受其害。另一方面，恐怖威胁呈现分散化和网络化发展趋势，网络恐怖主义威胁增大，如何应对更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和协调。
综上所述，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仍是世界各国安全面临的重大课题，并且将更为复杂。不管形式如何，只有以联合国为主导，标本兼治，才能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中国作为致力于和平发展的世界大国，作为一个新兴成长中的负责任的大国，同时也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伴随着自身的崛起，尽管在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问题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也应该必须贡献中国力量，遏制并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努力营造安全的国际环境，推进国际体系的新变革。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12级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