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世界思想是新时期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向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而提出的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要求的两大具有重大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创新成果。科学发展观不但因其“契合”了可持续发展理念而为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合作提供了思想文化平台，而且还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发展问题上的安全性、共赢性与和谐性等特点，而在和谐世界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杠杆和“润滑剂”的作用。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传统发展观；和谐世界；互利共赢
中图分类号：D8;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08)05-0013-05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世界”思想，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在科学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发展教训和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大局的基础上，面向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而提出的两大具有重大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创新成果。在构建和谐世界的历史进程中，科学发展观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作用是什么？
一、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杠杆
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而科学发展观是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迈向更高一级文明阶梯的重要杠杆。就和谐世界而言，其建构的重要基础和条件是主权国家间的和谐共处，互利共赢。这种“互利共赢”的世界观、价值观具体体现在发展模式的选择方面，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国家间关系的“互利”。共同发展是主权国家平等的天赋权利。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将人类的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的今天，任何国家需要的满足相较以往都更依赖于他国，以他国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和条件。因此世界各国在追求本国国家利益的同时，要努力实现与世界其他国家和人类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不能为求一己之利而“以邻为壑”、“损人利己”。换言之，追求共存而非单边发展应成为世界各国追求自己发展的题中之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关注和考虑他国的切身利益和命运，就是在维护和增进自己国家的利益和福祉。第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共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属于一个地球。人类社会虽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的能动主体，但人类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了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曾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p．89）对自然的尊重、生态环境的精心呵护，就是对人类自身前途的关照和负责，善待自然就是造福人类。反之，如果只考虑人类社会自身的利益而不计后果地恣意破坏、掠夺大自然，人类自身的发展就会因超过大自然的再生能力而最终走向社会发展的反面。因为，自然资源的供应和环境的承载力是有限度而非无限的，违背生态平衡的人类行为迟早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无情惩罚。正如恩格斯所告诫过的：“人可以通过他所做出的改造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p．519）
显然，要建设一个和谐世界，实现世界各国的和睦共处，就要求各国在把对方的发展视为己方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也要把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纳入到自己发展的战略视野当中，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类的对立之物而与之相对抗、相冲突。如果说前者（即发展的“互利”）追求的是“天下一家”、“天下为公”的精神境界的话，那么后者（指人与自然界的“共赢”）体现的则是“天人合一”的文明生态理念。但在现实的国际社会生活中，由于受现实主义功利思想的影响，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国家利益至上”思维的指导下，遵循的是利己主义的价值趋向和单边主义的行为模式。这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之间，也表现在不同性质的国家之间，其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表现的尤甚。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不但占用和消耗了世界大量的自然资源，从而造成全球生态环境的重大破坏，而且近些年来，一些发达国家还将发展中国家当作自己的“污染避难所”，把一些污染性强的产业和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有害的工业废品和垃圾通过各种方式转嫁到发展中国家，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报道，最近几年中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经出口了各种废物至少2000万吨，其中一半以上出口到了东欧及其他发展中国家[3]。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为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实现本国经济快速发展而采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导致的生态灾难也严重威胁到了发达国家的发展，引起发达国家的不满。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事关整个人类及其文明的生死存亡，需要世界各国超越一己的政治私利，联合起来协力应对。尽管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而带给人类文明的毁灭性破坏，已引起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对自身发展与前途命运的高度重视，并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召唤下，采用多边主义合作的方式，通过了许多为保障人类公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如1985年的《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1997年的《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等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全球性公共资源的公共性、非排他性和国际关系中存在的“搭便车”行为的激励，加之国际社会缺少像国内社会那样的强制各国履行相关协议的执行和惩罚机构，因而，在经济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上，世界大多数国家遵循的仍然是发展优先于环境的战略选择，不愿因环境保护而影响自己的经济发展速度，致使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念在扭曲的社会实践中大打折扣。有些国家甚至为了一己之私利而置世界公益于不顾，拒不签署和履行相关的国际协议。特别是一些对危机负有主要责任的发达国家（如美国以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为借口），回避责任并拒绝承担应尽的义务，从而使危机的化解迁延时日，步履维艰[4]，甚至引发严重的国际冲突。这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的那样：“国家曾经常为争夺和控制原料物质、能源供应、土地、河谷、海洋通道及其他关键性环境资源而发生冲突。随着这些资源越来越稀缺，竞争越来越激烈，造成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5］（p．290）
因此，在国际社会日趋相互依存的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各国要实现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动态平衡，就必须克服和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国家主义至上的双重眼界，以对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负责的态度，创新发展观念和思路，努力改变致人类于危险境地的发展方式。
科学发展观的首要贡献在于超越了传统发展模式的狭隘的发展思路，为人类文明找出了一条共同发展繁荣之路。如上所述，传统发展方式的非科学性在于，认为在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可替代甚至是相冲突的关系，也就是说，要发展只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要保护环境就要以降低发展速度为补偿。与以消耗资源和浪费资源为特征寻求“量”的外延性发展的传统发展观不同，科学发展观则从自然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统一的视角出发，更关注发展的“质”的内生性，认为人类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可以通过创新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人力资源素质，走内涵式而非粗放型发展的方式来实现；与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指导，对大自然进行“竭泽而渔”、急功近利式的生态掠夺发展方式相反，科学发展观要求人们用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共存共荣的生态自然观代替人是自然主宰的强权自然观[6]。强调人类只有做到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的协调统一，才能确保人类社会在与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可见，这一融国家利益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于一体的科学发展观，很好地解决了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保护之间的兼容问题。它既兼顾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正义要求，又照顾了世界各国的具体实际，避免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弊端，体现了国家与国家，人类与自然的互惠、互利理念；既考虑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当前需求，又保证了环境为后代子孙永续利用的发展权利，从而实现了人类文明共时性与历时性发展的有机统一。
因此，这种从“天下为公”的全球主义战略理念出发的科学发展观，符合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要求和可持续发展的伦理道德理念，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和普世价值。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以及将之作为世界各国、民族处理相互间发展关系问题的行动指南，不但可以满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需要，实现互利、和谐发展的“共赢”目标，而且也可以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走出发展困境的同时，避免人类“公共领地”悲剧的上演，进而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生态文明新秩序。
二、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与世界和睦关系的“黏合剂”
（一）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价值理念的“契合”，为中国与世界寻求共同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要构建和谐世界，就必须形成集体认同（collectiveidentity）。所谓认同是指人们从自我出发，经过与他人的比照，最终反观自身的认知过程与方式[7]。而集体认同是认同跨越行为体的“知识”边界，从自我延伸到“他者”，将他者纳入到自我的身份界定中而形成的一种身份共同体归属。它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通过相互学习而不断建构的结果，而非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给定的、原生的产物。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论，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取决于对理解、期待和知识的分享程度。集体分享程度越高，行为体彼此更为相互信赖；反之，集体认同程度越少，行为体之间的分歧越大，相互之间的冲突就越有可能[8]。也就是说，国家行为体之间对占国际社会支配地位的信仰、规范和观念的认同程度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相互间的关系是合作性的还是冲突性的。因为，在建构主义看来，共有观念决定角色和身份，角色和身份又决定了利益。“认同是利益的基础”[9]。积极的集体认同会促使一个国家“在认知上把他者看作是自我的延伸”[10］（pp．320-328），从单边利益的追求中解脱出来，不断由利己而走向利他。毋庸置疑，寻求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要求，但只有在共同的价值规范指导下的良性、健康、互动的发展实践，才能增进彼此间的互利合作关系。
可持续发展观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对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相等同的传统发展观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等弊端不断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而做出的理性诉求和战略选择。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也针对发展经济过程中不尊重自然规律、资源大量浪费、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现象，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虽然是中国根据自己国家的实践发展经验教训提出的，但由于其吸纳和借鉴了世界文明发展中的有益成果，因而与可持续发展观呈现出许多相同的政治远见和价值共识。这就是二者都摒弃了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以大量能源和资源消耗以及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片面发展方式，突出强调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全面、协调发展；都把追求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良性互动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
可见，以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科学发展观理念的提出，契合了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和集体共识，为中国与世界进行政治、文化对话和交流提供了思想平台，必将有利于中国与世界的和睦相处，共同发展。
（二）为缓解和消除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能源、环境摩擦创造了条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决定了世界各国都是在相互依赖、相互依存中向前发展的。安全利益的休戚与共性和不可分割决定了任何一国的行为势必会“溢出”国界，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权益。具体到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式问题上同样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和示范效应，但也不可否认，中国的这种发展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为成本，以能源的高消耗、环境的巨大牺牲等方面的损失为代价换来的。由之“中国因素”对整个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回避的。
第一，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对世界能源的依赖度在不断增强。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据有关机构统计，2005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平均增长2．7％，可是同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却增长了9．5％，占到世界总量的14．7％。2005年中国石油探明储量只占世界总量的1．3％，石油消费却占到了世界消费总量的8．5％[11]（见下表）。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能源市场需求的日益增长和严重依赖，不仅降低了中国的能源安全系数，也增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同时也与世界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美国、日本和印度等产生了严重的贸易摩擦，增加了它们对中国的敌视和猜忌，少数别有用心的国家更是借此大肆炒作世界能源价格上涨背后的“中国因素”。而“中国能源威胁论”的出台，从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矛盾冲突的症结所在。
第二，这种以能源的大量消耗为特征的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方面的问题，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根据国家环保局“2005年全国环保统计公报”，2005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524．4亿吨，比上年增加8．7％，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243．1亿吨，比上年增加10．0％。化学需氧量排放量1414．2万吨，比上年增加5．6％。废水中氨氮排放量149．8万吨，比上年增加12．6％。全国废气中二氧化碳排放量2549．3万吨，比上年增加13．1％。烟尘排放量1182．5万吨，比上年增加8．0％。工业粉尘排放量911．2万吨，比上年增加0．7％。2005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13．4亿吨，比上年增加12．0％。不但如此，这些工业污染物在自然力等因素的作用下还外溢出国界，波及中国的周边邻国和地区，从而引发他们的不满，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近些年来，日本对源自中国的酸雨对其经济和环境造成的损害一直不满，要求中国改善环境状况成为日本向中国贷款的主要条件。中韩环境矛盾也亟待解决，中国将大量工业垃圾和污染物排至黄海，污染了韩国的海岸线。除此之外，韩国还被动输入由中国刮来的季节性黄色沙尘。此外，俄罗斯还被动输入来自中国的环境污染，在边境地区，中方环境污染是俄方的6倍[12]。周边地区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托，也是走向世界的战略平台。中国如不认清形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缓解自身经济不断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和国际压力，不仅会恶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利于中国周边环境的安全，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剧与美国、日本等世界能源消费大国的贸易冲突，进而影响到和谐世界战略目标的实现。
面对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环境和资源的挑战，科学发展观摒弃传统的发展观念，把改变经济增长和资源利用方式，实施可持续消费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切入点，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价值目标，把环境保护置于经济决策的中心环节，按照科学规律来谋划发展大计，坚持走节约化道路，大力倡导和发展对生态和人民健康有利的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体系，努力减少和降低消费过程中的物质消耗和资源成本，这样必然会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的永续发展。因此，这种发展观是一种安全发展观、和谐发展观和文明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牢固树立和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开放，不仅为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还可以减少因能源和环境污染问题而引发的国际纠纷和冲突，全面拓展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的基础，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营造一个良好、和谐的世界环境。
三、简短的结论
实现世界各国发展问题上的“互利共赢”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基本要求。由上述分析可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发展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问题而产生的矛盾和摩擦，乃至对立和冲突，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利益之争。而这恰恰也是导致当今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步入“囚徒困境”的症结所在。而这种发展困境的客观存在不仅制造了国家间关系的冲突和紧张，也日益成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威胁。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破解发展的这一世界两难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选择。因为，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将人类社会导引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环境中心主义相对立的思维模式，实现了二者的动态平衡的发展。从发生学意义上讲，人类文明是在同大自然的不断抗争中延续和发展的。而在人类社会为求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而同客观自然环境斗争的社会实践中，围绕着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产生了两大截然相对的发展思路和模式。一种是以满足人类利益为归依而对自然进行无限掠夺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当代世界的极端发展和外在表现就是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相等同，只着眼于当代人类而无视未来人类需求的传统发展观的形成和实践；一种是把环境保护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心地位，要求构筑起以“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为生态伦理价值取向的环境中心主义发展模式。如果说前者是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满足人类一己之利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以付出人类物质欲求为代价来寻求环境的发展的。显然，无论是环境中心主义，抑或是人类中心主义，尽管其价值诉求迥异，但有一点二者是共同的，即以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来看待彼此的存在，把相互的关系看成是如同水火，势难相容。但现实证明，不管是采用哪一种价值取向的发展思路，其导致的最终结果都是以另一方的不可持续发展为沉重代价的。因此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环境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寻找一条人类文明和生态文明和谐发展的双赢之路，已成为人类社会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也找寻到了国家利益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有机统一的“契合点”。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分析，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关系的行为依据和行动指南。在人类文明彼此封闭、相互孤立的时期，国家利益是以国内的形式存在和实现的。而随着相互依存、命运休戚相关的世界复合依赖共同体的形成，国家利益开始超越国界而在国际社会得到了全面、广泛的拓展。这种政治经济存在的相互依赖性，决定了国家之间必须以合作而非冲突的形式来寻求相互利益的满足。换言之，只有建立在世界共同利益普遍增进基础之上的国家利益的实现才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强调“天人合一”、“和谐共存”的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安全的发展观、互利共赢的发展观，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代进步的要求，具有极其重要的普世意义。
在世界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利益与共的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维护人类自身发展的权益，避免对生态环境的无度破坏、对自然资源的过度“透支”最终祸及我们的子孙后代，从而赢得人类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胜利，就必须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以创新了的发展方式替代传统的发展观来指导我们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以引领人类文明享有美好的明天。
故而，科学发展观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世界走向和谐、和睦的重要杠杆和“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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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段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