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中国人有着怎样的“世界梦”
21世纪，中国的“世界梦”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把它概括为“大同世界”。这就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互利共赢”的主张，反映在五个方面：第一，经济上，世界各国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向更加平等、更加公平、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促进南北国家趋同趋势，根本改变过去两个世纪的趋异趋势，使世界走向共同繁荣、共同富裕、共同进步。第二，政治上，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和平共处、和睦相处，共同推动全球治理朝向更加民主、更加公正、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提高南方国家在世界与区域事务的发言权和投票权，根本改变长期以来北方国家垄断世界事务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使世界事务能够共同承担、共同协商、共同治理。第三，安全上，世界各国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尊重独立处理安全事务的自主能力，反对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反对武力干预或威胁，根本改变长期以来北方国家主导的霸权稳定，促进世界多种形式的多边安全、合作安全、集体安全，积极应对各种全球性、地区性传统不安全和非传统不安全挑战，维护世界和平。第四，文化上，世界各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促进和保护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多元化、民族化，倡导世界各国文化开放包容、继承创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根本打破长期以来北方国家的文化霸权、媒体霸权，使世界各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第五，生态上，世界各国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应对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气候变化危机，构建“天人合一”的世界，共同走绿色发展道路，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共同建设绿色世界。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4月7日）
魏宏：政府要创造法治氛围
我们强调依法行政，其实质就是强调用法律和制度来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行政权是一种公共权力，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同时行政权的使用是一种人格化的过程，执法者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行政权的这种特性，使得行权过程中的失误和随意将带来极大的社会危害和严重后果。依法行政，有多方面工作要做，目前最重要的有两方面：一是严格依法依规决策。行政决策是行政行为的起点，严格将决策置于法治框架下，做到决策于法有据、程序正当，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当性。因此，对政府来讲，务必严格行政决策程序，建立健全行政决策的听证制度、公开机制、风险评估制度及重大决策跟踪反馈制度、决策评估制度等，把公众参与、专家咨询、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二是严格依法依规办事。必须在行政权力面前设置边界，逼它进入法律、制度的轨道，也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最具体的决策行为和行权行为开始，严格落实依法行政，带头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处理问题、推动工作。在一个社会所有的信任关系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对法律的信任。因此，在一个社会范围内，人民对政府首要的渴望是对法治的渴望。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地方政府最重要、最长久的贡献应该是创造一个讲法、依法、按法办事的法治建设氛围。
（来源：《人民日报》2013年3月25日）
宋鲁郑：中国政改的四个突破口
从改革30多年的事实出发，结合全球经济危机各国的表现，客观来讲，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总体上适合生产力发展、并对生产力起着历史性的推动作用。未来十年，西方对中国的制度挑战和压力主观上不会减缓，中国的出口环境将会进一步恶化，相应的，中国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需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进一步深化。中国的政改一是应从逐步增加决策的透明度、逐步扩大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着手，其核心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二是要进一步扩大执政基础。执政基础的扩大，将会有效地面对中产阶级扩大和社会民主创新形式形成的新时代。三是司法改革。由于司法代表着社会公正，司法领域的改革可以先行。四是党内民主的制度化。今日中国，新领导人的产生既不同于西方的全民选举，也不同于阿拉伯社会的指定或世袭。一方面由组织部门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长期考察、培养和选拔，另一方面党内高层集体的磋商和选举，同时还要参考民意，然后还有任期的限制。这种模式的有效性无人置疑，但未来也应该更加透明、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和制度化。
（来源：《环球时报》2013年4月3日）
高波：反特权是反腐败的永恒主题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组织肌体与特权水火不容。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各个阶段，消除特权思想、铲除腐败现象都是全党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习近平同志指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其一，反特权有利于防止脱离群众，夯实立党之基。其二，反特权有利于防止精神怠惰，净化执政之风。其三，反特权有利于防止利益冲突，共圆强国之梦。反特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必须把特权锁进制度、文化和监督的牢笼。反对特权思想、特权行为，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一是扎紧制度“篱笆”。二是构建文化“护栏”。三是形成监督合力。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3年3月5日）
唐双宁：转变文风应“言之十有”
文风转没转，转得好不好，关键看是否“言之有物”。这个广义的“物”，具体而言就是要体现“十有”。一是言之有己，即有“自己”。领导干部应自己动手写文章，写己所思。 二是言之有信，即让人相信。领导讲话写文章，不是随便说说写写，是指导工作的，是影响大众的，这就要求讲话要让人相信。三是言之有情，即带着感情去“言”。四是言之有理，即有哲理。五是言之有“神”，即有神来之笔。讲话写文章，要有政治家的高度、历史学家的深度，还要有哲学家的思维、诗人的语言。六是言之有趣，即风趣幽默。七是言之有典，即适当引经据典。八是言之有“势”，即有气势。九是言之有“约”，即“简约”，惜墨如金。十是言之有用，即“管用”。改作风不妨从改文风切入，因为最好改的是文风，它不需要财政拨款；最难改的也是文风，要靠真功夫。在改文风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来源：《人民日报》2013年4月3日）
宫秀川：有制约才有真话
说真话是我党在各个时期都积极倡导的，对于党和人民之利是尽人皆知的，为何我们一直提倡说真话，而假话还是很有市场？因为说假话安全，说好话圆满，多说一些恭维的话、阿谀的话、吹捧的话，不仅可以给某些领导带来一份好心情，说假话者也可能因此得到一份好回报，因此假话成了一种无成本的投入和廉价的贿赂。而这背后更重要的是，有人愿意听假话，有听假话的需求，假话自然就有市场。假话的需求从何而来？大多是来自于大权在握的领导者。只要领导高兴了、舒服了，就可以给说假话者某些好处。供需两旺自然会促进假话市场的繁荣。假话市场的繁荣必然带来一系列的歪风邪气，严重影响社会风气，要杜绝这个假话市场，就必须管住领导的权力，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让被假话欺骗、为所欲为的权力受到管制，在疏而不漏、环环相扣的制约下，权力不能被滥用。因此，有对权力的制约，真话才会有市场，才会大行其道。
（来源：《学习时报》2013年4月1日）
石晓虎 ：困扰大党老党的深层次挑战
近年来，国外一些大党老党在选战或其他政治斗争中遭遇不同程度挫折、败绩并引发自身政治地位的变化，总的看有以下突出表现。一是社会认同下降。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党老党作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创建民族国家的先驱，推动国家长期平稳发展，实现社会民生大幅改善，但是在新时期也面临新的“认同”问题，需要重新赢得社会认可。二是传统理念与现实政策取向相互冲突。一些发达国家“全民党”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陷入政策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困境。三是战斗力严重下滑。不少发展中国家大党老党党员队伍不断扩大，但战斗力却未能实现同步提升乃至出现下滑的问题。四是高端人才匮乏危机。一些国家大党老党虽然成立时间长，但是未能有效解决人才问题，陷入高端人才匮乏危机，使得领导人更换、轮替难以解决党内面临的现实挑战和问题。国外一些大党老党面临深层次挑战不是偶然的，系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未能很好地处理发展与增长的关系。二是对国内社会结构的变化反应失当。三是以重视选举替代自身建设。四是对人才的培养和重视不够。
（来源：《学习时报》2013年2月4日）
[英]爱德华·卢斯：不平等将成奥巴马时代主旋律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已经表示其最大的目标是要重振美国中产阶级。不管怎么说，奥巴马确实无力阻止美国收入分配状况陷入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不平等的局面。 今年6月，美国将步入金融危机后的第五个复苏年。然而，中产阶级收入在危机后的每一年都略有下降。照此速度，中产阶级收入在奥巴马任内的降幅很可能达到两位数。高收入人群的状况则大不相同。据美国锡拉丘兹大学学者戴维·凯·约翰斯顿统计，自2009年以来，最富有的10%美国人获取了经济增长成果的149%（因为其余90%的人的收入缩水了）。最富有的1%（收入在366623美元以上）拿走了复苏成果的81%。而最富有的千分之一人口（年收入至少达到797万美元）竟然攫取了增长成果的39%。而且有许多证据表明，假如贫富差距过大，就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说，贫富差距同样在削弱美国货币政策的效果。
（来源：《参考消息》2013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