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强行向大家介绍一位文化人，那就是颜真卿。为什么要强行？因为他的文化人格，光耀千秋。具有这种人格水平的文化人，在几千年中国文化史上绝无仅有。
安史之乱突然爆发时，唐玄宗毫无思想准备，朝廷毫无思想准备，整个军事行政系统毫无思想准备。盛世危机，就在于此。大家全都如痴如醉地进入了另一种习惯性准备：准备当夜的诗会，准备明天的乐舞，准备河边的郊宴，准备山间的论道。在这种情况下，当危机轰然降临的时候，猝不及防的大地只能等待着首先挺立起来的人格支柱。这第一个人格支柱，就是颜真卿。
唐朝的三分之一军队都掌握在叛乱者安禄山手里，唐玄宗着急而又凄楚地问道：“河北二十四郡，难道没有一个忠臣吗？”首先回答这个询问的，居然是一个书法家。
颜真卿当时真的不容易，因为他和哥哥颜杲卿都是安禄山管辖下的太守。颜真卿的所在地平原，即现在的山东德州；颜杲卿的所在地，即现在的河北正定。颜真卿首先起兵，发表了讨伐安禄山的檄文，并在一天之内募集了一万多士兵。由于他具有巨大的号召力，黄河以北的反安禄山力量都纷纷靠近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集中了二十万军队，颜真卿被推举为主帅。
颜真卿领导的军队很快和安禄山的部队交锋了，身在山东德州的颜真卿要与身在河北正定的哥哥互通信息，距离比较远，需要有专人联络，谁是联络人呢？就是颜杲卿的儿子，一个年轻人颜季明。他来来往往骑马坐车，什么时候起义，什么时候发表檄文，什么时候组织队伍，现在安禄山的部队在哪，人数多少……这些信息都是颜季明在传递。通过颜季明的联络，颜杲卿也举旗平叛。
安禄山攻下了颜杲卿所在的城市常山，逮捕了颜杲卿，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把他的手剁下来，用最残酷的刑罚对付这位英雄。随后，颜家三十几口人全部被杀害，颜季明被砍头。
在全家几乎喋血的情况下，颜真卿仍然坚持领导队伍攻打叛军。这个仗很难打，因为临时召集起来的人缺少战斗力。而且当时唐王朝的战略有误，所以只能边打边走，经过河北一带往南，慢慢向当时正在陕西扶风的唐肃宗靠拢。最后终于会合了。
对于颜家的巨大牺牲，皇帝当然有高度评价，但朝廷总是打败仗，他顾不上去纪念这个家族了。
两年后，颜真卿自己用文章来祭祀牺牲的家人，其中最震撼的，是那份祭祀侄子颜季明的《祭侄稿》。由于后来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法帖，又称为《祭侄帖》。世界上很少有这么一幅艺术作品，即使不了解它产生的背景，一上眼就被它淋漓的墨迹、痛苦的线条、倔犟的笔触所感动。满篇的汉字，都在长叹和哭泣，而在长叹和哭泣声中，傲然筋骨又毕现无疑，足以顶天立地。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唯一用生命符号勾勒最伟大人格的一幅作品。这种最伟大的人格，刻画了一个英雄的时代、英雄的家庭、英雄的文人。幸好有它，让盛唐即使破碎也铿锵有声。
颜真卿举起旗帜，跃上马背，带着二十万人向安禄山的部队进攻的那一年，他46岁，又过了28年，谁也没想到，74岁的颜真卿又接受了一个使命。
安史之乱以后，各地的“藩镇”各自称王，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本来应该被严格控制以维护国家的统一，但在安史之乱的折腾中，这里打打那里打打，每个地方的军事集团又各自为王，而且曾经因为与叛军交过手而获得了存在的理由和力量。这对唐王朝来说，又构成了大患。其中，河南许昌的李希烈，非常明确地与另外一支部队联合起来，准备跟唐王朝唱对台戏。当时在位的唐德宗认为李希烈带了个坏头，如果其他的藩镇也跟着效仿，那么唐王朝就不像样子了。
安史之乱带来的真正灾难，是它改变了社会结构：一个统一的王朝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王国。皇帝想来想去，觉得没有实力去打李希烈，能够做的只是劝诫和安抚。这个重任交给谁呢？皇帝想到了74岁的颜真卿，其理由非常充分：第一，你李希烈过去打安禄山立过功，但第一号功臣应该是颜真卿，他完全有资格居高临下地教育你；第二，颜真卿的年龄那么大，你能把他怎么样？
皇帝这一招棋，遭到有良知的官员们的一致反对。因为第一，李希烈造反的态度很明确，用不着再去劝诫；第二，从长安到许昌路途遥远，老人家颜真卿的身体折腾不起；第三，早就失去了高贵的朝廷，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化大师，让他亲自出马去执行这么一个凶多吉少的使命，危及国魂。然而，颜真卿自己认为，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毅然决定前往。在去许昌的路上，不论经过哪个城市，那里所有的将士都会出来劝阻他，但颜真卿没有回头。
李希烈在城外摆出一个阵势来，企图把颜真卿镇住。颜真卿根本不在乎这一套，反而把李希烈给镇住了。在李希烈的虎狼窝里，颜真卿生活了近两年。他不断劝诫李希烈，阻止其谋反。李希烈想：如果我把他杀了，第一，没有什么意义；第二，影响我的形象，所以还是留下年迈的颜真卿。后来，朝廷在其他地方采取行动，杀了李希烈的弟弟，李为了报复，缢死了颜真卿。朝廷为颜真卿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葬礼期间德宗皇帝五天不办公。
遇难的那一年，颜真卿已经是76岁高龄，他用生命捍卫了大唐文化的最后一丝尊严，也为中国文人在政治灾难当中的文化人格做出了最高的表率。对于颜真卿的壮烈事迹，欧阳修在《新唐书》里赞道：“呜呼，虽千五百岁，其英烈而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文化人格看上去只是一支残破的毛笔，一具老迈的身躯，确是中国人的延续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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