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社会史译著
相对欧美而言，医疗社会文化史在中国大陆尚是一个新兴学科。它的发展与壮大，需要学习与借鉴欧美学界的优秀成果。这些成果既包括著名学者的经典著作，也包括那些可拓宽我们认识与研究视野的开创性著作。好的著作的译介与出版，同样对学术的发展和一个学科的成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2016年，诸多欧美学者的著作在中国大陆被翻译出版，既反映了中国大陆社会对疾病、健康与医疗问题的日益关注，也反映出学界对欧美学界优秀学术成果的重视。这些译著有：
著名精神病学与心理学家、美国约翰·杰伊学院和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教授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Jay Lifton）的《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王毅、刘伟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通过对约40名纳粹分子（其中29人为医生）和80名纳粹受害者（其中40人成为纳粹的医学助手）的访谈，试图进入纳粹医生的心理世界，从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的角度去回答：为什么“普通人”会变得邪恶，在一个大杀戮的世纪参与了那场最极端的屠杀？本该是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为何会成为肆意妄为、或组织领导或亲手杀戮千万人不眨眼的魔鬼？是他们“本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作者撰写该书的目的并非只是要展示与谴责纳粹的邪恶，而是为了更多更好地“理解邪恶”。正如刘瑜在为该书所写的导言“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恶”中所言，“《纳粹医生》这本书所传达的，与其说是纳粹的危险，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自身所蕴藏的危险。纳粹之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蝉翼等文明之下蠢蠢欲动”。因此，该书获得了诸多好评：“一座纪念碑式的揭露，对彻底违背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可怕描述，在大屠杀研究上贡献惊人”；“一部强力警醒之作，不仅是不忘已发生之事，而且揭示着一种石碑般的邪恶———一些受训练去进行治疗和治愈的人所犯下的邪恶罪行”；“这不仅是目前已有的关于医学伦理学的重要著作之一，而且融入了历史编纂学，对第三帝国和国家社会主义所犯罪行做了令人信服的心理学解说。在我看来，不参考这样的心理学解说，未来无人能够深刻地描述那个时代”（见该书封底）。
《极简医学史》（王道还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是英国著名医疗社会史学家罗伊·波特（RoyPorter）晚年为一般读者撰写的一部重要医疗社会史著作[1]。在书中，波特选取了疾病、医师、身体、实验室、治疗、外科医学、医院、医学与现代社会8个主题，将人、疾病与健康照护置于当时的社会与信仰脉络之中，探讨它们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不仅叙述了相关领域中医学技术的发展，而且还对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环境、身处其中的人物的所思所想给予特殊关照，努力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建立起联系，用其非凡的天赋、广阔的视野、令人愉悦的文笔、机智风趣的语言，向读者描述了人类与疾病之间从远古到现代的生死存亡之战，以及面对坚不可摧、变幻莫测的敌手———疾病，西方医学是如何完成其古今之变，逐渐获得今天的表现形态的。
英国医疗社会史专家、牛津大学维尔康姆医疗史研究中心（WellcomeUnit fortheHistoryofMedicine）前主任玛丽·道布森（MaryDobson）的《医学图文史：改变人类历史的7000年》（苏静静译，金城出版社2016年版）和《疾病图文史：影响世界历史的7000年》（苏静静译，金城出版社2016年版），是两部非常棒的用丰富图像资料与通俗易懂的文字为大众讲述医学发展的故事和疾病背后的故事的著作。其中，《医学图文史：改变人类历史的7000年》以医疗技术的发展为主线，讲述了过去7000年人类医学发展史中重要事件与人物背后的故事，揭示了医学发展是如何影响与改变人类历史的。《疾病图文史：影响世界历史的7000年》以人类疾病群中的30种典型疾病———鼠疫、麻风病、梅毒、斑疹伤寒、霍乱、伤寒、结核病、产褥热、昏睡性脑炎等细菌性疾病，疟疾、非洲锥虫病、恰加斯病、淋巴丝虫病、血吸虫病、钩虫病、盘尾丝虫病等寄生虫病，天花、麻疹、黄热病、登革热、狂犬病、脊髓灰质炎、流感、埃博拉、艾滋病、SARS等病毒性疾病，坏血病、库鲁病与克雅病、癌症、心脏病等生活方式病———为主线，用诸多鲜活的历史细节与恰当的图片，为读者生动地讲述了这些疾病出现与流行时代的大背景与幕后故事，析原因，述过程，道结果，说影响，揭示了疾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影响战争进程与胜负；对公共卫生发展的推动；推动治疗手段的革新；推动重大医疗科学技术的出现；等等。
尽管其作者是一位非虚构作家，但理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Preston）的《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姚向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却完全可称得上是一部讲述埃博拉病毒瘟疫缘起的历史学著作。在该书中，作者用非虚构的手法，基于其对相关当事人的访谈，加以事后对访谈内容的多方交叉核对与印证，讲述了1967—1993年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被认识、被研究的故事。其英文版在1994年出版后，曾长踞《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达61周之久。普雷斯顿因此被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授予防疫斗士奖，成为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获得此奖的非医学人士。该书对我们了解正肆虐于非洲的埃博拉病毒以及我国对相关地区的大力医疗援助行动有着巨大帮助。同时，它也在警告着人们，我们人类随时都有遭受不明病毒攻击与大规模杀死的威胁。“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的所有城市，构成网络。”（封底）诸如埃博拉之类的病毒一旦成功进入这一网络，它将会对人类构成巨大甚至灾难性威胁，导致大量人口的感染与死亡，而且难以控制。
“21世纪的医学史已成为批判现行医学实践的武器”[2]，相关著作正在不断地祛魅传统医学史为医学所建构起的权威光环，让医学发展的历史回归真实。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医学放射学家与内科医生默顿·迈耶斯（Morton Meyers）在其《现代医学的偶然发现》（第2版）（周子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一书中，借助个人的经历、研究以及对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等著名奖项获得者的访谈，以现代医学中的传染病、癌症、心脏病与心理疾病四大领域为经，以医学演进过程中的偶然发现为纬，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以来医学领域因研究者误打误撞而取得的一些重大發现。青霉素、化疗药物、X光、抗抑郁剂、宫颈涂片、伟哥等这些在20世纪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医学成就，实际上都是其研究者“种瓜得豆”的结果，即它们都是其研究者在试图获得其他东西时的偶然与意外所得。但由于偶然的意外发现往往不能为其发现者带来好的名声，被认为只是发现者运气好，并非其技术与研究能力的结果，所以等到发现者正式发表论文或出版著作时，他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地略去或掩盖其偶然发现的事实，将相关研究与发现包装成有计划、有目标的行为，从而魅化医学的发展过程，使医学对非专业人士始终保有高度的权威。正因如此，“意外发现”就成为了“科学中严密防守的秘密”。在该书中，作者所要做的事就是要揭穿这一秘密。
人类长期以来一直为各种细菌与病毒所困，并一直在努力去认识它们、控制它们。但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在历史的暗影之处，人类还在一直不断地试图利用细菌与病毒作为战争武器，谋求常规武器难以达到的战略目的。进入20世纪以后，在世界大国间不断升级的巨大冲突与军备竞争推动下，生物武器的研发受到国家的精心组织与大力资助；生物武器的使用，成为近代许多国家为赢得战争，对交战对手实施大规模杀伤与削弱的重要战略武器。由于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家族中，生物武器不仅在威力上堪比核武，而且其研制与使用更为相对简便与随意，因此，它不仅造成交战双方军队的大量伤亡，更使更大数量的平民百姓面临灭顶之灾。在当下社会中，恐怖主义分子则经常利用或试图利用生物武器制造混乱，以炭疽信件、毒气袭击事件（如1995年日本东京地铁沙林神经毒气袭击案）等方式人为制造瘟疫或直接地大规模滥杀无辜。对生物武器的有效控制，已成为当今世界需要认真对待与解决的重大问题。美国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珍妮·吉耶曼（JeanneGuillemin）的《生物武器：从国家赞助的研究计划到当代生物恐怖活动》（第2版）（周子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为我们揭秘了英、美、法、苏联与日本等世界几大国在20世纪鲜为人知的研发与使用生物武器的历史，以及国际社会为有效控制与阻止这类武器的研发、扩散与使用所进行的努力。
疾病的治疗与控制，绝非单纯是医生的事情。对大规模传播性疾病的防控与抵御更是如此。它需要医学界、政府、国际组织、公共卫生机构、民间组织与个人的通力合作与相互配合。这需要各方对流行病的本质、形成原因与传播方式等有一个全面的认知。美国哈佛大学免疫学和传染学博士、现任斯坦福大学人类生物学专业客座教授内森·沃尔夫（NathanWolfe）的《病毒来袭：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毒的爆发》（沈捷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将生物学、历史学、医学和其个人经历糅合在一起，探究了流行性疾病的发展态势、传播路径和应该引起人类重视的原因，警告人们下一个流行病正在向我们走来。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了解病毒，正确对待它。该书显示出作者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责任感和对有效防控病毒性流行病梦想的不懈追求，相关评论认为该书是继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之后最引人关注的疾病社会史著作，它将改变人们想象与监控人类流行病的方式。该书可以和大卫·奎曼（DavidQuammen）的《致命接触———全球大型传染病探之旅》（刘颖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一起阅读。
人类很早就建立起血液与生命和健康之间的联系，并一直在想象与研究血液之于人类生命与健康的意义，由此形成了诸多有关血液的神话、科学、历史故事。美国学者比尔·海斯（BillHayes）的《血液的故事》（第2版）（郎可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从怪物之血、主宰生命的精神、生物危险、女性月经的故事、列文虎克与红血球发现的故事、活组织染色法、血液中的发现、血液犯罪、嗜血逸事、女血友病患者、献血、血液与性欲、记忆细胞等13个主题层面，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阐述血液的奥秘，向读者展示了人类认知血液的历史及其中诸多重要事件。
随着社会与科学的发展，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人类应该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长寿。但现实却不是如此，人类为各种“现代疾病”缠身，深受其苦。肥胖孩子越来越多；糖尿病青少年患者越来越多，且发病年龄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人患有哮喘、过敏性鼻炎及各种过敏症……为什么会这样？这些“现代疾病”背后是否有共同的起因？美国著名科学家马丁·布莱泽（MartinJ.Blaser）在其《消失的微生物———滥用抗生素引发的健康危机》（傅贺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中，从科学的角度对上述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后指出：过去几十年中，抗生素与剖宫产术的滥用，不经意间伤害了与人类协同演化了数十万年之久的“微生物朋友”，特别是在孩子们身上。其结果就是：人体内微生物的稳定状态被打乱，人体与微生物间的平衡被打破，孩子们的代谢、免疫与认知能力因此受到损害。这一盛世危言，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与思考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伟大的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Jay Gould）曾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形式描绘过一个更宏大的参照系，他说“……这是微生物的时代，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直至世界终结……”（第23—24页）人类的健康状态取决于与其所处环境中微生物的关系的和谐与否。但人类却一直在以科学之名、以健康之名打破这种经历数十万年所形成的平衡，消灭各种微生物，结果自食其果。“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9页）恩格斯1876年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所发出的告诫再次在我们耳边响起。凭借《消失的微生物》一书，2015年4月，他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同年9月，他被任命为美国总统防治耐药细菌顾问委员会主席（2015—2019）。
两本医疗社会史研究杂志的创刊
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刊与定期发行，对一个新兴学术领域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一般意义而言，一门学问或一个学科的成熟（或趋于成熟）应……拥有一本或多本办刊理念成熟的高水平学术杂志或出版物作为其研究人员进行学术交流的公共平台”[3]。它既可发挥将无序散落的铁屑聚集一处的磁石作用，又可成为学术共同体的进行学术后备力量培育与展开学术交流和合作平台。基于这样对认识，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两本医疗社会文化史专业辑刊在2016年创刊。它们一本是上海大学张勇安教授团队主办的半年刊《医疗社会史研究》，一本是陕西师范大学李化成教授团队主办的年刊《医学、文化与社会集刊》。两本杂志均鼓励对历史上的疾病、健康、医疗问题作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在编辑上带有明显的专题研究特色。如《医疗社会史研究》第一辑的主题是“国际组织与医疗卫生史”，第二辑的主题是“新材料與新路径：中国传统医学史研究”。《医学、文化与社会集刊》则将是国内外医疗史研究领域第一本将“文化”明确纳入杂志名称的医疗史研究专业期刊，它将更加鼓励学者们用文化史的视角、理论与方法探讨历史上与疾病、健康和医疗相关的问题。尽管由于编辑与出版周期的问题，《医疗社会史研究》的第二辑和《医学、文化与社会集刊》第一辑尚未与读者见面，但它们值得大家耐心等待！两本杂志的创刊与定期发行，将会给中国大陆的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带来巨大的积极影响，有利于相关研究力量的整合，为国内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创建更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并成为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学术共同体同国际学界进行深入与平等交流的重要学术平台。
整体性点评与期待
从以上盘点来看，2016年中国大陆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发展令人鼓舞。尽管起步较晚，但发展劲头十足。相关专题研究著作的作者大都为30与40岁左右的中青年学者，正处在学术创作的黄金期。假以时日，他们肯定会出版更多的优秀作品，不断推动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但我们也明显地看到，在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与世界医疗社会文化史著作的出版数量上，中国史占有明显的优势。这种状况符合医疗社会史在大陆当前的发展状况，在学者数量上，中国医疗史研究者明显多于世界医疗史学者。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这种状况是合理的。随着中国日益发展与卷入世界发展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将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外部疾病风险，中国人的健康问题将会与世界各地人民的健康更为紧密相连。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利益的日益全球化，同样要求我们对全球各个区域的疾病及与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认知与研究，并对国家的相关政策决策与具体措施的安排提供历史经验与智力上的支持。再有，中国目前尚缺少参与和应对全球性疾病与健康问题（危机）的经验与能力。这些都需要我们加强对全球各区域的疾病以及当地社会与文化如何应对与处理这些疾病的经验与智慧进行系统研究与学习。因此，我们需要对中国以外国家与地区的疾病与健康问题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以满足我们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
在世界医疗史研究领域，我国学者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英美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不仅少有涉及法、德、意、澳、加、俄等世界发达国家相关问题的研究，对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南亚、东北亚、中亚、中东欧等地区的研究更是付之阙如。这无论从学术还是现实发展层面来说，都是亟须努力去改变的问题。从学术层面来说，除英美两国外，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在疾病防控、国民健康救助与保障等方面，同样有着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去探讨、总結、参考与借鉴。在服务现实发展层面，我国正在“走出去”和实施“一路一带”发展大战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仅会收获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与机遇，同时也会暴露于相关地区区域性流行病与传染性疾病的困扰与威胁之下，甚至会从根本上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这既需要我们做好医学技术与药品层面上的准备，同时也需要我们对之有历史、社会与文化层面上的充分认知与准备。国家利益的维护，若缺少对历史理解的支撑，便是短视的；当今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若不充分考虑来自全球的传染性疾病威胁及其潜在的巨大风险，将是极为不科学的。
医疗社会文化史是一座学术富矿，同时其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在2017年有更多的学者加入，有更多的学术成果出版，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需要。
注释
[1]除该书之外，大陆还出版有波特的《剑桥医学史》（张大庆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历史上的药物与毒品》（波特与米库拉什·泰希共同主编，鲁虎、任建华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剑桥插图医学史》（张大庆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以及《疯狂简史：要定义何为疯狂才是真正的疯狂》（张钰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等。
[2]王道还：《译后记》，罗伊·波特著：《极简医学史》，王道还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闵凡祥、舒小昀：《中国欧洲研究的学科考察：以“欧洲学”为中心》，《欧洲研究》2011年增刊“中国欧洲研究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