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闷热的星期五早晨，我刚到办公室不久，隔壁的同事张姐就急匆匆地冲了进来，神色紧张地告诉我王鸿儒先生去世了。我吃了一惊，飞快地瞥了一眼电脑的时间，发现显示的是8月16日。张姐跟我说，她是从前一天的报纸才知道这个消息的，是而举行追悼会的时间则是8月14日。我习惯了上网，几乎不会阅读报纸，这种地方性的新闻当然也不会在较大的网站上公布，难怪从王鸿儒先生去世的12日到开追悼会的三天时间里，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王鸿儒先生身体一直不太好，大多数时间都在医院里调养，这我是知道的，但是突然得到他去世的消息，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这一天像晴天的霹雳，来得过于突然。
第一次见到王鸿儒先生，是在我刚刚离开学校的2008年。当时，他有两本书在我们编辑室出版。两本都是关于夜郎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古王国研究的，一本是研究夜郎的历史，另一本是研究夜郎的文化。这两部稿子都是由我来看第一校稿。一天，我们领导叫我。我进了领导的办公室，看到一位身材矮小、和蔼可亲的长者坐在沙发上跟领导在聊天，见我走进去，他对我和善地笑了笑。领导给我交代了一些工作的事情后我就离开了。因为经常有人来领导的办公室聊天，对这个长者，我也就没有多加注意。只觉得他和蔼可敬，具有一般的文化人所没有的儒雅。事后，我才知道，这位长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鸿儒先生。
随着这两本书稿出版工作的推进，我开始跟王鸿儒先生有了联系，或者是关于封面请示他的意见，或者是关于书稿之中的疑惑请教他。每次有事给他打电话，他都不厌其烦。他不像一些难以打交道的名家，丝毫没有因为一些非常烦琐的细节问题而表现出不耐烦。有时候，担心他有什么事情不便接电话，就给他发短信，他也及时回复。王鸿儒先生的这两本稿子都属于一套名为“夜郎见证”的丛书，为了统一需要，校对的中途还请他对其中一本的结构做过重大的调整和做重大的删减，王鸿儒先生都耐心十足，很高兴地按照我们的要求做调整。临过年的时候，他还先给我发短信向我拜年，自称“鸿儒”。那时，王鸿儒先生已经从贵州社会科学院退休，而我则是刚出学校门的毛头小子，无论是从年龄上还是从学术上讲，他都是我的前辈。他这样的自称可能是出于谦逊，但却让我这个晚辈无比惶恐，几近无地自容。
可能是出于对我们的信任，这两部夜郎研究的书出版之后，王鸿儒先生又送来了他的另一部研究夜郎的书稿《夜郎文化史》。这是他申请到的一项国家社会基金课题的成果，55万字，对于一个年轻力壮的学者，这点字数算不了什么，但对于经常生病住院疗养的人，这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了。能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本身就需要极为深厚的学养，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力，这就不容易；但在具备这个基本条件的同时，也需要旺盛的精力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夜郎文化史》的编辑工作我也是参加了的。
有一天，接到王鸿儒先生的电话，他让我把校完一校的稿件给他送去。我问，送到哪儿呢?“送到省医。”他回答。我纳闷了，他家不是住在花溪吗?怎么让我送稿子到省医呢?不过我还是不假思索挂了电话。我把稿子送到省医之后，又给他打电话，他让我送到老干科病房，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他又住进了医院。王鸿儒先生依然神采奕奕，看不出半点病样，只是偶尔有一些疲倦的神色浮在脸上。他告诉我，他是因去海南度假水土不服拉肚子，才从海南返回贵阳住进省医的。他说，这两天已经好多了，医院检测的各项指标都已经正常，唯独钾这种元素还不正常，医生还要求输几天液补钾。我说：“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应该把稿子给您送来，让您在这里静养几天，康复之后再看也不迟。”王鸿儒先生笑着说：“你看这样不是挺好吗?在这里，有时候也无聊，也就可以随便看一下了。”做学问不做到痴迷的程度，是不会在医院里以审校稿子来解闷的。
二
已经记不清知道王鸿儒先生的确切时间，我只能肯定那时我还在上小学。我出生于黔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偏僻而贫瘠的山村，生于斯长于斯最后又长眠于斯的人们世代都用带有黏性的黄土筑夯成土墙房。墙体筑成之后，有些盖草，有些盖瓦，一栋栋的土墙房繁殖开来，就变成了一个小村庄。黄土筑成的房屋，冬暖夏凉，保温透气。由于燃料的限制，经过多年柴火的火燎烟熏，土黄的墙面就带上沧桑的意味，积淀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印痕，逐渐变成了黑色。那里又不具备粉刷条件，为了遮挡黑色造成的光线昏暗，一般人家都会找些别人不用或者是用不着的旧报纸来糊墙，一来操作快捷，二来更换方便，只要再加一层新的即可。我家当然也不例外。父亲有一次去公社上粮还是做什么事，就在公社的办公室找来一捆没用的旧报纸带回家。母亲收工之后，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就将父亲找来的旧报纸糊在暗黑色的墙壁上。那时候我还小，营养不良的身体怎么也长不高，但是就我目力所及，有几张报纸上连载了一部小说，名为《日落长安》，作者就是：“王鸿儒。”但那时候对于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太多的关注——也不可能有，更不知道是谁。后来上了大学，学了中文，偶然听到老师们在谈论王鸿儒先生的学术研究，我才意识到王鸿儒先生在贵州学界的分量，但还是没有将他与《日落长安》的作者联系在一起。
《日落长安》是王鸿儒先生“大唐之秋系列”的长篇小说，通过对唐代重大政治斗争的直接或间接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事件的当事人重大历史旋涡中的遭际，写出了他们力图恢复昔日的盛唐气象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在这部小说之中，无论是当时的宫廷乐舞，还是写炼丹修道、服饰饮食等，王鸿儒先生都是翻阅了不少史料得来，而不是一任想象力天马行空，想当然唐朝有些什么。从这点来看，王鸿儒先生在创作这一系列的长篇小说的时候，他的学者身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份学术上的认真与严谨着实功不可没。金庸一直以历史学家自居，但他的小说中，就曾犯过忽视历史事实的错误，比如，段誉能吃到辣椒，杨过能吃到玉米等。这都是对待历史不严谨造成的。王蒙曾经提出，要警惕作家的非学者化，真是一语中的。不过，我当时读到报纸连载的《日落长安》片段，却没有也不可能想这么多，只觉得故事讲得非常精彩，吸引力很强，但苦于找不到完整的小说，对《日落长安》的阅读也就不得不停了下来。
王鸿儒先生是贵州福泉人，家乡观念极深，他从小在文化氛围浓厚的福泉长大，深受影响。2007年，他将关于描写家乡福泉的老街老巷、习俗风情的散文集出版，名为《福泉往事》。这本散文集对于王先生而言，承载的不仅仅是他儿时的梦想与温馨，还有其他的许多。梦想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实现或者中断，但关于梦想的温馨却会越来越清晰。读《福泉往事》，首先感受到的是散文中的平实与不事花哨的朴素，通过平淡的文字，感受到的是后面跳动的一颗热血沸腾的心。批评家谢有顺认为，散文是作者直接面对读者的，读者与作者之间没有任何隔离和掩饰，作家的心灵就赤裸裸地展现在文字之中。在《福泉往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
文字之后的赤子之心。
三
《夜郎文化史》出版后的一天，王鸿儒先生来出版社办事，就顺便到我办公室来。他带来了一本《乐黛云传》送给我。我翻开扉页，上面写道：“建人先生雅正，鸿儒。”一种莫名的感动突然就攫住了我。我再三向王先生道谢，并声明，在他面前，我是真正的晚辈，不用这么客气。他没有接受，但温和地笑了。之后，每每有事给他打电话，他都要赞扬我们的《夜郎文化史》做得好，得到了他身边朋友的高度肯定。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感觉到十分开心。在工作上所接触到的文化人中，像王鸿儒这样的作者并不多见。
《乐黛云传》不知道是不是王鸿儒先生最好的传记作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本书是他最为珍视的作品。在《乐黛云传》之外，王鸿儒先生还写过《蹇先艾评传》、《黄齐生传》、《风雨征程：红军作家陈靖传》等几部传记。乐黛云先生是贵州贵阳人，北京大学著名的比较文学教授。她跟王鸿儒先生差不多是同代人，要为同代写传记，可能一般人都放不下这个架子，因而这种态度本身就值得崇敬。写传记是一种学术活动，经过艰辛的劳动写成传记之后，再得到传主的肯定就不容易了(从乐黛云先生为《夜郎文化史》作序可以看出，乐黛云先生是肯定王鸿儒先生的学术研究的)。我想，这大概是王鸿儒先生比较珍视这部作品的原因吧。
事实上，在王鸿儒先生发表了《蹇先艾评传》之后，就得到乐黛云先生的肯定，她称这部作品“是贵州出版的第一本现代文学研究专著，就已经达到了全国水平，不仅毫不逊色于文化发达地区出版的同类著作，而且具有自己的特点。……显示出一种不可忽视的‘实力’”(乐黛云《“乡土文学”研究的新收获》，《中国现当代文学》1987年第2期)在“文人相轻”成为潮流的今天，再回头去阅这些文字，不得不让人沉思。王鸿儒先生在文艺批评方面也有着深厚的实力，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有香港学者在《申报-中国文坛传栏》上撰文称，王鸿儒先生与谢冕、曾镇南、白烨同为“有名望的文艺评论家”。从学术上看，贵州学术界引起外界重视的学者并不多见，能够得到全国学界的高度评价，这是王鸿儒先生的成绩，也是贵州学术界实力的体现。
前面也提到了，除了学者的身份，王儒鸿先生的另一重身份是作家。作家与学者由于思维方式相反，很难结合在一起。一个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一个需要严谨态度；一个需要飞扬的文笔，一个需要平实面中性的表达；一个需要形象的构思，一个需要逻辑的推理……同时兼有这两种身份的人实在不多，但所取得的成果与身份相称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就目前而言，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好的有李劫、格非、曹文轩、葛红兵等人。王鸿儒先生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作家和学者两者都没有偏废。《盛世遗恨》更名为《天宝遗恨》在台湾出版，日本有学者将这些历史小说选定为研究项目，这也算是对作家王鸿儒文学创作的一种肯定吧。
2011年8月12日，王鸿儒先生永远地离开他的亲人，离开了他生活了几十年的这个世界。他走了，似乎没有带走什么，但又似乎把一些最弥足珍贵的东西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