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歗教授新著《文化、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以晚清教案和义和团为中心》一书最近已由巴蜀书社出版，这是晚清史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新成果。全书视野开阔，共分为四个专题探析：“史学方法试笔：口述、文献与考据”，“研究对象探析：精英思想与大众心态”，“晚清教案视点：时代与信仰的扦格”，“义和团研究侧记：组织溯源与意识素描”；堪称内容厚重，提出了诸多新课题，发前人之所未发。读后掩卷凝思，深感著者20余年来辛勤耕耘，力求开拓创新，因而在晚清社会状态、文化思潮、教案史和义和团运动等项研究上创获甚丰。而全书的最大特色是，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采用新的研究视角，形成了新思路，并且结合对文献资料的爬梳和对史实的考辨，在理论和方法层面力求作出新的概括。晚清史的许多问题已经几代学人长期反复探讨、成果众多，当今学者要提出新问题、新见解，殊非易事，然而本书著者却能独辟蹊径，并获得一系列具有原创性价值的成果，其主要原因正在于视角的转换和成功地运用新的方法。兹举出我认为最有理论价值的两项加以申论。
一是社会网络视角。著者认为，不应该将乾嘉时期的教派或拳会的活动界定为“义和团前史”，因为义和团只是部分地利用了历史上的旧名称，而发动和演出的是更为广阔和深刻的活剧。当1898年列强瓜分狂潮严重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之际，义和团运动有如山洪般爆发，它不是既往的某一种社会组织的直线延续，而即使与这一洪流有关联的多种组织(如梅拳、神拳、大刀会等)，也远非整体性地卷进。因此，探讨义和团的发动，应特别重视“社会网络”视角，具体地探究各组织的哪些成分在“起源”中起了关键作用。著者的基本看法是：“联系历史悠久的民间组织和义和团之间的中介，是那些在变动了的晚清政治秩序中参与反洋教的乡土社会的精英群。他们的联合和行动重塑了各自主导的那部分组织和文化，并经由相互关系的复杂错动，通向了义和团的起源并进而规定了运动自身的逻辑。”(第34页)
研究义和团起源这样复杂的问题，需要学者尽可能有根据地回溯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并从复杂的现象中努力寻找出本质性和规律性意义的东西。本书著者将其把握和分析“社会网络”的工作，总结为“文献史料与口述史的结合和互相补充”，并作了这样的具体表述：“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我一面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作相关档案文献的梳理和研读，一面又和国内外史学界、社会学界的几位师友一起，多次在山东、河北一带的乡镇作社会史调查，试图从文献研读和口述史料彼此结合和互相补充的角度，去勾画近代一些历史事件与社会生活的风貌。”(作者自序)《村镇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对梨园屯一段口述史料的解说》一文，对于“社会网络”的视角和方法运用很具典型性。著者将对义和团起事原因的剖析聚焦于直隶、山东两省交界的冠县“十八村”，这里在清代是冠县所属、跨过临清、馆陶两县，孤悬在直隶威县东南部的一块“飞地”。通过对官府档案、地方官员奏疏、野史笔记、民间揭帖、地方志等提供的分散而庞杂的史料，将之与口述史作比勘、分析，著者提出：在弄清楚义和团“起源”的多元性和地方性两大因素之后，必须解决是靠什么力量(人物)组织和促成起义烈火的点燃?与以往学者注目于“绅士”或“地方名流”不同，著者认为研究工作还应有新的视角，即“找出一种对特定地区的多种组织进行政治动员的力量”，因此提出了“村镇精英”的概念。他指出：“他们未必是‘地方名流’，而是指在某个村落或以某个集镇为中心的村落群中，能对全体或部分社会成员发生支配作用的人们”(第10页)。他们可以称为“乡土能人”，为人公正且有办事能力，一无所有、敢作敢为，特别在社会动荡时期，“能把一般人办不成的事给办了”。直隶、山东交界地区的义和拳暴动事件根源于这一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民教冲突。“士绅团首在管理村镇事务和维护道德教化的领域同官府发生了微妙的依违和扦格，他们维护本地利益和伦理传统的认同感日益强烈。村镇自我保护的取向拉大了自身和州县政权的距离。在战乱中有过各种复杂经历的体制外民间组织顺着变动的村镇秩序浮出水面，扩展力量。士绅、团首和土著强人的联合使反击洋教的行动日渐组织化和武装化。反洋教的武装集团吸引了企求改变地位的基层边缘人或流浪者，他们的大批卷进将保乡梓的运动向四围拓展，滚成一片。这一切变动，出现在由于外部入侵和内部病症交织，因而政治明显衰败，政治一社会格局也日益复杂起来的晚清历史中。”(第35页)“1897年德国部队占领胶州湾、1898年的黄河下游大漫决和此后近两年的华北旱灾，构成了多事的世纪之交。前一个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村镇精英群的民族意识。‘布衣谋政’和跨州县的联合行动由此而起。没有造反传统的梅花拳介入反洋教，表现了乡村民族意识激进化的程度。而连续的自然灾害和这种激越的意识相交织，则进一步将处在地区结构边缘地带的更多的教门结社席卷进来。教门分子、巫师拳师等流浪者夹在饥民群中四处辐射，将简化了的仪式和法术带进村落，和土著的村镇能人们联合起来。”“从各个社会层次上浮现出来的精英分子及其主导的组织、意识和力量的层层汇合，创造出了义和神团。”(第285页)笔者认为，贯穿于本书写作的“社会网络”的视角，不仅为探索义和团的“起源”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新思路，而且对于研究复杂纷纭、社会动荡、波澜迭起的晚清社会的嬗变，增添了重要的新视角。
一是乡土意识视角。著者在晚清社会史研究中之所以强调这一研究视角，首先是冀图更深刻和更精确地阐释义和团运动的特点。因为，著者认为，义和团运动从性质来说是“农民自发的反侵略运动”(第304页)，但是它采取的是落后、迷信的方式，“农民的政治欲求编织在宗教的彩衣里”，何以造成这种严重畸形的和极其矛盾的历史现象?著者认为，对此不能简单地暴露和指责农民的迷信落后，应当做到如马克思所说：“用历史来说明迷信”。惟有对晚清民间意识极其深层原因进行剖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再者，著者认为：“晚清乃至整个近代，是一个时局发生巨变因而各种思潮并列陈杂、推旧出新的年代。仅就在当时是先进的思潮来讲，也是五光十色，既依托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经济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情况，也受到为文化传统和在如上关系基础上产生的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所制约，因而出现了思想者们对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做出或浅或深的融合，以探索救国出路的中国版，同时也出现了普通民众依据自身的利益和经验，对这些学说版本的不同选择和弃取。因此，当代研究者很有必要对近代中国的国情——就思想文化史而言，是对本土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对作为当年思想者们的重要创作资源与思考依据的民众意识、社会网络和风俗习惯——做出恰当的解释和说明。”(作者自序)既然民众意识对精英文化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思想家们据以对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做出某种融合，同时又决定民众对精英文化如何选择和弃取，那么采取“乡土意识”的视角，对于推进晚清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就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复次，著者又认为，一直到晚清，中国社会实际上是由封建统治下的广大农民大众所构成，晚清时期虽然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并由他们发动了
社会改革运动或革命运动，“然而这些先进社会集团的规模和力量都非常弱小，远远未能上下沟通，纵横联合，从而形成社会的支配力量，完成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当时的中国基本上仍是由清朝统治者层层控制着的农业社会。”(第143页)因此，研究者应当正视其落后面，这是两千年封建传统和落后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同时又应足够地估计和认真地发掘其中的爱国思想、反抗精神和宝贵智慧，这也是了解中国国情的需要。
由于著者恰当地采取“乡土意识”的新视角，书中对于晚清社会嬗变作出了新的勾勒，并对晚清文化演进趋势提出了具有深刻启示作用的看法。譬如，为追溯晚清乡土意识的根源和土壤，著者对“中国传统社会农民日常意识”作为专题研究，认为：“民众文化在文化形态上是低级的，但亿万普通老百姓的文化心理状态，则体现了隐藏在物质文明、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体系背后的智慧之光与民族特色。”(第131页)并概括为如下四项特征：一、务实求验的处世态度；二、人生和谐的价值取向；三、执著亲情的道德情操；四、多神主义的宗教心理。又如，关于“晚清乡土意识”，著者的总体认识是：“晚清乡土意识作为一个动态的社会信息系统，同当时社会历史的剧烈变动处在一条共振带上，它以直观、质朴、真切和多动的精神状态，表现了华夏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实践者对于这场历史骤变的理解水平、承受能力和社会态度。”(第142页)在《思想文化史研究视角的转换：从精英到大众》一文中，作者认为，构成晚清社会的基层，是“辽阔的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基础集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由家族、宗教、村落、集镇、街巷等群体单元所构成的乡里社会”。由此决定晚清时期思想文化结构在总体上可分解为三个彼此联系又互相区别的部分：“上层封建统治阶级代表的正统思想文化；中层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集团所传播的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根植于乡里深层，既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之光、民族特色，又浸润着正统观念的农民思想文化。”(第143页)又说：“晚清思想文化史的进程就展示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先进思想家从西方引进，并以微弱的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和职能集团为依托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化观念与信息，像油浮在水面上一样地漂浮在广阔的乡土文化带的上空。而亿万老百姓却在同一时代场景中基于传统的民族性、国民性，表现出另一套欲求：均田均粮、真主降临、杀洋灭教、反清复明。这套欲求以巨大的空间覆盖面和时间延续性，在教门会党运动、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反复出现，广为流传。”(第148页)在《民族意识与晚清教案》一文中，作者更深刻地指出剖析晚清乡土意识特征在学术研究上的主要价值，是推进对晚清民族觉醒何以要经历坎坷曲折的道路的认识。因为，一方面，晚清的反洋教斗争是和当时爱国知识界要求“保国保种保教”的思想潮流并进交织，共同反映了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而另一方面，“民众的反洋教运动，以业已成为历史陈迹的纲常伦理体系为主要思想武器，又使这场斗争对西方教会的多重机能缺乏明智的选择，而蒙上了浓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色彩。当时人们的忧患意识，普遍落足于对‘礼治’社会的眷恋，从而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失落感。民族自卫意识浸润着尊王卫道的陈旧观念，阻塞了面向现实的社会认知。合群结社要求，没有超越农业社会固有的家族或师承模式，不能孕育同近代社会相适应的独立人格，而最终归属于对皇权与神权的依赖。凡此种种，在乡村民族意识的结构内，形成了外层情绪变动性和内心世界守恒性相互矛盾的总体特征。普通民众的保家卫国的赤诚，同自己参与传递的对西学的神秘感、恐惧感交织在一起，表现了乡村民族意识的不成熟性。”(第179页)
本书值得称道之处，还在于全书体现了著者严谨笃实的治学风格。作为一位具有实证研究的深厚功底，并且长期受到唯物史观这一科学历史观熏陶的学者，著者明确提出应当发扬中国史学重视考证的优良传统。这既是著者长期研治史学所得的体会，同时也是针对近些年来学术界出现的浮躁甚至夸诞的学风而发，因此对于“一些史作或追求观点的新异，或专事史料的猎奇，下笔洋洋洒洒，概念重重翻新，内容见所未见，却很少顾及这类概念和‘史料’能否经得起历史事实的验证”，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强调“倡扬科学的研究态度和严肃的学术作风的迫切性”。(第78页)树立科学态度和严肃学风确实是关乎历史学健康发展的大问题。建设优良学风，关键在于提高认识，端正态度，身体力行。一是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潜心钻研，甘于寂寞，真正从“史实”和“史料”出发，提出真知灼见，不哗众取宠，不将故作惊人之论作为所谓“创新”，不人云亦云，或是将毫无创见、七拼八凑的东西作为研究成果；二是要审查史料，“考而后信”，联系到史料的出处、背景、时间，提供史料者的身份、经历，他与所发生事件关系的密切程度如何，考察其有无作伪的可能等项，审慎地考辨究竟其史料价值如何；三是要作严密、深入的考证工作，继承并推进前辈学者所总结的“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的治史方法，下大工夫考辨对认识历史进程有重要价值的史实。著者结合本人长期的治史实践，在书中多处地方论述了精辟的见解。他说：“如果不弄清一件件具体的历史事实，不从微观的、个案的研究，即使是具有良好理论素质的历史学家，也不可能对历史事件的过程及其规律作出正确的总体把握和宏观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考据学所包含的积极因素，诸如敢于质疑、重视实证、严密审识、不事空谈等精神和方法，在今天不仅仍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也是检验研究者功力之高下的重要标准。”(第76页)并重申了林华国教授在《历史的真实》书中关于史料真实性阐发的精彩意见：以往史学界惯于将史料区分为“第一手史料”(如公文档案、会议记录、书信、日记、回忆录等)，和“第二手史料”(有别于前类的史实记载)。其实，这种区分并不能如实地指明史料的可靠性，不能反映史料的复杂性、多样性，尤其对于初入史林的学人，会造成误导，会因先笼统地承认何者为“第一手史料”而偏信其中全部内容的直接性和可靠性。实际上，所谓“第一手史料”之中，也包含不足凭据的材料。故对习惯地归于“第一手史料”者，应认真作审查、考辨，将其区分“原始史料”、“派生史料”和“无根史料”三类，对前二者审慎地使用，而摒弃“无根史料”。本书著者还进一步提出极为独到的看法：“能够直接反映史实的史料，可以是一个整体的文献，也可以是其中的某个部分，甚至可以是一两句文字。”(第76页)如果不是著者在科学精神指导下长期实践，并重视理论层面思考，是无法得出如此清醒的认识和精警的概括的。本文上面讲到的著者具有的创新精神，以及由于采用新的视角而对研究工作的推进，恰恰都是著者经过严格审查材料和对纷纭复杂的史实进行细致的考辨分析而得。其他书中因成功运用考辨而对晚清社会文化史一些关系甚大，或读者感到饶有兴趣的问题提出新认识的佳篇，书中还有不少，如《乾嘉义和拳浅探》、《民间教门与义和团揭帖》、《拳民意识与习俗信仰》、《赛金花考》等文，读者细读原书即能感到大有所获，启发良多，这里就毋需再加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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