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唯一绵延5000年至今的文明古国。中国社会的稳固，中华民族的繁衍不息得益于富有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生成过程和生成背景就隐含了中国绵延不断的文化基因。在世界优秀的文化体系之中，只有中国文化在人类历史上从未中断，正如刘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所言：“吾民族创造之文化，富有弹性，自古至今，俪俪相属，虽间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中国的延续在于中国文化的延续，而中国文化的延续在于其所特有的文化生成机制和生成背景。我们应深入探寻中国文化形成的历史源头，寻找中华文脉传承的根基。为此，应从四个方面进行具体地阐述：首先，借鉴中国历史的分期方式对中国文化的生成阶段进行简要地划分，根据这一划分方式，将中国文化的早期生成过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国文化的萌芽，即三皇五帝时期;中国文化的形成，即夏商周时期;中国文化的定型，即春秋战国时期。其次，分别从这三个时期入手，详细分析中国文化的生成脉络和生成过程。
[关键词]中国文化;文化生成;生成阶段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5-0113-06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源，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是中华文化的生命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传统美德等，是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的重要思想源泉，为全球治理和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发。”在倡导文化自信的今天，我们对中国文化进行探本溯源，找到中国文化生成的历史阶段和脉络，挖掘中国文化生成的内在逻辑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一、中国文化的历史分期
对于中国文化的历史分期，我们可以先从中国历史的分期着手。自西方的历史分期方式引入到中国以后，中国学者多数参照西方模式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了阶段性的划分。如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中，以西方学术界的历史分期方法，并借用《韩非子·五蠹》中的用语，将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把黄帝以讫到秦统六国的历史名为上世史，秦一统后至清朝乾隆末年名为中世史，乾隆末年至今（《中国史叙论》1901年出版）名为近世史。这种划分遵循中国古代的文化和政治的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上符合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夏曾佑先生在1902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中，根据历史的演化，将中国历史划分三期，即“上古”“中古”和“今古”。自梁启超和夏曾佑两位先生之后，这种划分方式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惯例。20世纪30年代初，章嵚先生在其《中国通史》中依據政治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阶段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黄帝至战国末期）、中古（秦朝至唐朝末年）、近古（五代时期至明朝末年）和近世（清朝至民国初期）四个阶段。根据这种历史划分，文化史学界对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做了类似的历史划分。如陈登原先生在其1937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一书中，根据文化工具的不同，学术思想的歧义、政治经济的变迁、民族社会的转易将中国文化史进行了五个时期的划分：上古（有史—秦初）、中古（秦初—五代末）、近古（宋初—明末）、近代（明末—清末）、近世（清末—今）。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根据中国历史上完成的两大功业——“民族融合”与“国家凝成”，从中国历史实态出发，归纳出了政治制度的历史分期：“禅让制度”的“唐、虞时代”;“王朝传统制度”的“夏、商时代”;“封建制度”的“西周时代”;“联盟制度”的“春秋时代”;“郡县制度”的战国末期以降。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冯天瑜先生认为文化的发展具有自己所特有的阶段性，他指出：“中国文化具有独自的发展脉络。这种脉络当然与王朝更替相关联，故中国文化史分期不可能全然脱离王朝系列;但文化进程又往往突破王朝界域，有着自身的发展序列，某些跨王朝段落，如周秦之际、魏晋南北朝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清民之际，以及某些朝代的中段，如唐中叶、明中叶文化都发生重要转折，或形成思想学术的高峰，故中国文化史的段落划分必然要突破王朝框架，按文化自身演变的阶段性做出分期。同时，中国文化的进程，日益广泛、渐趋深刻地与外域文化发生互动，梁启超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段落，是颇具概括力的。”根据文化自身发展轨迹，冯天瑜先生在《中国文化生成史》一书中对中国文化史做了四个历史分期，即史前文化、宗法封建文化、皇权文化和现代文化。并对其中的历史时期做了详细的界定：史前文化是指从采集到农耕，从原始人群到氏族共同体;宗法封建文化指夏商周三代;皇权文化是包括整个封建时期，从秦朝建立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到清朝末期;现代文化是指晚清以降的文化发展。综述所述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史的分期，借鉴冯天瑜先生的分期标准，我们把中国文化的早期生成阶段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中国文化的萌芽（三皇五帝时期）、中国文化的形成（夏商周时期）和中国文化的定型（春秋战国时期）。
二、中国文化的萌芽：三皇五帝时期
文化实质上是“人化”，是指人化自然的过程，文化的产生也是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产生的。因此，文化的起源是同人的起源相伴而生的。但是，真正的文化是自有文字可考的时期开始逐渐形成的，汉字起源于先夏，成型于商代，演化传承至今。先于文字出现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文化的萌芽，这在历史上被称之为“上古时代”，又称“远古时代”或“神话时代”，这一时期虽没有文字可考，但经过考古证明，中国的祖先已经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带有文化象征的人类活动。
中华文明的源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始于万年前的历史文明，经历了从氏族部落到封建国家的发展，最终经过诸侯之间的征战，发展为多元统一的文化帝国。中国文化也萌芽于万年前的那一历史时期。在这里，我们把这一时期成为三皇五帝时期。三皇五帝的说法，史学界一直没有统一的定论。关于“三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为：天皇、地皇和泰皇;《史记·补三皇本纪》中将“天”“地”“人”三皇列为“三皇”;在《尚书大传》中是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在《春秋运斗枢》中是伏羲氏、女娲氏和神农氏;而《三字经》中将伏羲、神农和黄帝统称为“三皇”。关于“五帝”，历史上也有不同的说法：《世本》《大戴礼记》和《史记·五帝本纪》中列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礼记·月令》中以伏羲、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为“五帝”;而《帝王世纪》中又视少皞、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无论历史上对“三皇五帝”怎样的解释，这一时期都是夏之前的人类历史的萌芽时期，既有神话传说的成分，也有历史可考的成分。是“三皇五帝”率领民众开创了中华文明的上古时代。
神话自然不能当作史实来看待，但神话的流传及其内涵，实在是文化传统嬗变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现象，不会凭空地产生出来。文献记载中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固然经过了历史的臆测和篡改，但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俨然能发现各种有价值的因素。“三皇五帝”是否真有其人？具体名号真正如何？我们不做历史考证，这实际也并不重要。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史前各个时期的不同文化象征，可以笼统地当做是史前社会的某一氏族部落的首领，或是某一氏族部落的图腾，抑或是他们氏族部落的名号。这些氏族部落“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氏族部落的不断迁移和相互交往的扩大，各个部落之间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形成相反的利益，由此引起了各个部落的分化和组合、战争和联盟，逐渐形成为不同的民族”（郭沫若《中国史稿》）。这些民族就是中华民族的早期雏形。随着民族的融合和发展，中国早期的文化也开始应运而生。
史学界将人出现到文字以及金属工具发明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称之为“石器时代”，这其中又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尚处在一个蒙昧的时期，是古猿向人类进化的最初阶段，开始有了工具的使用和简单的石器制作。从元谋人到北京人，再到山顶洞人，以及距今约7000多年前的四川资阳人都从属于这一时代。文化的产生就源于这一时代，产生于从猿到人的演变过程之中。“有了人方有文化创造。在距今300万年前，灵长类开始进化为双手解放出来的直立人，波澜壮阔的文化史自此发端”。罗蓓、孙晓阳在其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论——文化生成与学科融通》一书中指出旧石器时代火的使用，将人与动物彻底地区别开来，使人真正意义上成为人，人类所特有的文化也正是从这时悄然开始，火的使用不仅具有物理学意义上的成就，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项文化创造。火的发现以及广泛的应用和多方面的实践正是揭露出了文化史的真实面目，中国古代的“钻木取火”便是切实的写照。火的出现在人类演进以及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火作为生产和生活工具的出现，但又不同于其他的一般工具，就其产生本质属性而言，已经包含着人类的意识活动了，是人类物质文化的开端，更是文化起源的直接标志。
随着人类的发展进入到新石器时代，无论是物质文化的发展，还是观念文化的丰富都进入到一个空前的时代。此时，人们不再是简单地从事采集和狩猎活动了，开始转向了农耕，并伴随着家畜的养殖。“农耕经济的确立，使人类不再单靠自然赐予，而可以通过社会经济再生产过程同生物自然再生产过程结合，获得较为丰富可靠的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供应，得以养活从事政治、文化等非生产性活动的人群，文化史因此跨入新纪元”。经过后期的考古发掘，人们已经发现了大量的新时期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彭头山文化（约前7500—前6100），裴李岗文化（约前7000—前5000），磁山文化（约前6000—前5500），大地湾文化（约前5800—前5400），新乐文化（约前5500—前4800），赵宝沟文化（约前5400—前4500），北辛文化（约前5300—前4100），河姆渡文化（约前5000—前4500），大溪文化（约前5000—前3000），马家浜文化（约前5000—前3000），仰韶文化（约前5000—前3000），紅山文化（约前4700—前2900），大汶口文化（约前4100—前2600），良渚文化（约前3400—前2250），马家窑文化（约前3800—前2700），屈家岭文化（约前3000—前2600），龙山文化（约前3000—前2000），宝墩文化（约前2800—前2000），石家河文化（约前2500—前2000）。这只是列举了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根据苏秉琦先生对新石器时代中国文化区域的划分，我们可以大致将新石器时代划分为6个文化区系或文化圈：（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重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轴心的南方。这些文化区系或文化圈之间既自成体系，又交相辉映，敲响了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前奏。如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是母系社会的繁盛时期，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标识着中国古人彩陶技艺的繁荣;如长江中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木浆，说明人类已经从陆地走向了水域;再如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表明中国的玉文化早在远古时代就已产生。
“三皇五帝”的远古时代或上古时代，文化已经伴随着人类的演化在悄然地受到滋养，并逐渐开始萌芽。有学者基于众多的考古资料，将这一时代的氏族部落根据文化遗址发掘的分布为三大文化集团：华夏文化集团、东夷文化集团和苗蛮文化集团。黄土高原是华夏集团的发祥地，后又沿着黄河顺势而下，向东扩展，大致分布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区域;其中，华夏集团内部又有黄帝和炎帝两个分支。东夷文化集团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和安徽境内，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分布区都属于东夷文化的范畴，如蚩尤、后羿等都属于这一集团。 鄂、湘、赣一带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都从属于苗蛮文化集团，如果将这一范围向东拓展，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也从属于这一文化集团，伏羲氏、女娲氏都是这一文化集团的主要代表。这些集团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和相互融合，造就了中国文化的雏形，对后世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是黄河流域的华夏集团同东夷集团之间的战争，最终黄帝和炎帝的部落联军在逐鹿打败了东夷集团的蚩尤，从而使得炎黄部落之间的融合。继而，经过阪泉一战，黄帝打败炎帝，炎帝败向东南方，至此，黄帝的势力范围遍及中国的北方和中部大部分地区，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文明诞生，经过后期对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的连续征战，并取得连续的胜利，从而确立了华夏文化在中国文化历史演变过程中主流地位，华夏民族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
三、中国文化的形成：夏商周（西周）时期
“三皇五帝”时期，中国文化虽然迈出了一大步，但是依然属于原始部落的原始文化，图腾崇拜、巫术文化等还控制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萌芽也同其他民族的原始文化大致相同，可以说是还没有完全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也没有形成民族特色的文化表征。直至夏商周时期，中国文化才开始形成，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面貌才开始形成。夏、商、周是中国早期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在这一时期开始，国家在这一时期产生，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许多文物制度也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言：“文化史上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有三：文字发明与使用、金属工具发明与使用、城市出现。夏商周三代这些成果纷然呈现。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部落联盟首脑权力日益膨胀，夏禹以后，首领禅让转为世袭，标志着原始社会的解体和国家的诞生，而巫觋的专职化，其文化功能扩大与加深，昭示着文明时代来临。”自距今4000多年的夏朝开始，以及随后的商朝和周朝，中国早期的古典文明开始渐入其辉煌时期。青铜器取代了石器，成为新时期的象征，因此，这一时期也被史学界称之为“青铜时代”。
由于历史年代的久远，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状况还有许多存疑之处，但通过考古发现，可以简单地勾勒出夏商周三代文化领域的基本特征，冯天瑜先生将此阶段的文化特征大致归结为四点：（1）大量的青铜器、祭坛、宫殿等在广袤的土地上出现，这标志着古代中国正式跨入了文明的门槛。这一时期同古文献记载中的夏朝大致相当。在豫西和晋西南等地的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点，揭开了中国早期文明（夏朝）的神秘面纱。（2）中国青铜时代的技艺特点，如铜锡合金和块范筑法等，都富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器物的作用类型也都与西方文明乃至南亚文明有所不同，饱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萌芽，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明。青铜器首先更多的是被用作礼器，规范着中国古代森严的等级秩序，象征着王权的至高无上。其次被当作兵器，用于对内对外的战争，维护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而不是向古代的西方，如罗马、希腊等那样，除了制造兵器以外，就主要用于生产工具的制作。这一区别昭示着中国率先具备了伦理文化，中国文化中的重视伦常也源于此。（3）二里头等夏朝遗址发现了大量刻画符号的陶器。殷墟出土大量的甲骨文形态相当复杂，应当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化过程，而夏朝的陶文正是其先驱。由于出土的夏朝的陶文数量有限，且大多难以破译，因此，此时尚未脱离传说时代的影子。而到了殷商时期，大量的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破译，可以说中国至此方进入的信史时代。有了历史可证的文字记载。（4）殷商西周已经出现了具有中国特征的文化痕迹，此时神权至上影响广泛，祖先崇拜尤为繁盛，天、地、人三大祭祀活动十分发达。
由于夏文化文献不足征，尚处于转型时期，我们在此姑且不论。自商朝开始，中国正式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信史时代，凭借着商人的甲骨文，我们能够对商朝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有了更多的了解。位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地区是殷商之人的发祥地。最初的商人主要从事于“游耕农业”，因此，商朝的都城一再迁徙，商中后期，为挽救统治危机，继位者盘庚将都城迁于殷（今河南安阳），史称“盘庚迁殷”，故商朝又被称之为“殷商”。殷商时期宗教意识极为浓厚，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原始宗教的气息，“尊神重鬼”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一大特点，神学观念在整个商朝社会占据着崇高的地位。正如《礼记·表记》中所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在殷商之人眼中，神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世间的所有安排都是神的指令，都要依据神的意愿行事，一切听命于神的安排。郭沫若先生指出：“大抵至上神的观念殷时已有之。年岁的丰啬，风雨的若否，战争的成败，均为所主宰。”殷商之人通过占卜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举止，人完全附庸于神。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中发现了十多万片甲骨，几乎全是祭祀和占卜的记录，足见殷商之人尊神重鬼风气之盛。殷商时期已然出现了专门的文化官员，由于此时盛行“学在王官”，各种典籍文献以及历法、医学、占卜、历史等书籍都藏于王室之中，因此，便衍生出了巫、史、祝、卜等专职文化官员。其中“史”是最具典型的文化官员。“史”始设于商朝，早期是驻外的武官，经过发展后来成为商王左右掌管祭祀和记事的官员，现在出土的一些殷商之人的典籍文册便是出自于史的手笔。商朝的史分为多种，有“大史”“小史”“西史”“东史”“作册”等，这些官员有负责起草文书的，有负责记载史事、编写史书的，有掌管国家典籍的等等，同时，还可以发表意见，提供策略，“掌官书以赞治”。“巫、史、祝、卜是第一批较正式的文化人，他们从事卜筮、祭祀、书史、星历、教育、医药等多种文化活动，并参与政治，中国文化（尤其是精神意识领域）的许多门类，其起源都与之有关”。从考古挖掘出来的大量先秦文化典籍中可以发现他们的诸多踪迹，可见，这些“文化人”对中国文化早期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和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夏商文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周文化，开启了从“神本”向“人本”的转化。西周文化在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之后发展为礼乐文化，从原始宗教进化到自然宗教，进而又发展出伦理宗教，这对于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西周在殷商崇尚天帝和的基础上，将本族的祖先与天帝关联在一起了，创造出了“天”的观念。同殷商时期一元化的祖先神有所不同的是，西周将祖先的世界同神的世界分离开来，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周人的“天”已经超脱于自然属性，成为至上神的统称。这时的“天”俨然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保护神”，而不再是某一部落的“保护神”。周朝不像商朝那样将人世间的一切当作是上天的安排，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天之子，秉承“天命”来治理人间世界，而且“天命靡常”，因此，上天只将“天命”授予有德之人。在此基础上，周朝统治者延伸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等政治统治思想，从“天界”走向了“人间”。因此，周朝的宗教观念不是一元性的祖宗之神，而是天祖的二元崇拜，这其中二者之间沟通的渠道就是“天神的拟人化和祖先的拟天神化”。二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形成了后世的“天人合一”等观念，同时也蕴含了德治主义、民本思想和忧患意识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进程。
从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出，三者之间的文化模式尚有所差别，都展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夏、商、周三代之间也承袭着一些连续性的文化特征和精神内涵，它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为主要继承，同时又在发展中统合了周边各个地域的文化特色，最终在西周时期开始定型。经过轴心时代对文化发展，中国文化朝着“敬德保民”“重孝”的基本走向发展而去。成为中国文化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演进，是一个以神为本的文化逐渐开始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过渡，逐渐摆脱了人类思维水平、宗教信仰等的蒙昧阶段，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架，中国文化的基因从此时开始正式形成。
四、中国文化的定型：春秋战国时期
东周末年，周天子势微，各路诸侯纷纷崛起，竞相征战，从公元前770年持续到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大分裂的时期，也是一个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学术风气活跃的时代，这一时期确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中国文化在此时定型。春秋因鲁国的编年史《春秋》而得名，这部书相传为孔子所修订的，但至今学术界尚存质疑，此书记载的是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后史学界为方便起見，一般从东周立国，即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时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77年）或公元前476年为止，称为“春秋时期”。春秋时期之后是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大约从公元前476年左右直至公元前221年，此时各诸侯国混战不休，故被后世称之为“战国时期”，这一称谓取自于西汉刘向所编注的《战国策》。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文化上也迎来了重大转型。就世界历史而言，大约在公元前600—200年间，世界各文明体涌现出大量的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学家等，对后世的文明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比如在古希腊，出现了赫拉克里特、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在伊朗，出现了袄教的开创者琐罗亚斯德;在巴勒斯坦，出现了以利亚、杰里迈亚等先知，后来又出现了耶稣;在印度，产生了《奥义书》，诞生了释迦牟尼;在中国，则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孙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等”这一时期产生的文化为后世的文化发展定下了基调，使得整个人类历史都似乎在围绕着这一时期运转，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这一时期称之为历史上的“轴心时代”。这一时代的思想飞跃和精神塑造为以后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于此相对应，中国历史上老子、孔子、孟子等诸子百家出现在东周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所以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中国的“轴心时代”，这一时代继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之后，又出现了思想文化的高峰，此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就无法摆脱这一时代的影响。
这一时期文化的空前发展首先得益于春秋战国的社会危机，而百家思想的泉涌以及文化的再造正是得益于这种社会危机对形成的客观环境。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生产工具的制作，中国历史已经从夏朝的石器时代、商周时期的青铜时代，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器时代，铁农具的出现使人类的生产工具得到改进，技术更加进步，物质生产活动有了极大的改观。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由于铁制工具的出现，一些加工作坊拔地而起，这使得社会分工更加细化，这些变化一方面使新旧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又促使两个阶级的斗争日趋激烈，这都为社会的激变和文化的发展埋下了伏笔。此外，春秋时期，“井田制”遭到严重的破坏并逐渐瓦解。私有土地的合法性逐渐得到认可，中国历史开始产生封建社会的因子，出现了不同于奴隶社会的带有封建社会性质的阶级，由过去的贵族和商人经过重构，转化为地主阶级，中国社会也开始从奴隶制转向封建制。与此同时，在政治方面，各诸侯国之间为了“争霸”的需要，纷纷进行政治改革，时间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的整个历史阶段。各国经过变法改革，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任用制度更加开放，社会公平更加彰显，生产力亦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和发展，这些都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奠定了物质保障。正是由于种种社会变化，使得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有的职业知识从官府中脱离出来，散落在民间，从侧面促成了诸子百家的兴起，为中国文化的定型注入了力量。
孔子、墨子、老子等都是诸子百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以其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热忱之情开创了各自的学术门派，宣扬着各自的思想学说，对宇宙、人生、社会、生死等各领域的问题发表着带有各自思想特点的议论和观点，并且还“述而有作”，形成了一批中国文化史上的元典性著作。经过诸子百家各具特色的创造，中国文化在各个方面都得到的提升，深深地打上了民族的烙印，进而使中华民族最终的文化方向大致得以确定。中国文化也就是在此时定型，以至后世文化的发展演变都以此为范式和蓝本。
结语
冯天瑜先生曾经指出：“文化史上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有三：文字发明与使用、金属工具发明与使用、城市出现。”于此相对应，我们可以把中国文化生成的标志归六个方面：（1）诸子百家的诞生，（2）文化元典的涌现，（3）社会制度的建构，（4）地域文化的生成，（5）城市文化的出现，（6）语言文化的形成。中国文化从萌芽阶段到最后的定型阶段，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从文化到“文明”的生成演变过程。从无文字可考的“神话传说时代”，到有文字出现的“半信史”时代，再到思想迸发、元典涌现的“信史时代”，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内涵便由此生成，并始终内涵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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