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一个对于当代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并非耳熟能详的名字,在世绍末回眸之际,却留下了无尽的话题:关于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关于学人风骨……还有那可歌可泣的传奇人生。
这是一段很值得表述的历史。
这也是一段不易表述的历史。
三年前,我徘徊于美丽的清华园与康乐园,欲寻觅曾深深扎根于这片沃土上那些先哲的伟岸身影,可惜一切都变得是多么的遥远。短短三四十年,历史已很淡忘,人也很淡忘。悠悠数十载,无论远观近看,人生的评说,仍是那样的朦胧,蓦然回首,恍如隔世。不过,有些人死了,但仍然活着。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生命已依附到那些卓尔不群的著作之中;作为一个文化大师,陈寅恪的灵魂已铸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陈氏此言,道出中国传统文化百年动荡的大环境,也道尽在此环境下每一个有文化良知的学人那不可逃避的命运。每每诵读,历史犹历历如昨。百年前先哲们在世纪之变经历着种种的文化苦痛;百年后沧海桑田,新的一个世纪又将降临,然焉知今日吾侪宁不感受着与前贤相似的苦困?
数年间,我在寂静的书房里和档案馆感受着窗外春秋数易。当近千个枯燥的日子在笔下轻轻地滑了过去,当全书最后一个感叹号重重地划下时,止不住眼角流下了一行清泪。我不知我这样描述是否无愧于历史,是否对得起一位终身呵护文化若生命的学者。我只感觉到我一直活在这两者浓浓的慨叹之中几不能自拔……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
最后,藉此机会向给予我很大帮助的陈寅恪先生生前的亲朋好友、出版社编辑、热心人士,以及中山大学陈寅恪纪念室、中山大学档案馆等部门致以衷心感谢!
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本书不可能成稿和付梓。
“生死相问”之谊——节录自《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
历史在这里沉思的是,一别十数年不见面的挚友吴宓,在1961年不远千里带着一种深切的关怀重会陈寅恪时,陈寅恪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情感如飞瀑流泻。有关当局十余年对陈寅恪的照顾犹抵不上一介书生的意气相投,相怜相勉,快慰生平。这已明白宣示,中国历代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理解和尊重,他们要求现实的,也是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的认同与珍视。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用命运写下一个又一个悲剧,原因就在于历来现实极少对此认同和珍视。在极“左”的年代,要求现实珍视陈寅恪的精神世界,无异于缘木求鱼。既如此,即便有物质上的“特殊照顾”,并不能弥补这些优秀分子心灵的某种遗恨与痛苦。
五六十年代,中山大学一直引为憾事的一件事,就是可惜在党员教师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黄萱那样跟着陈寅恪,为陈寅恪所认可。于今看来,这件憾事的根本原因,已不言自喻了。
痛失精神的家同,即使食有鱼,出有车,这些优秀的学人依然感到生命的孤寂。
1961年的夏天,吴宓来了。两个孤寂的老人,在历经生命的沧桑与劫难之后,带着一份心灵的破碎,带着一份精神世界的固执,带着一种对感情的失落,终于作了暮年最后一次的见面。他们始终不渝挚爱着的传统文化开始“分崩离析”。他们的个体生命数年后将进入最后一轮大折磨;生与死,实质上已没有什么分别。如果说生命总是每时每刻都在寻找着感受的话,那么。这次会面让两个孤凄的生命再一次感受到人类诚挚情感的高尚,友朋生死不渝相知的高洁,还有宁为玉碎砥砺的凛然。这些,都因仿佛是“世纪末”式的相见,重重地涂上了很悲壮的色彩。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生命有这一种感受,无愧矣。
应该感谢吴宓,他用笔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次见面。胡适大半生提倡每一个个体生命最好都去作生命的自述与回忆,吴宓用日记记述了他的生命历程。吴宓的交游,吴宓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都使他的日记具有历史的意义。1958年“厚今薄古”运动中,吴宓曾有“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诵读”等主张。“断不可废”,当时代再续欲断还裂的传统文化之链时,吴宓与陈寅恪已化为烟尘消散在飘渺的天地之间。
在中山大学这边,翘首以待的陈寅恪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中山大学闻知吴宓即将来访,亦提供了很多帮助和方便,使吴宓来访的那几天,陈寅恪无论设宴款待还是饮食住宿安排,都布置得很得体与妥帖。中山太学的这份情谊,显然给了吴宓很好的印象,十年后他便有打动了无数后人的“生死相问”的惊人之举,——在最疯狂的岁月里敢于向中山大学发信询问陈寅恪夫妇的生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