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家学说是道德哲学，其理想人格的设計以道德自修为起点，以安人治世为终点，是既强调“内圣”，又注重“外王”的君子型人格。尽管这种理想人格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但是由于儒家学说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后，儒家理想人格也成了后世历代封建社会士人阶层追求的人生价值标准，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为正统的理想人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理想人格；内圣外王
任何理想人格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也离不开社会实践主体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感悟。在先秦诸子中，儒家的理想人格与其他学派相比，有其独到之处，映射了特定时代特定社会阶层和知识分子的人生理解与追求，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儒家学说可以高度概括为道德哲学，理想人格也偏重于道德修为的理论与实践。在理论上，道德标准成了判定人的好坏的尺度，并由此把人区分为道德低下的小人和道德高尚的君子。在实践上，强调社会个体把现实作为与伦理道德修为结合起来，把内修道德作为抵达“君子”的路径，以循“纲常”理论作为“道德达人”之风，以道德内化作为内在的指引原则而实施外在的言行。庄子曾经把儒家的理想人格概括为“内圣外王”，其在《庄子·天下》中描绘儒家的理想人格时说：“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所以可以说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其实就是“内圣外王”的君子型人格，即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
儒家的理想人格的称谓就是“圣人”，如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荀子·解蔽》孔子认为，“圣人”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道德完满的体现者。孟子则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那么，如何达到“尧舜”那样的理想人格呢？儒家给出的答案是认同并践行“仁”，做到了“仁”，就抵达了理想人格的境界。尧舜之所以成了“圣人”，就是他们做到了“仁”。所以《论语·里仁》里喊不含糊地说：“里仁为美。”
儒家的理想人格一提出来并非就“名满天下”，也并非立即成为当时士人人格追求的“圭皋”，它被士人普遍接受也有一个过程，其命运与儒家学说的浮沉息息相关。真正的“名动天下”，就是自汉朝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君王采纳后，儒家学说逐渐由诸子百家中与其他学派并列的一支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内圣外王”也才真正成了士人阶层公认的一种理想人格典范而加以追求。
儒家认为“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最为完美，是心存家国的士人应该孜孜以求的最高人生境界。那么如何做到“内圣”呢？孔子认为就是要成为“仁人”，而要成为“仁人”，自我修为起决定作用，所以他指出“为仁由己”，就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否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不在于外在的因素和别人，而在于自己，正所谓“仁，远乎者？我欲仁，斯仁至矣”。那么如何才能“外王”呢？孔子也指出了方向和前途，即以“修己”“正身”为起点，而以“治人”“治天下”为终点，他把“修己”“正身”提高到了相当高的层度和地位，认为要修成君子型人格，就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正如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所言：“儒家哲学，一面讲道，一面讲术；一面教人应该做什么事，一面教人如何做去。”所以可以说从儒家理想人格的理论设计和实践路径上，可以看出儒家哲学的中心思想其实是“修己安人”“内圣外王”。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儒家的学说中，其理想人格也存在深刻的理论逻辑与现实矛盾。从理论逻辑上看，它一方面指出尧舜这样的“圣人”境界并非抽象的、遥不可及的幻想，一般的社会个体通过自己的修为和努力也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这为社会上普通人的修养和努力提供了美好的指向和追寻向度；但另一方面，它又认为普通人是无知和愚钝的，而圣人是大大高于普通人的，普通人需要在圣人的教诲、指导下生存和生活，从而造成了政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高下、尊卑之分，权利大小之别，而且也造成了圣人的特权和普通人的渺小，对普通人只讲义务与奉献，很少去讲正当权利的诉求和保障，对君王和圣人，则只讲权利甚至是特权，很少提及义务与奉献。
儒家理想人格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源于春秋乱世的社会背景，认为“礼坏乐崩”局面的形成是周朝政治治理制度名存实亡，所以要实现“大治”，必须恢复周礼与秩序；另一方面，认为春秋末年乱世的形成也是人心不古，道德不彰的结果，所以提出要“克己复礼”，恢复周礼。谁能承担这种“克己复礼”的重任呢？在孔子看来，不是一般的民众，而是有德有才的“士”。“士”是高于普通民众的，对普通民众有引导教化以及治理的责任，当然与普通民众相比，地位、境界是高高在上了。这就导致了与其宣传的“人皆可为尧舜”产生了内在的冲突与矛盾。
同时，儒家理想人格的内在矛盾，也暴露了其认为的大治其实就是恢复“周礼”的统治，改变王室权力溃解的现实，重新恢复君王的地位与权力。进一步而言，儒家的理想人格虽然理论上强调自觉修为的平等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肯定不同人的人格、地位以及权利的等级性，所以究其本质而言，它只不过是皇权社会“纲常”理论的一种貌似公正的价值诉求而已。它与法家的政治权谋学结合在一起，成了后世历代封建社会士人阶层追求的或隐或现的人生价值标准，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为正统的理想人格。
儒家理想人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道德约束。儒家以道德为准绳，评价做人做事的正误、善恶和是非，要求人人都做道德君子，强化道德约束，这种约束一是自我约束，内修道德并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做自觉的道德君子，莫要以恶小而为之，莫要以善小而不为，尤其是独处无人监督时，更要强化自我约束，把道德作为言行的中枢；二是对他人的约束，要求做人做事，必须正人品，无伤德，并循德而行，怀德而为。这对后世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学说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社会成员的心理及人格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二，家国情怀。儒家把忠君爱国视为天然的道德，认为一个君子必须心怀天下，家国同修，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一介草民，忠君爱国是政治道德的核心，所以才有了范仲淹的“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也才有了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道德传统。其三，诚信与秩序。儒家的诚信以及“礼”的思想，对建构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氛围，对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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