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屈原在得知秦国大将白起率兵攻破楚国国都郢的消息后，抱着悲愤和绝望的心情来到汨罗江畔，沉江而没，以实现自己“伏清白以死直兮”的诺言。他所选择的道路是许多后来的传统文人命运的轨迹。纵观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屈原之死不是这个悲剧的谢幕，而是这个悲剧的开始。
一、屈原悲剧精神的普遍意义
屈原生活在战国中后期的楚国，最初颇得怀王的信任，“入则与王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但后来其主张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遭到诽谤诬陷，楚怀王渐渐疏远屈原。顷襄王继位后，他受到更残酷的排挤与打击，最后被放逐江湘。
我们看到，在屈原的悲剧中，以屈原为一方，高举着理想的旗帜，体现着时代精神；以昏君奸佞党人的腐败政治集团为另一方，他们是没落、倒退势力的代表，他们维护的是狭隘、肮脏的既得利益。显然，这两方面的价值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们斗争的本质是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倒退、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矛盾。在这场斗争中屈原是孤独的，他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明君身上，这是十分虚幻的。而另一方却实实在在是一股对屈原具有毁灭力量的政治势力。这就决定了屈原的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他越是斗争，越要超越，那么这种矛盾冲突的悲剧性就越壮烈，越惊心动魄，发人深省。屈原是明知不可而为之，不可避免地走上毁灭的道路。屈原的人性光辉，他的执著，他的爱国情怀，他的以《离骚》为代表的瑰丽篇章，正是在他人生的遭际中，同现实的斗争中显现出来，表现出来。与其说他的悲剧是政治和性格的悲剧，倒不如说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剧。
二、屈原悲剧精神具有文化象征意义
中国文化是儒、释、道等各种哲学、思想的融合，但主要是一种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推崇入世的处世哲学，入世就是对历史的担当，更多的是一种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是儒家文化强调的人生最高也是最美好的行为准则。这里，“平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终目的，或者说是最高的理想。屈原，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面对污浊的社会，他只有通过与现实对抗来实现自我的美政理想。为了实现自我人生理想，他可以做出任何的牺牲，包括自己的生命。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后来的许多知识分子同样走上这一条路。传统文人们不愿忘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他们仗义执言，刚正不阿，所以他们不容于专制皇权，他们郁郁不得志，中国知识分子里面就出现了一大群怀才不遇，受迁谪之苦，甚至殉道的灵魂。但是在他们身上，正是他们的不得志，完成了自我意志的张扬，实现了与专制皇权的抗争。在这个皇权至上的专制社会中，这样的抗争是渺茫的，是绝望的，可正是因为他们的抗争，彰显了人之为人的含义，也体现出了悲剧的人文价值。
可以看出，屈原面对的社会环境、人生困境以及悲剧性的命运在历史的长廊有着普遍的意义。他是中国士人共同的知音。他的悲剧成为中国文人一个共同的、难以逃避的命运。邓宇英在《从屈原看中国古代的悲剧精神》一文中认为，屈原一生追求人格完美，他崇高的理想，不息的追求，悲壮的殉难，都具有文化悲剧的意味，不愧是中国文化的象征。
三、屈原悲剧精神的民族文化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屈原之后中国文化不再缺乏悲剧精神。过常宝在《楚辞与原始宗教》中说：“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悲剧意识，因为悲剧意识体现了一个民族把握现实的深刻程度；而且对悲剧性的执著与否，体现了一个民族是否具有坚韧的毅力。因此，悲剧精神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象征。”屈原以及后世的曹植、司马迁、李贺、李商隐、李白，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是渺小的，执著与坚忍带给他们的是可怕的毁灭，但他们敢于承担责任，对理想的不懈追求，正是一个民族不息生命力的象征，是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屈原及《楚辞》所蕴含的悲剧意识，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显示了重要的意义。司马迁笔下的项羽、李商隐的无题诗、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正显示了传统文人对悲剧体验的一往情深吗?但是，这悲剧的体验却正是文人对现实最为本质的认识，是他们对生存不朽的渴望，是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执著，是生命的不息抗争，是一种崇高。
简单地说，当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遭遇到无法排除的阻碍力量时，他仍以一己之力与之抗争，其结果带来的是自我的毁灭，这便产生了悲剧。因为这种抗争是徒劳的，无望的，所以是悲剧性的。但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人的精神，人的自由意志可以得到充分地张扬，人的价值，人的力量，才可以得到高度地彰显。这正是悲剧的意义。以屈原为代表的中国文人正是西方的俄狄浦斯，正是在与无法摆脱的命运的抗争中，表现出了他的追求和那种永不屈服的精神，人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而变得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