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青史流芳的贵族聚会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绍兴城外会稽山阴之兰亭,东晋贵族名士王羲之(303~361年)邀请了41位贵族名士,坐在溪水边,曲水流觞,春风拂面,鸟语花香。酒杯流到谁的面前,谁就站起来喝一杯,然后吟诗作文。除了十几位年少者如9岁的王献之未能作诗而被罚酒外,在场的文人们大都留下了胡闹欢快的诗文。诗文合集,大伙公推召集人王羲之作序,王羲之乘酒兴流畅痛快地书下“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
这就是至今在中国文化史上让人津津乐道的《兰亭集序》。
更多的还是由于王羲之美妙的汉字书法,这次清雅别致的诗歌酒会,成了中国千千万万贵族聚会少有的能够青史留名的一次。
当然,这次聚会之所以被关注,还因为参加这次聚会的名士中,有两位中国文人史上少有的、故事雅趣很多且贵族气十足的文人,他们是王羲之、谢安。当然,也还有谢安之弟谢万、辞赋家孙绰、高僧支道林,以及王羲之家族的王献之、凝之、涣之、玄之等贤士冠盖云集,但真正值得一说的还是首推王羲之、谢安二位。
这二位名士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起码表面上)是不像其他文人那样痴迷做官。看淡做官,或不做官也能保持尊严,这是贵族判断的一个技术性标准。
兰亭雅集两年后的永和十一年三月初九,在官场混得心情很不愉快(估计多被同门名士王述招惹所致)的王羲之来到父母墓前,写下感情激越的《誓墓文》,发出不再苟进的誓言:“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至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 日!”
发誓之后,王羲之确实远离官场逍遥了六年,他履行了自己不再入仕的誓言,以逸民主怀,寄情于山水和药石之道,并感叹自己“终将快乐而死”!
王羲之是否快乐而死呢?人们可以提出种种怀疑,但事实上他发誓不再苟进以后,确实告别了官场,走向了自我欣赏逍遥的贵族之道。
书圣在史上留下的终究不是他的官声和官名。
王羲之算得上是一个文人贵族。
千古一遇之真贵族
名士王羲之死后,中国历史上罕有的真正贵族名士文人谢安(320~385年)引人注目地走上了喧闹的历史舞台。
小王羲之17岁的谢安在33岁时也参加了那次有名的兰亭贵族聚会,并写出了这样的诗句:
依昔先子,有怀春游;
契兹言执,寄傲林丘;
森森连岭,茫茫原畴;
迥霄垂雾,凝泉散流。
谢安的贵气和散淡,在《与王胡之诗》中更为明朗:
朝乐朗日,啸歌丘林;
夕 望舒,入室鸣琴;
五弦清激,南风披襟;
醇醪淬虑,微言洗心。
酒色琴歌,在谢安的笔下显得那么清雅。可想而知混浊喧闹的官场,他是更看不上了。
从小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谢安据传是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且长得风流倜傥,玉树临风,是当时引领风气之先的时尚人物,美女、美酒、美文相伴一生。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世说新语》中关于谢安的德行、修养、雅量、风貌、语言等就超过百余故事,且没有一篇是贬义的。
但谢安作为“旧时王谢堂前燕”的贵族领袖,其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一生尽可能避免做官,一旦非做官不可,就扶大厦于将倾,很有风度和大局观地把朝廷从权臣恒温和外敌苻坚的淫威下拯救出来,在兰亭雅集三十年后,创造了“八公山下,草木皆兵”的奇迹。且成功后,又功成身隐,闲云野鹤,终于山林。史书、野史均找不到其贬抑之闲言。
今人玩笑历史,总觉得谢安是历史上少有的作秀大师。但我看来,作秀多半是功利、目的性强的玩意,谢安一生贵气,既不需要作秀来出名,也无需作秀来做官。要说他作秀,他是实实在在秀出了一个贵族的高贵雅儒。这个中华文明史上少有的士、农、兵、商、棋、琴、书、画样样不俗的贵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名得名,要官得官,实在是没有传统文人的穷酸相。在谢安贵族阳光的照耀下,谢门还出了谢道韫、谢灵运等文气逼人的名士。但自谢家以后,名士风流基本绝迹。
近乎完人的谢安,在两千多年儒林文士中是千古一遇之真贵族、真君子。
文人贵族蜂出的年代
有人告诉我,中国历史上几无贵族。
确实,翻开中国文明史,自少有鸿鹄之志的陈胜吼出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后,风度、气度、高扬自我大旗,贵气逼人而从不下跪的贵族很难找到。珍贵的贵族之种难道真的就被乱民、流氓、军阀之种杂交绝迹掉了?但放宽历史的视角,用包容欣赏之心而不是用鲁迅先生尖锐的眼光去挑剔历史,你会发现除了流血成河的“吃人”史外,中国有两个短暂的年代,还是出了一些原本很有希望的文人贵族的。
秦以后中国第一个贵族蜂出的年代应是魏晋。
在谢安的身上,你可以明显找到诸葛孔明和竹林七贤的影子。
“千古一相”的诸葛亮,凭着前后《出师表》和“夫志当存高远,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等名篇亦可纳入文人行列,其隐居茅庐,散淡乡野,乐娶丑妻,拿足了名士和贵族的派头,但一遇“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的有贵族血统的刘备三顾,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去施展拳脚,开创了隆中对中预言的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
诸葛亮的贵族相不仅是在出山前拿足了贵族的架子,更重要的是,在刘备死后也不为权利所诱,忠实地履行了自己辅佐阿斗的誓言。中国历史血流成河、遍布杀人游戏陷阱的一个关键就是不诚信的流民、土匪、强盗、流氓长期在权力中枢晃荡,而诚信的贵族不仅太少,而且常常贵族会被流氓们杀掉。而诸葛先生的伟大在于不仅讲诚信,讲高尚,还强大到了不仅不被别人杀掉,还可以去杀掉或感化掉别人的境界。
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是谢安精神的另一个来源。但谢安的真正长处在于他集诸葛亮的官场操作性和嵇康们的自我散淡性于一身,成功地为后人留下了较为圆满的文人贵族形象。谢安后不久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则由于其官场和生活落魄而鲜有贵气且现实生活一塌糊涂。
魏晋这一兵荒马乱的年代最终以流氓战胜贵族、文盲战胜文人而割掉了中国历史上的贵气。到了宋代,在偃武修文的帝旨下,文人贵族又有一点回光返照。或者说,又出现了一些文人贵族的好苗子。毕竟,改朝换代的必然结果就是杀掉原来的贵族,而新贵族要从市井中产生毕竟是一件难事。
宋代文人贵族的苗子首推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
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道出了代代文人们发奋努力的天下情怀;而一根筋的名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则是以诚信,一条路走到黑的劲头实践了贵族的傲气;司马光以《资治通鉴》高屋建瓴作帝王师;而王安石作为不屈的改革者,则要把整个国家机器改成一个赢利的商业机器,却导致了官场奸商小人的泛滥;苏东坡则以大文人的胸怀任凭官场风浪,走着雪泥鸿爪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淡定之路。
可惜,文人的贵气,既敌不过皇权更迭的血腥,也敌不过外敌的屠刀,更敌不过诸如朱元璋这种农民皇帝阴暗的宫廷文化。
中国历史上的贵气和贵族,是越来越少了。
为何国人少贵族?
为什么要去追寻中国历史的贵族和贵气的贫乏?
因为只要走进中国秦以后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史长河里有两个突出的社会性格特质:那就是长期的精神卑贱和物质贫困。
几千年中国民众辛勤劳作,到头来依然是贫病交加,这才有每年一度的春节大年,民众最主要的节目就是大吃大喝,能吃饱喝好,似乎一年只有一次,贫穷似乎是中国人永远的宿命。除了吃喝,中国的大年既缺乏西方圣诞的各类美丽的圣诞歌曲,也缺乏感恩节那种雅致的仪式,剩下的只是穷惯了、穷疯了,吃相难看的吃吃喝喝。
与贫困相伴的必然是卑贱。普通百姓和文人永远在皇权的淫威下下跪不说,就是很多做了皇帝的流氓匹夫,虽位极天子,在权、钱、色等诸方面依旧没有贵族的气度和胸怀,依旧是那样穷凶极恶、恬不知耻。
国人的贵气和贵族都跑哪儿去了?
这里不能不说到秦始皇的嬴政。
秦之恶政之一就是消灭了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分封和世袭,而实行一统的郡县制。
也算国人命苦,在历史的长河中遇到了一个真正的王者龙种——嬴政。此君的血液里不知流淌着什么样的血,居然纵横天下、一统中原,并推出了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长达两千年之久的政治制度。改贵族的分封世袭为郡县即为其主要内容之一。
鼓吹此制度的旗手只是一个贫苦出身、以鼠辈自居的大内高手李斯。其向始皇帝进言: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而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务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不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结果,不仅分封世袭制废弃了,郡县制诞生了,焚书和坑儒也大规模出现了。
消灭贵族的世袭分封,除了灭掉了民族的贵气之外,起码还有以下诸多危害:
1.以郡县代替分封,从社会制度上彻底废除了藏富于民的可能,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莫非王权。
2.废除了贵族世袭也就除掉了民众独立人格、族格产生的土壤,天下众生必然皆为奴才。
3.天下之财皆归皇权,必然造成天下普遍贫困,你要想发大财就必须造反当皇帝。而要发动百姓造反,“均贫富”就必然成了永恒的煽情口号和行动,消灭财富和血流成河就成了中国民族秦后两千年的基本社会变动模式。
于是,就有了国人没有贵气和贵族。
于是,就有了国人贫苦和卑贱的宿命。
所以,探讨凤毛麟角的文人贵族的生存演进史就有了一些意义。
文人贵族的中药味
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贵族成群。
进入中世纪以后的欧洲,各国逐渐成型,虽然也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虽然也不断地在改朝换代,但其社会结构中有两块不变的基石:就是宗教和贵族制度的传承。
正因为这两大基石未变,所以,两千年来的欧洲,传承下来了大量的教堂、庄园、绿地,一个教堂可以修几百年,一个城堡可以千年以后依然如故,主人依旧。可是在中国,你能看到的多是破旧的坟墓和不尽的黄土沙丘。滕王阁、岳阳楼、黄鹤楼哪一个不是被毁了十次以上?就是凤毛麟角的文人贵族,与西方的传统贵气相比,也带有明显的中药味:
1.与西方贵族更注重物质享受、财富传承相比,中国的文人贵族似乎更注重精神世界和自我麻痹,从嵇康、阮籍到陶渊明,甚至连不胜酒力的苏东坡也成天用酒精来麻醉自己而鲜少去探讨真理之道;
2.与西方贵族注重个人教养、个人表达、个人生活品质相比,中国的文人贵族们似乎更注重社会品质和皇权品质,刘备不是汉室皇叔,诸葛亮恐怕不会出山;范仲淹的“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翻译成座右铭应是“先皇家之忧而忧,后皇家之乐而乐”。想想也难,嵇康们不为皇家忧乐,结果统统被杀掉;而范仲淹以皇家忧乐为自己的忧乐就必然向皇权下跪,真是“进亦忧,退亦忧”啊!
3.与西方贵族注重家族、家庭的传承相比,东方的贵族更注重国家、皇家的传承。王羲之也算一位名士贵族了,但他还是很真诚地向谢安说:“当今八方多事,应人人努力自效。而虚谈碍事,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而王安石不仅在37岁时上万言书要求变法,且两任宰相,根本不管家庭,一心为国推行变法,最后失败抑郁而亡。
4.与西方贵族注重细节、算学、天文、科技和生活中的品质进步不同,中国的文人贵族喜欢感悟天下万物、吟诗作词(西方贵族甚至把写十四行诗的高手文人莎士比亚认作戏子),去感悟月亮、花草和个人命运,其感悟的方法也与中医里的阴阳五行,统而笼之一脉相承。
其实,就算文人贵族身上有些中药味也罢,毕竟贵族代表一种传承、教养和品质,最可悲的是,连中药味的贵族在中国也难以生存。西方是三代人培养一个贵族,而我们的历史是以均贫富、杀富济贫、劫贵济贱的历史。
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