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为中国文化史上造成巨大影响的是近代文学作品翻译潮流，尤其是以翻译小说作为繁荣。我们说在翻译工作中的多项活动，例如对文本内容的删减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翻译作品的推出等方面都会受到当时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外部特定因素的限制与约束。本文对近代文学作品翻译活动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对当时的翻译策略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近代文学作品 翻译工作 外部特定因素 描述性分析 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翻译领域呈现出多元化倾向，逐渐突破了过去的美学理念统治地位，将语言学转变为一种文化的反思。近代文化批评与相关文化研究工作逐渐在西方学术领域中发展并崛起，随后上升为主导位置。在我国翻译历程中，近代文学作品翻译过程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影响至今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也是在当时提出来的。在近几年，我国翻译领域对近代文学翻译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对近代文学翻译学者们的翻译目标、翻译主题与策略等方面的评论文章不断涌现，并且也相应提出这些翻译作品中出现的误译、删除等现象。但是，在近几年人们对文学领域都出现了文化转移趋势，而作为跨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翻译工作也不例外，在我国80年代初期呈现出文化转移的趋势。本文探讨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我国近代文学作品翻译的规范情形，重新审视近代文学翻译存在的让原著本文内容更加适用于译语文化的情况，对其进行更加客观的描述性分析研究。
一 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活动背景分析
在中国翻译领域中大规模的译介活动分成三次：从公元2世纪中期一直到8世纪的佛经翻译工作，在明朝末期到清朝初期甚至到清朝末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的社科类文学翻译。这三次翻译活动过程，都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文化引入了新鲜的血液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要是从翻译介质的品种、数量、读者层次、翻译文本质量等方面来说，前两次的翻译工作不能与第三次相比较。
在第三次翻译过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近代文学翻译工作，尤其是小说翻译活动的繁荣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其次是在整个文学翻译过程中，曾经先后流行了两种差距较大的翻译风尚。根据熊月之做出的统计，在1843年到1911年之间，中国翻译领域一共出版了社科类、文学类、科技类等多种翻译类作品2260种，其中翻译小说达到了1017种，占到了总数的近一半。如果我们以“五四运动”为界线，那么第三次翻译活动能够分成近现代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不管是从原著的选材、风格，亦或是翻译者的方法、读者层次的趣味而言，都具有较大差距。其中最明显的，是在我国近代流行意译策略，而“‘直译’却一直没有占到主导位置，即便在理论方面也难以得到充分的认定”。但是在现代翻译领域中，却十分尊重与推崇直译策略。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近代中国翻译领域中的“意译”与我们现在的涵义不同，当前的“直译”与“意译”必须要注重忠实于原著文本内容；而不同点是在于，首先要忠实于原著内容形式。然而，近代的“直译”与“意译”的差异在于，主要能否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形式。所以我们说近代翻译领域中的“意译”是一种泛指翻译叙述（也就是综合多篇文学作品的翻译，以严复翻译的小说《天演论》为代表作品）、半译半作（翻译工作者从发挥到创作，以苏曼殊翻译的小说《惨世界》为代表作品）简练翻译（省略部分非故事情节结构）等诸多不忠实于原著文本内容的翻译手段。在我国近代翻译者们进行文学翻译过程中，通常会选择以上列举出来的多种意译方式，这使得当时文学翻译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与时代色彩。以近代翻译学家林纾为例，我们说他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意译的代表人物，一生中翻译了近二百种作品，在当时有着巨大影响力，备受群众推崇，但是却因为与后期的翻译规范标准差距较大，因此受到后人责骂。曾经有些翻译学者对林纾与其翻译是这样的评论，“在五四运动之前的二十年内，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者群体中最多的要数林纾……林纾在日常翻译工作中通常会随意删减，横加歪曲事实事实……除了林纾之外，社会上的其他翻译作品比他翻译的译本更加质量低廉……总而言之，在当时中国翻译领域一直处在一种极度混乱的状况中。”我们从忠实原著文本内容的角度来看，提出的这样的批评是客观中肯的。而我们也需要针对其翻译活动发展来看近代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工作内容与原则，以方便我们后期更加条理清晰地研究中国翻译发展脉络。
二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特征分析
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危机四起，尤其是在反侵略战争失败，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例之后，使得当时最为鲜明的主题就是“救国图强”，国人开始奋力学习西方技术，而翻译工作成为了这些运动的基础。不管是最初的实用科学理论翻译，在甲午战败之后的自然社科理论翻译，亦或是在戊戌变法之后对启迪民心的文学作品翻译，都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这些翻译活动都是为了宣传西方技术思想，激发人们救国知心，就连文学翻译的发展也是因为自身早已被神化了的救国功作用，即“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我们说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特征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学翻译数量众多且良莠不齐
1898年到1919年二十余年间，许多西方文学作品引进国内，因此引起了翻译活动的繁荣发展，甚至于在这段时期翻译作品要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国内原创的文学作品。根据资料记载，在1911年出版的《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中记载的创作小说有120余种，而翻译文学作品竟然超过了400种。根据阿英估计，在近代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实际数量，可能超过了250种。然而，出版的翻译作品比国内原创作品还要多两倍，可以说这种强烈的数量反差到现在为止，在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2 文学创作观念薄弱
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活动中，也出现了诸多世界名著的身影，例如法国小仲马创作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创作的自传体小说《黑奴吁天录》等作品，但是从整体来看，对世界名著的翻译数量不到整体小说翻译数量的10%，甚至有90%以上的文学翻译作品是属于三四流之后作家的作品。在1906年之前，我国译者翻译的日本小说约为70余种，但是却几乎没有人翻译当时的日本著名作家二叶亭四迷、幸田露伴、樋口一叶等人的作品。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近代中国的英语精英们只是借助翻译来输入外国思想，因此不会去考虑原著作者的文学地位与文学思想。
3 近代文学翻译“意译”风尚盛行
这一时期主要将意译与译述作为文学的主要翻译策略，对原著文本内容进行随意删改，甚至于文学政治化。在近代中国，无论是精通于英语的翻译学者周桂笙、陈鸿壁，或者是稍懂外语的翻译学家梁启超、包天笑、林纾等人都会选择意译的方式来顺应中国汉语言的规律与本土文化，可以说，“意译法则是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活动的时代风尚”。
三 翻译策略对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操控研究
我们从前文可知，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繁荣发展是由于中国晚清时期所特有的社会背景环境造成的，文学翻译活动是为了实现自身“唤起民众救国图强的意识”的特殊功能。因此译文选择了政治化相对薄弱，文化价值较低的作品，并不是因为翻译者自身的文学素养较低，这是在近代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约束禁锢的结果。近代翻译策略的具体方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翻译者会根据当时社会环境中政治宣传的需求，对原著的内涵进行大幅度改变。例如，国内翻译学者苏曼殊在翻译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过程中，会在主观上自由发挥。由于这部作品是一部具有现实批判主义色彩的小说，因此苏曼殊在翻译这部著作过程中会侧面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社会的黑暗景象。这本译作是创作翻译各占一半的作品，整部作品有十四回，除了对首尾八回做了改动之外，中间的六回几乎全部是重新创作，甚至在作品的第七回到第十三回内容中，苏曼殊又重新塑造出新的侠客角色——兰德，这个角色经常会“发表了一些抨击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的言论”。我们说这种翻译策略说是翻译，不如说是一种“改译”，因为译者对原著删改内容过多，因此译本与原著内容相比，基本上呈现出面目全非的状态，也因此成为呼唤民心、批判清政府腐朽的全新作品。
其次，翻译者为了能够顺应国人的审美习惯，将作品中大段的自然环境描绘、角色内心活动删减，亦或是删减了不符合当时国情的内容，展现出翻译者的政治观点，可以说这种翻译只不过是将原著的故事情节进行浓缩。这种翻译策略在近代国内翻译活动中经常可见，即使是当时标注为全译的文学作品中，通常也会被大段删减内容。例如，我国近代翻译学者伍光建在翻译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法宫秘史》的过程中，将原著中对自然风光与角色内心情绪变化的内容大量删减，只注重于对故事内容、角色对话的翻译，很少会出现幻觉描写，即便出现也会用中国化的语言来改编。译本一共有三十回，从第一回的开篇第一句就是“说一千六百六十年”，在之后每一回都会在开头加上“再说”二字，一共出现了二十九个“再说”，中间还不断加入了“且说”之类的虚拟词，进而表现出伍光建自身的艺术趣味，并且迎合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意识。在翻译大仲马的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的时候，伍光建认为多数国内读者看不懂过于累赘的西方语言结构，于是选择压缩或者删减对自然环境的描写，将原著内容几乎删掉了三分之一。
1901年，近代翻译学家潘溪子（杨紫麟）与天笑生（包公毅）一起翻译了英国作家哈葛德撰写的作品《迦茵小传》。然而译文只有原著的一半内容，并且也被大量的删减掉。我们对照原文来看，就会发现这是翻译者故意的漏译，作品删除的内容主要讲述了主人公迦茵与男爵之子享利炽热的恋情，并发生关系孕育了一个私生子的故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女性地位较低，并且受到当时三从四德的禁锢，因此这部作品中诸多有悖于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内容是被世人所不耻的。受到封建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两个译者也持有同样态度，因此故意删除了这一内容。
结语
在实际翻译工作过程中，社会伦理道德与翻译工作者的伦理道德会随时在文学作品中留下痕迹，因此我们说出现删减、增加、误读等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而这些十分容易出现的客观现象能够直接指向到翻译者并没有全部忠于原著与原作者的精神思想，因此会违背再现伦理的现象。但是翻译工作者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非常规现象通常是在迫不得已或者是产生译语需求的前提下产生的。因此，翻译工作者在客观方面顺应了翻译的基本原则，也顺应了广大读者的期许，这是中国近代文学翻译过程的重要解释力。我们说翻译规范对近代文学翻译是一种有效的尝试，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翻译作品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方法理论。
参考文献：
[1] 王东风：《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文学翻译中的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中国翻译》，2001年第5期。
[2] 路景菊：《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英语电影片名翻译》，《电影文学》，2007年第17期。
[3] 陈秀：《论译者介入》，《中国翻译》，2002年第1期。
[4] 贺莺：《电影片名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外语教学》，2001年第1期。
[5] 李瑞：《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归化异化理论》，《电影评介》，2007年第15期。
[6] 于福清、赵晓芳、高庆：《德国功能理论视域下的政治新闻汉英翻译》，《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2期。
[7] 周玉、宗成庆、徐波：《基于多层过滤的统计机器翻译》，《中文信息学报》，2005年第3期。
[8] 祝朝伟：《从“等值”概念的产生看中西文化的差异》，《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9] 陶友兰、黄瑾：《试论认知图式关照下的翻译教材练习设计》，《上海翻译》，2005年第1期。
[10] 田文军、胡汝昉：《对等翻译理论在商标词翻译中的应用》，《语言与翻译》，2007年第4期。
作者简介：戴洪波，女，1979—，巴彦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与文化，工作单位：齐齐哈尔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