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物像孔子一样，光烁古今，凌越百代，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两千五百余年来，其遭际起伏诘屈，其命运阴晴不定，其形象如蝉蜕豹变，其精神如静水洪涛，虽然近代以来经历屡遭磨折颠沛，有时竟至奄奄一息、花果飘零，然而终究星火流传，弦歌不绝。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伴随着他的言行与人格被记录、阐释、发明、运用的实践，同儒家、儒学、儒教、儒士、儒生密切关联在一起，成为中华文化传统影响广大深远、作用无远弗届的一脉，构成了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底色、文化基础与精神源头。
中国文化包容阔大，内部充满复杂的地域、族群、宗教、语言、文化等多元因素，然而它们能够在“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中交错融合，凝为一体，并且传承至今，从元典儒学到孔子删修编定进而成为后世王朝帝国意识形态的儒学所起到的作用功不可没。“修其教不易其欲，齐其政不易其宜”，这种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观念对于保持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活力的功能，正是今日依然历久弥新的理论遗产。近代内外交冲中的“中西古今”之争，尽管作为语法意义上的儒学已经淡出政治与文化实践的显性层面，然而经变从权、变则通、通则久，以复古求革新的隐性自我刷新机制依然可圈可点，厚德载物、刚健有为、文以载道的儒学真精神在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仍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哪怕是那些汲汲于西学启蒙、竭力排摒儒家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内底里也继承了儒家的精华。这是一种根植于文化深处的血脉，骨肉相连，无法耸身一摇便割断灭裂。
在先秦元典那里，儒学是为己之学，代表的是一种涵盖广阔的人文主义，它的发展路向立足于道、学、政三途并进。道是道德理性的基本理论，学是文化关切的具体分析，政是入世精神的具体实践。儒学这种人文主义充满人世关怀的忧患意识，要求参与政治，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即由“内圣”而“外王”。如果我们不以本质主义的僵化态度将儒家视为已经固化的意识形态，就会发现其理论模型保持生机的秘密在于浓厚而富于创造性的诠释学传统。儒家的传统正是通过不断的注、疏、解、释、说、考、证、读、记而一再更新的，“我注六经”是为了“六经注我”。从先秦两汉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的王官治道，到宋明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理学心学，再到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新儒家”，或者援佛入儒或者以西方近代哲学重新阐释发明。他们不必费心去另张旗号、别作他说，而完全可以返本开新、拭旧如新、推陈出新。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并非无意义的盲动复古，它可以为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极具价值的参考系和价值指向。
晚近一百余年孔子与儒家的污名化必须放到彼时彼境的历史之中，才能对其有同情之理解。其时积弊过深，矫枉过正乃是不得不行之攻其一端、不及其余的时代尴尬。所谓“阳儒阴法”的“儒教中国”以后见之明观之，确乎是为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帝制王朝意识形态提供了统治工具，从而渐呈僵化压抑之态，流波所及，在现代文化中的各种遗毒也并未清除干净。这是依然需要不断反思、持续剔除的糟粕，但我们之于“传统”岂非更应在怀抱共情理解的基础之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继承有创变？如何在当代意义上提炼值得承传的“儒家传统”才是真正体现超越而内在的、具有终极关怀性质的儒学精华所在。和合之道、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它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具有历久常新的恒常价值，依然可以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发挥作用，它不会因“儒教中国”的解体而消亡。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精神。
从诸子之一的儒学到王官政教的经学，再到近代科学理论体系中降下神坛、重回百家思想之一，儒家地位的跌宕折射的从来都是现实政治社会的变迁。及至今日，时移世易，断不能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倾倒洗澡水连同婴孩一起抛掉，须得有扬有弃，方为中华文化复兴之正道。重建现代中国的价值与精神共识，从事实与理论上来说，都不可能与传统文化一刀两断；反之，传统文化精密博大、蕴藉深厚、深入人心，与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也一脉相承、辅车相依。如今面临的困境是：如何在现代平民政治、法治社会、宪法国家、民主精神、自由浪潮中，汲取儒家的贵族政治、君主社会、专制国家、德性教化、礼治理念中可资借鉴之物？老内圣能否开出新外王？老内圣又如何开出新外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疑虑和困惑，造成了新世纪以来不同思想理路关于儒家的历次论争。
当代中国的思想界对于孔子的态度大体而言亦历经三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文革”时代，因为马列主义的思想建制，延续“五四”启蒙以来的逻辑，批孔贬儒达至登峰造极之势，不唯儒家，中国文化传统中纷繁复杂的各类大小传统一并波及；80年代“新儒家”由港台及海外渐次返乡，于西学主潮中作为知识与思想体系之一脉蔓延新生，然此际儒家不过是“现代化”洪流中微弱的一支；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因为改革开放年代形成的共识断裂，与市场经济并行的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思想界分化组合，价值观淆乱，莫此为甚，逐渐演变为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两大阵营以及与之错综在一起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新儒家、基督教的多种流派。大家对于如何重新看待与解释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意见分歧，纷纭百出，彼此攻讦，相互激荡。
儒家的再次获得瞩目，2004年乃关捩，“新儒家”在话语歧出中跃跃欲试，实为文化多元主义之表征。犹记得当年我甫入学界，赴成都开会，在四川大学乍逢“尊经论坛”，同行某学术单位党委书记大为诧异，不以为然，颇多怨望之词。这个小事已经凸显出争端之兆。是重登王官治道，还是以“马表儒里”暗度陈仓，抑或仅仅在学术领域安身立命，这是儒家内部的不同选择与取向，也是90年代以来分化了的各家各派的切己关心之处。众声喧哗、诸神之争中的千面孔子、多重儒学，在在显示儒家内外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可能。
吾友刘涛，志存高远，勉力以行，将2004年以来历次关于儒家的论争铺比排次，述论源流，可为当代思想史立此存照。按照他的梳理，这些论争共有十二次之多，分别为2004年蒋庆推出《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引发的读经之争，康晓光、蒋庆、陈明等倡导儒教之争，甘阳“通三统”之争，2006年于丹讲《论语》的媒体热议，十位博士聯名抵制圣诞节引发的争论，2007年关于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的论争，2009年围绕电影《孔子》的争论，2010年曲阜建造教堂引发的争论，2011年天安门孔子像引发的论争，石衡潭《孔子与道》引发的争论，2012年秋风跪拜孔子引发的争论，2015年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之争。这些争论所处层面并不相同，有的涉及深层次思想碰撞，有的仅为大众媒体过眼烟云之泛滥谰言，有的关乎道政之本，有的不过是器物枝节。然而刘涛不避繁难，不遗宏论，不拒细壤，不择细流，终成当代思想史风貌之一编。
经历了多年来的“不争论”，拜媒体发展之赐，新世纪以来的各种观念得以张扬，有时竟至势同水火，显示了蛰伏已久的思想界蠢蠢欲动之态。然而，论出多端，难定一尊。在当下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外交、国内社会变动之中，如何达到动态之平衡，进而寻找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共识，是当下有识之士普遍意识到的时代问题。2013年，由基督徒牵线，新左翼、自由主义、新儒家各派代表人物齐聚英伦，共襄“牛津共识”，便是一个显例。只是，此类“共识”流于高蹈言论，难以切入实践，故而遭人诟病，难有影响。当务之急，并非猝然构建某个普遍接受的理念，而是尽量让不同立场与观点得到充分展示，在辩难中碰撞出可资应用的洞见。通过不同观念的相摩相荡、相反相成，也会使得关于思想派别的权宜划分得到进一步的清理，简单的站位和符号化的标签乃思想之大敌。毕竟思想之精微幽深之处，很难划归某个阵营所可以概括，大势滔滔，音调未定，正是吾辈奋起之时。
《论语·雍也》中孔子告诫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小人儒”或者溺情典籍、心忘世道，或者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考究，均是饾饤小儒，有悖宏大挚真、关注人生的要义。刘涛君不事扬高凿深，而汲汲于留真存史，也是希望经世致用，求为君子。此君子未必一定是儒家，而是关切宏深的将以有为之士。我与刘君相识于2012年，时值年底《当代南方文坛》第三届“今日批评家”论坛，我们于深夜自桂林返京，临晨夜话，彼此心仪。此后又多次长谈，观点相近，情趣相投。刘君虽以治当代文学为起始，而未拘囿于学科藩篱，多有慷慨报国之志，此编便为明证。承蒙刘君信赖，受命秉笔，不揣谫陋，作序于此，亦证吾道不孤、志同道合之意也。
2017年3月3日草于京北沙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