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彻底剥夺了上帝创造万物的“权力”，从而成为西方思想史上继牛顿之后将上帝驱逐出自然界的第二位杰出人物。但是当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审视达尔文之后的历史时，却发现掀起了科学革命的达尔文，也同时惹下了一连串他绝不愿意看到的灾难。
无情的“进化”
《物种起源》出版之后，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立即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到社会学中，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的变化过程有如生物的进化过程，在人类社会，不论是个人还是民族，也同动植物一样，生存竞争是一种进步力量，自然选择将淘汰社会中那些贫穷的、无能的、鲁钝的、染病的人和无业者，只有最健康、最强壮的社会成员才有机会成熟长大并繁衍后代。任何帮助社会弱者的努力，从长远来讲都只能使个人变得更坏。任何向穷人提供住房、教育、失业救济的行为都只能进一步刺激他们的生育，从而损害社会。人类的历史就是“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的国际、国内剥削和压迫政策是生物学规律作用的结果，是合乎自然的。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西方列强奴役人民的“思想武器”，把资本主义的血腥剥削和霸权主义美化成了自然法则。
即使到了今天，还有人要求限制所谓低素质人口进入城市；还有人认为有的人穷是因为自己懒惰等等。这些表面看似各不相同的决策和主张，实际潜藏着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如果你在经济上足够强大，你就能在这个社会上获得生存和发展的通行证，反之则不能。
消灭“劣等种族”
达尔文一向赞同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所谓“低等种族”是“活化石”，是随着文明进步注定要消亡的历史遗迹的观点。
“低等种族的灭绝”的谬论曾被欧洲人当成重大科学发现，列入当时极为时髦的“科学讨论”题目。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的所有大学，都开始设立种族人类学和种族优生学学科。对精神病人强迫绝育的措施自1907年起从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先开始实施，继而扩展到其他州，有10万人被强制绝育。20世纪20年代，瑞士、瑞典、挪威、丹麦等国纷纷效法。最凶猛的是纳粹德国，从1934年通过法律到二战之前，短短几年，就有40万人绝育。
1899年，美国科学家邓肯·麦金发表主张“安乐死”的文章，但他并不像当今主张安乐死的派别是为了解除绝症病人的痛苦，而是强调把它作为“人为选择居民”的手段，以便“重新培育人类种族”。不仅如此，还出现了鼓吹以战争手段达到“自然淘汰低等种族”的目的的蛊惑家。
纳粹德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忠实实践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久就颁布强迫绝育的法律；1934年，在莱茵地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占领地区时黑人士兵同德国妇女生的混血儿实施强迫绝育；1935年，颁布臭名昭著的《纽伦堡种族纯洁法》，直至对精神病人和残疾者实施所谓的“安乐死”，且不提希特勒后来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大屠杀，仅从这番源流的梳理中，谁能否认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为纳粹的暴行准备了理论条件呢？
瓜分世界的狂潮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疯狂瓜分世界。
帝国主义大肆瓜分世界恰好发生在达尔文发表生物进化论之后，这并非偶然的巧合。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国家本身就像一种活体，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经历着生长、发展和衰亡的过程，而且会有领土的“饥饿感”，因此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只有最适合的国家才能生存，不适应的国家将被征服或者淘汰。所以“强者”可以欺凌和压榨“弱者”，“优秀民族”可以掠夺、统治乃至任意宰割“劣等民族”。
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作用下，最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没有赢家，即使是战胜国获得的战争赔款也无法弥补战争的损失。在殖民侵略中尝尽战争甜头的资本主义各国家第一次吃尽了战争的苦头。仅仅过了2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爆发。
从根本上说，现代战争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制造虚假威胁的必然结果。
人类不是野兽
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当然有其自身的学术价值。但它将自然界的生存竞争规律生搬硬套到社会学的研究中来，甚至公开主张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有意淡忘或刻意否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人类社会，除了有强弱之外，还有同情，还有怜悯，还有爱。这种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伦理和情感，让人类区别于自然界所有其他生物，也决定了人类社会有着完全无法套用自然丛林法则的地方。
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崇的“弱肉强食”，最终必然导致理性遭到泯灭。而人类的智慧一旦与兽性结合，其结果只能是导致人类社会向野蛮社会的倒退，而不是真正的进步。
（摘自《福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