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人们对《老子》的研究多侧重于其哲学及政治思想方面,经济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其实,《老子》对经济领域亦有较多的涉及。本文试图就《老子》书中有关经济思想中的平均主义观念进行剖析,对产生这个经济思想的哲学根源作些初步的探析,以期对《老子》的经济思想有更深刻的认识。
关键字:《老子》;贫富分化;天道;人道
春秋战国中、晚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有较大变化和发展的时期。《老子》一书作为老子思想的集大成,是那个时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的反映,记录了老子弥足珍贵的经济思想。他用哲人的眼光,描述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所呈现的复杂情形,表现了古代思想家对经济生活的深刻洞悉。其平均主义的经济思想更值得仔细玩味和探讨。
一、老子平均主义经济思想的哲学根源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动荡,贫富分化显著,阶级关系恶化。统治者只知享受而不事生产,而且穷奢极欲地在课收重税和巧取豪夺上下功夫,甚至制定了若干不准讲、不准做的条条款款,形成了多种忌讳,导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①同时,由于战争频繁,对经济基础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老子不断反思这种经济形势,从哲学的角度考虑经济问题,提出了平均主义的经济思想。
众所周知,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平均主义的经济思想也是“道”的思想的衍申和派生,是老子“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的引申。
(一)天道自然无为,“衣养万物”,人法自然,方有利于社会生产。老子说:“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③王弼注:“食母,生之本也。”④食母的内容主要应是吃、穿等生活资料,在当时来说都依靠农业生产。如果由于人之“有为”而妨碍了社会生产,那是不可取的。统治者为扩张领土而发动战争,对统治者来说是“有为”,但是却给社会生产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老子谴责这种不道的行为。在工艺技巧的问题上,他说:“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⑤联系上文“以无事取(治也)天下”⑥和下文“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⑦来考察,其直接矛头指向统治者利用工艺技巧来残害人民。
总之,老子对待社会生产的态度是听其自然。由于统治者的“有为”,使社会生产遭到破坏,为老子所反对,积极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也非老子所提倡。他所主张的是在自然状态下之为之事,一切都是那样和谐、平静,然而进取则不足也。所以,《老子》第二十七章道:“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⑧
(二)人既法自然,自然固无为,故人应“为而不有”。前已言之,天道自然,万物在顺应自然状态中生长,天不私于一物。天地自然而无私,故人亦应“无为”而无私。所以老子主张‘性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⑨就是说,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但并不把生产物据为己有。因为不私有,才能“见素抱朴”,⑩返乎自然之本性,这是最高尚的品德。在老子的时代,私有制早已根深蒂固,被人们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殷周统治者为了维护私有制度,都曾利用迷信鬼神天命的宗教神学,宣传有意志能赏罚的天是决定人事命运吉凶祸福的主宰,它时时干预和支配着人世。人对于由天意所决定的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是无能为力的。老子却巧妙地把“天道”和“人道”结合了起来。老子的“天”指的是自然法则而不是神。“人道”效法乎“天道”,这就使他的主张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老子》第七章云:“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就是效法自然的“人道”。即将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先,指斥私利之害。他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11)又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12)如果人人都能为社会(“为人”)而进行生产劳动,为社会也就是为自己,为人而不为己,社会就会安定,这同他在哲学上的“有生于无”的观点是一致的。
(三)天道均平,人道也应均平。天道既无私,则天道之为均平,自是必然。第三十二章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13)即天降甘露,无远无近,无厚无薄,以被万物,天下如一。可知均平是自然法则。王弼注云:“天地相合,则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无为,则民不令而自均也。”人世应象天降甘露一样,效法自然法则,无事无为,人民自然均平了。
然而现实生活中是极不均平的,面对财富为统治者所垄断,“金玉满堂”,(14)“服文绿,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15)老百姓却在饥饿线上挣扎(“民之饥”),以至起而造反,不惜“轻死”的状况,老子提出了“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也就是平均主义的经济思想。
二、老子平均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表现
在《老子》一书中,直接体现其经济思想的语句是“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16)在老子看来,“天之道”不仅是“自然的”、“无为的”,而且也是公平的,它就象张弓射箭一样,总是以射中靶心为目标,其位置不能过高或过低,用力不能过大或过小,必须恰到好处。否则,就会自动进行调节,“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人之道”却往往与此相反,处处强调人为,甚至恣意妄为,“损不足以奉有余”,从而导致了各种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少数人巧取豪夺,据天下为己有,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大多数人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因此,老子大声疾呼,人类社会要遵循天道自然的原则,“损有余而补不足”,缩小贫富差距,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社会。老子认为,有形的财富是不能长久保持的,过分追求物质财富是得不偿失的,即“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17)进而主张“圣人不积”,认为“既以为人已愈有,既已给人则己愈多”,而且也不追收别人所欠他的债务。
《老子》十分推崇“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天道,希望以天道原则来改造人道。这不仅是它对自然界生物生长规律的认识和概括,而且把天道与“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道加以对比,希望人们按天道原则来改变既存的人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是《老子》对当时贫富分化剧烈、统洽者贪婪“盗贼多有”以及“民之轻死”等社会现象的高度概括和揭露。而颂扬天道,就是盼望社会能通行这种原则。因此,他在对比后颇为感慨地问:“孰能有余以奉天?唯有道者。”又说:“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18)这是有德的圣人,奉行天道以治人世所必具的态度,是天道无为在人世中的体现,也就是“我无事”的写照。在《老子》看来,圣人能做到“不恃”、“不处”、“不见贤”,即不贪天之功为己功,不以自己的主观意志强迫百姓去做这做那,而让百姓在一种合乎天道的安定环境中去自主发展,使“我无事”的社会条件,发展成为“民自富”的良好结果。这是《老子》用天道改变人道的办法,与它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是一脉相通、相辅相成的。实际上老子就向统治者公开宣称,反对以劳动人民的贫乏来造成统治者的富有,主张把统治者的财富分给贫无所有的劳动人民。
综上可知,老子既然认为万物自然而生,自然而为,自然而长,自然而成。自然的秩序是和谐的,自然的状态是美好的,自然的德性是美善的,所以人法自然才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顺乎自然之道才能长久,反乎自然之道则不长久。所以,人世之道应该如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9)于“为无为,事无事”中,社会得以安宁,人民也自然富足。
三、结语
老子的平均主义主张是对春秋战国时期争战不息,社会动荡,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状况的一种反思。老子以“法自然”为依据,用自然的“无为”否定人的“妄作”;以天道的“自均”否定人道的“有余”。从均富和使人与物都得到充分利用这点来看,老子的愿望是好的,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环境下只是一个美好的空想罢了,但体现了他对民生的关切,对统治者贪欲的不满,对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同情。
另外,老子的“损补”或“损益”思想还有另一种含义,即通过加强或削弱事物的某一方面来削弱或加强事物的另一方面,以促进事物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或使人们在生活中处于有利地位。如老子所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20)这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我国历史上,封建统治者曾多次将《老子》的经济思想用于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如汉代的“文景盛世”、唐朝初年的“贞观盛世”都与统治者奉行老子的无为经济管理思想分不开。胡寄窗教授认为:“道家尤其是《老子》的经济思想,不管它们是怎样的稀少和消极,对后代的影响绝不亚于其光辉的哲学思想。”(21)而作为其经济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平均思想,不仅成为多次农民起义战斗的旗帜,成了反对封建政权的理论依据,即便对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如何调节收入分配、避免两极分化和完成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也有重要作用。
注释:
①《老子》第三十章
②《老子》第二十五章
③《老子》第二十章
④《老子》第七十五章
⑤⑥⑦(19)《老子》第五十七章
⑧《老子》第二十七章
⑨《老子》第五十一章
⑩《老子》第十九章
(11)《老子》第十三章
(12)《老子》第八十一章
(13)《老子》第三十二章
(14)(17)《老子》第九章
(15)《老子》第五十三章
(16)(18)《老子》第七十七章
(20)《老子》第四十章
(2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参考文献: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赵靖.赵靖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朱森溥.关于老子的经济思想初探[J].中华文化论坛,1994(2).
[4]马涛.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的经济思想[J].管子学刊,2002(1).
收稿日期:2009-11-06
作者简介:苏阳(1986—),女,河北三河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