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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学自诞生之始就肩负了幸福的使命，幸福既是经济学的终极目标，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幸福理论既是经济学存在的前提，又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对幸福存在不同的理解。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存在不同的经济伦理思想。对幸福的理解也不相同。当主观幸福感成为经济学理解的幸福时，经济学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关键词]经济伦理；幸福；主观幸福感
[作者简介]肖仲华，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博士后，湖北武汉430063
[中图分类号]F011：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04－0120－03
一、幸福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幸福理论在经济学中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地位，既是经济学存在的前提，又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还是经济学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从根本上说，经济学就是幸福学，一部经济思想史就是一部幸福思想史，正因如此。奚恺元教授曾经提出用幸福学(Hedonomics)来弥补经济学的不足(Economics)是有其道理的。
人类在不同时期追求的幸福内涵是有所不同的，或者说在不同时期人们追求幸福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尽管如此，无论是快乐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不否认快乐是幸福的应有之义。而快乐又来自欲望的满足。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幸福内涵的不同从根本上缘于人类在不同时期主要需求和欲望的不同。而需求和欲望的不同又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艾伯特·赫希曼(Alben Hirschman)认为，人类最主要的欲望有4种：情欲、权力欲、财富欲和追逐荣誉的欲望。农耕和游牧时代，对土地的依赖以及土地资源的稀缺决定了人类的生存竞争方式是土地争夺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拥有为土地而战的荣誉以及战胜后拥有土地的权力。因此。中世纪以前的人类欲望主要表现为对权力和荣誉的追逐。尽管此前的幸福思想有快乐主义的存在，但正如麦马洪总结的情况。中世纪以前的幸福内涵分别是幸运、智慧、德行和上帝。这些幸福思想基本都带有通过道德教化和宗教戒律来压制人类欲望的理性色彩。那时。经济学还没有产生，以重农学派为代表的经济理论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
启蒙时代，快乐主义幸福思想才真正登上了哲学、伦理学的殿堂。此时的重商主义经济理论作为哲学的分支自然浸透着快乐主义幸福思想。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在17世纪变得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是“人们不再相信能够用道德教化式的哲学和宗教戒律来约束人类的破坏欲。必须寻找约束人类欲望的新方法”。“人们期望通过巧妙地利用一种欲望抵制另一种欲望来调控社会发展。这种思想变成了18世纪相当普遍的智力消遣。”这种“欲望制衡”的思想当然是为着快乐主义幸福的实现而精心设计的。这种精心的设计成就于哈奇森、休谟和斯密等人为代表的道德情感主义理论，表现为以“温和的财富欲望”来抑制其它破坏性欲望的诉求。这种精心设计和诉求促成了经济学的诞生。并使经济学自诞生之日就肩负了研究人类幸福与稀缺资源之间关系的先天使命。
休谟的《人性论》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渗透着“用利益抑制欲望”的“欲望制衡”思想，《国富论》则讲述财富的原因以及通过逐利来实现富国裕民的经济机制。《道德情操论》加上《国富论》告诉我们的道理是：拥有超强权力和荣誉欲望的国王，其幸福未必胜过马路边晒太阳的乞丐。原因在于乞丐不过是一个只有满足温饱的基本财富欲望的“经济人”，其欲望的满足无需战斗就能轻易实现。由此可见人类用温和的财富欲来制衡权力欲、荣誉欲等邪恶欲望的必要性。“经济人”追逐私利的财富欲是完全可以通过劳动和交换得到满足的，并且还能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通过“利己而利他”使更多的人的财富欲都能得到满足，富国裕民的实现就是斯密老师哈奇森所谓“带给最多的人最大的幸福”的社会幸福的实现。斯密开创了一个基于欲望制衡思想，基于对人类财富欲望的解放和伸张，以追求经济人幸福为目的的经济学幸福理论。
对于一直处在资源稀缺和物质短缺之中的人类而言，伴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充分发展，人类的财富欲望得到了不断充分的满足，斯密的经济人幸福理论也因之得到了越来越高的追捧。边沁的功利主义幸福思想无疑是斯密经济人幸福思想的一种延伸，当穆勒综合斯密经济人幸福与边沁功利主义幸福开创功利主义经济学理论之后。追求经济人幸福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就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没有背离的立论基础。物质财富随着人类物质欲望的增长而增长，人们对物质财富满足的不断升级的追捧导致了斯密开创的经济人幸福不断被效用化、数理化和物质化。
随着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尤其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过剩资本主义”时代，过剩的物质财富使人类物质欲望满足的边际效用越来越低，人们不再满足于物质利益，物质利益对其它欲望的制衡作用也开始失效，对经济学物质化幸福的质疑和反思喷涌如潮。重构经济学幸福理论成了经济学无法回避的、新的当然使命。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幸福理论是贯穿始终的核心内容。经济学幸福理论的发展作为经济学发展的动力和引擎，将引导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
二、主观幸福感
幸福和快乐不是一个概念。按照人本主义的幸福观。幸福应该是一定人生阶段的总体的快乐水平，是人们在一定人生阶段的生理需要的满足水平、安全需要的满足水平、爱和归属需要的满足水平、受尊重需要的满足水平和自我实现的满足水平的加总求和。
为了解决幸福测量和计算的难题，心理学家专门提出了一个主观幸福感的概念。这一概念备受行为经济学和其它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推崇，同时为解决经济学“幸福悖论”等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并因此受到了主流经济学的高度关注。
所谓主观幸福感(Sub{ecfive Well-being，SWB)就是人们对生活状态的正向情感的认知评价。迪拉尔(Ed Diener)认为，主观幸福感有三个特点：一是主观性，它依赖于评价者本人的标准而非他人的标准；二是整体性，它是一种综合评价，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对生活的满意度三个维度；三是稳定性，尽管每次测量会受到当时的情绪和环境影响，但长期会趋向于一个相对稳定的量值。
芝加哥大学的奚恺元(Chfistopher K.Hsee)教授认为，用主观幸福感概念代替幸福概念有两大好处：一是能避开人们对幸福概念的无休止的争论，为众人所接受。不论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什么文化，也不管大家所认同的幸福是快乐主义的还理性主义，是倾向物质财富的还是主观精神的，大家可以基于一个共同的平台来探讨幸福问题。二是能让研究者对幸福进行客观的测量，以便采取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幸福与其它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三、幸福的计算问题
幸福既然是快乐的加总求和，只要快乐能够计算，幸福当然就能够计算了。边沁试图从量的角度计算快乐，并为计算快乐制订了七大快乐衡量标准：强度、持续性、确定性、远近性、繁殖性、纯洁性和广延性。快乐水平与快乐的强度和持续性成正比，强度越大，持续的时间越长，则快乐水平愈高。边沁第一次提出了快乐计算的量化思想，其快乐衡量标准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边沁也只是定性地进行了量化思想的描述，他并没有能够提出具体的计算公式来。
在边沁思想基础之上，穆勒试图从快乐的质的角度对快乐水平进行计算。穆勒认为快乐有高级与低级之分，精神快乐的价值大于物质快乐，这一思想表现在他对一个著名的论断的引用：“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宁可成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成为一个满足的白痴。”
与穆勒思想相似的有马斯洛，关于人类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满足的价值大小，马斯洛的观点是：“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有着不同的特性。”“那些两种需要都得到满足的人们通常认为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他们愿意为高级需要的满足牺牲更多的东西，而且更容易忍受低级需要满足的丧失。”穆勒和马斯洛的观点都是精神满足的快乐水平高于物质满足的快乐水平。
孙英博士认为穆勒和马斯洛的观点有些片面，她认为：“快乐和幸福越高级，对于生存的价值越小而对于发展的价值越大；快乐和幸福越低级，对于生存的价值越大而对于发展的价值越小。”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
人们生活水平不同，对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不同，贫困的人一般更看重生存的需要，富足的人更看重发展的需要。如果我们把人分为贫困人群和富裕人群，那么，综合穆勒、马斯洛和孙英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较为确切地表述快乐水平与需要等级的关系：对贫困人群而言，快乐水平与需要的层次级别成反比，需要满足的级别越低，其带来的快乐水平就越高；对富裕人群而言，快乐水平与需要的层次级别成正比，需要满足的级别越高，其带来的快乐水平就越高。
四、经济学幸福概念
纵观百年经济思想史，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幸福观一直是经济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尽管如此，在不同的时期，经济学使用的幸福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幸福(Happiness)一词开始被期望(Ophelimity)代替，后来又改为福利(Well-being)，福利(Welfare)，或用多少不带感情色彩的术语来代替，如效用(Utility)和满意度(Satisfaction)。”
经济学产生之初。斯密的经济思想的背后是恩格斯所说的“不言自明”的快乐主义，这个时期，经济学理解的幸福就是快乐(Happiness或pleasure)。
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的提出，初衷是想找到快乐计算的办法，于是提出了效用和最大化的概念。这个时候的幸福概念尽管已经被效用(Utility)所取代，出现了快乐物质化的倾向，但经过穆勒的修正之后。应该说功利主义的幸福概念基本还是保持了快乐的自然本性。保留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内涵。
自新古典主义对“经济人”进行“理性”加工，“贸然去除了效用概念的心理因素，将效用概念物质化了”后，经济学的快乐主义基本变成了物质化的效用主义，功利主义幸福最大化原则变成了物质财富最大化原则。这种幸福概念一直为主流经济学所坚持。
自“幸福悖论”提出至今的几十年里，关于幸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面对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多学科共同贡献产生的幸福学理论成果。经济学到了不得不反思自己赖以存在的哲学前提的时候了。经济学必须重新回答什么是幸福，如何计算幸福等最基本的问题。卡尼曼提出经济学效用概念应重返边沁时代，并提出了幸福经济学或幸福学(Hedonomics)的概念，这表明经济学幸福概念和经济学幸福理论面临新的革命性变化，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
今天，经济学家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幸福不只是关涉物质财富的需求和满足，更多地关涉人的社会性和关系性需求和满足。正如弗雷(Bruno S.Frey)所总结的：幸福需要从经济学视角(收入、失业、通胀、消费等)、社会学视角(人际比较、亲情、友情、爱情等社会关系等)和政治学视角(经济体制、公共决策体制等)等多个视角去认识。基于这种广角的认识，今天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关注幸福问题的经济学家，已经普遍接受了一个新的经济学幸福概念：主观幸福感。
当我们谈论幸福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再想到效用概念，而是主观幸福感了，这意味着经济学新时代的到来。
[责任编辑：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