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有的只是哲学史家，真正能称得上哲学家的寥寥无几。然而，大概没有人会怀疑李泽厚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哲学家。
李泽厚成名于1950年代，以“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思想卓然成家。他从70年代末开始更是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先后提出“主体性实践哲学”、“积淀说”、和“情本体说”等。他既熟知西学，对康德哲学下过苦功夫，对本土的文化传统又能深入地把握。难怪最权威的美国《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将他作为第一位中国哲学家收入其中，并称：“李泽厚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奇观！”
80年代中期，我几乎是怀着朝圣的心情去见他。当时的李泽厚是青年学子的“思想导师”。我对他的美学著作似懂非懂，受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三本思想史论，尤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里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
第一次到访泽厚在西郊皂君庙的家中，印象最深的是在那间清雅整洁的书房里，泽厚穿着一身睡衣见客，神情淡定、坦然，还带点自负。他不善言谈，我问，他答，大部分时间是微笑着听我说话。
1986年5月，李泽厚参加了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他在大会上并没有发言。他的性格本来就有点抑郁和孤僻，不喜欢在人多的场合侃侃而谈。何况他对文化问题的看法早已见诸文字了。
印象较深的反而是会后的一段误会：北京来客都被安排住在当时上海最好的锦江饭店。会议结束后，孙长江留下来帮助我们起草给中央的汇报提纲，因此得以在锦江饭店续住。李泽厚有事要在上海留几天，却不得不被安排到其他旅馆住宿。后来有同事告诉我：李先生很生气，认为我们是对他降格接待。其实，机关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李泽厚何许人也，因此只安排了因工作需要续住的孙长江一人，我会后又忙于起草文件而疏忽了。此时想找泽厚解释也来不及了，他已打道回府。我只好去信表示歉意。好在他很快释怀了，仍然支持我们的文化战略研讨活动。
1992年李泽厚离开大陆，远游美国，在科罗拉多州洛基山下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此时我正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读书，繁重的课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所以不仅切断了和国内友人的联系，甚至连中文报刊也不读，中文电视也不看了。直到来了香港，和刘再复恢复联系，才有了泽厚的消息。1995年，他们两人合作的《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在香港出版，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而其前提则是“社会稳定”和“生态坏境”。
香港“九七”回归前夕，李泽厚回北京路经香港，打电话给时任明报集团编务总裁的友人高信疆，说打算在港逗留几天。信疆正好要出门，知道我和他是故交，就托我去接待。我陪了泽厚三四天，彼此的了解也深了一层。
記得那时候在铜锣湾百德新街有家很出名的咖啡馆。一个慵懒的午后，秋日的阳光懒洋洋地照在身上，我们在那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直到夕阳西斜。这次是他不停问，我不停答，几乎没有沉默的时候。谈话的中心几乎都是环绕国内的政局。泽厚很想知道我对政局幕前幕后的分析。他说，身在异域，异常寂寞，每年秋高气爽的时候都会回国一次，住上几个月，见见朋友看看书，打听打听京城新闻动态。我笑言：“原来还以为你是象牙塔中人，不料居然对政治也如此有兴趣。原来你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泽厚说自己的态度是“关心政治，但不参与政治”。其实，他和大多数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很强烈的。诚如他后来所说：“我所有哲学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释现实和为现实的发展提供思路。”李泽厚对民族有一颗极热的心和一双极冷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