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城市都有标志性符号，北京的故宫、四合院，上海的外滩、城隍庙，南京的乌衣巷、秦淮河。对于澳门，大三巴牌坊之外，无疑是各色赌场了。前者是历史的遗迹，见证着这座城市数百年的风雨沧桑，后者是现代的象征，磁石般吸引着自信吉星高照的赌客，滋养着这座城市。作为西方殖民者进入古老东方的跳板和明清帝国眺望陌生世界的窗口，数百年的时光，在澳门留下深深的印迹。然而游人之来澳门，往往并非冲着澳门古迹，多是直奔轮盘赌老虎机而去，所以在世人心目中，澳门只是东方的拉斯维加斯，一座赌城而已。
大概心性使然，我对赌城的“赌”毫无兴趣，对旅游导览的“澳门八景”之类，也避之不及。走读澳门，我选择走街串巷。其中主要目标，则是郑家大屋。龙应台在成都的一场演讲开场时说：“我一下飞机就去了一趟武侯祠，印象是如果这座城市要引诱一位陌生的客人，就从这里开始。”澳门最引诱我的，是郑家大屋。“地因人始重”，澳门这个弹丸之地，只因出了郑观应，就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位置。这位清末的思想大家，世居澳门，风靡朝野的《盛世危言》就是在郑家大屋写就。作为近代中国最具传奇的人物之一，郑观应集士子、买办、实业家、思想家于一身，不凡的阅历经历、过人的胆识见识，让他在清末一众著书立说的救国志士中脱颖而出。《盛世危言》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各个方面的社会改造方案，完善而前瞻，如“欲强国，先富国；欲富国，先富民。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欧美各国历史昭昭可考”；“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实业救国、重商求富、议院强国的系统论述，影响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志于维新改革的知识分子。礼部尚书孙鼐、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曾向光绪推荐此书，光绪读后特别加了朱批，命总理衙门印刷2000部分发给属臣阅读。十八行省书坊翻刻印售，总数高达十多万册——要知道的是，在当时的中国，三年一科的进士不过四百，全中国的读书人大概也不过十万而已，“危言”耸听，足见风靡。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由于父亲只准读孔孟经书和会计之类的书籍，所以我在深夜把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他偷读的就有《盛世危言》，此书读毕，“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康有为、孙中山的早年思想，也深受此书影响，孙中山是郑观应的同乡后辈，据说他在香港雅丽士医校学习时就曾与郑观应通信，“研讨改革时政意见”。然而《盛世危言》的热潮和影响最终没有扭转颓势，清王朝土崩瓦解，郑观应壮志未酬。历史有太多偶然，上帝并不偏爱任何一个民族，甚至直到现在中国仍在缓慢地转型，可以说，这本书的思想，今天还有相当部分，仍在实践与探索之中，并未过时。
怀着对先哲的敬意，我到访位于龙头左巷的郑家大屋。这座深宅大院，在居住空间逼仄、寸土寸金的澳门，可算气势恢宏：二进四院，曲径通幽，月门花窗、牌匾楹联，处处古意。进门一块“荣禄第”的牌匾格外醒目，这是当年“丁戊奇荒”时，郑观应和其父募银14万两赈灾，受到清廷的封赐。大屋环绕在民居之中，澳门政府2001年才获得业权，开始修缮。虽然经过整修，部分外墙墙面依然斑驳脱落，刻蚀着岁月痕迹。天井楼台，足音寂寥，古树奇花，自开自落，这个冷僻的景点，访客稀少，仿佛一口废弃的古井，渐渐被繁华所遗忘。我在大屋徘徊，仿佛置身在一段历史中，想象着郑观应曾在此奋笔：“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我将郑家大屋照片分享给朋友们，多数竟不知这个地方。大音希声，盛世的危言，难以唤醒热闹盛世的酒色征逐，经济挂帅享乐当先的商业时代，思想和文化的位置不免飘渺。如此，郑家大屋的寂寞，也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