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接触书法是童年，看到的多是“民间书法”，那时候只是热爱。真正接触书法是从高中开始的，质朴、古拙的汉代隶书深深地吸引了我，并带给了我独有的精神享受。
对于一个热爱隶书的人来说，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是一个极佳的考察去处。曲阜汉魏碑刻馆是为保护和陈列展示汉魏碑刻而专门设立的机构。馆中碑刻，原属孔庙碑林（我国第二大碑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后重修孔府西仓，1996年将经典汉魏碑刻和部分重点碑刻移入于此，成立汉魏碑刻陈列馆。
怀着一颗对碑刻真迹的崇敬之心，我开启了汉碑学习之旅。走进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圣贤的气息迎面扑来，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陈列馆内现存西汉碑刻6方，东汉碑刻18方。它们清晰地展现了汉代隶书的发展脉络及古代劳动人民精湛的刻石技艺。
睹物生情，忽然间我好像游走于汉代，感受到了汉字由篆而隶、由古体向今体转变的真实感。我仿佛看到了西汉初期篆书向隶书转变的尝试。
西汉时期刻石数量较少。在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我依然能感受到刻石所展现出来的简质雄劲、苍古温润的厚朴之韵。此时刻工们的雕刻之声似乎就在耳畔有节奏地作响，使我深感“大汉雄风，虽残犹在”。
陈列在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中的《鲁北陛石题字》是1942年在周公庙东附近出土的。长95厘米，宽42厘米，高19.5厘米，上刻“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当为鲁恭王六年（公元前149年）所建鲁灵光殿的阶石，这是西汉初期最具代表性的刻石。严格意义上来说，西汉之前的“碑”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碑”，准确的应称为“刻石”。从《鲁北陛石题字》刻石中可以看到铭石书中具有的浓厚篆意，笔画凸显，但字中夹杂着些许的隶书的笔意。
《五凤二年刻石》亦称《鲁孝王刻石》，长71厘米，高40厘米，厚43厘米。上刻“五风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为西汉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立石。左侧刻有题记。字形依旧呈长方纵势，空间分布较为均匀，且竖画拉长，似乎有强调主笔的意识。石质精砺朴茂自然。
跟随着探碑的足迹，时间把我推到了东汉，经过汉初70多年的休养生息，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统治的政策较先前大有不同。“生不极养，死乃崇葬”、重名节、讲孝道、厚丧葬，刻碑立石、歌功颂德等社会风气愈演愈烈，文人上大大也竞相奢靡。这一社会风尚的时兴，极大地推动了东汉碑刻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碑刻，对碑石的质量、制作、书刻都十分讲究。
看历史发展演变，汲古之优为今所用，书风演变亦像下垂的钟摆，只会在一定的范围内发生变化，这是一个不断吐故纳新、推陈出新的过程。单就东汉碑刻来讲，在汉碑陈列馆中找看到了比较熟悉的《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碑》《史晨碑》《孔彪碑》以及一些立碑年代不详的《鲁相谒孔庙残碑》《竹叶碑》《陶洛残碑》《孔褒碑》。《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碑》《史晨碑》可以说是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此时的隶书，由于古代的书家有意识地进行书写，凸显出“一波三折”“蚕头燕尾”，笔画的起讫提按，毫芒必现，讲究空间以及字间关系映带，突出主笔，讲求整篇章法布局的风格特征。
一种风格发展到极致必然会产生程式化。到了后期的《熹平残碑》（清乾隆五十八年，钱塘黄易访得于曲阜东关外，由阮元移入孔庙。文中有“熹平二年”字样，故称“熹平残碑”），显现出来的尽是标准化的蚕头燕尾，甚至就连字形大小也几乎一致。似乎熹平年间的书家在抓到汉隶的规律后将其单一化，而没有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发展。这也许是书体发展一个必然的过程吧。
汉代碑刻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研究古代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以及孔庙建筑史的难得的实物资料，在中国碑刻史上具有极其最要的地他。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一游，不仅让我对汉代碑刻的成因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使我对汉代隶书演变的基本脉络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敬仰之情再次得到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