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凤凰周刊》记者在北京见到了访欧归来的李泽厚，就当前社会态势、教育问题、美学与信仰的关系做了访谈。在李泽厚看来，审美取代宗教作为世道人心的依托，仍旧是当下很难做到但应该提出的理论问题。由于生态破坏和信仰阙失，这个问题变得更突出，也更困难。
“不讨好两面”
记者：您这次回到国内，面对的一边是房地产价格高企和国家调控乏力的现状，另一边是GDP的高速增长和世博盛会，在社会前景的判断上，出现了非常乐观和比较悲观的对立判断。您的“审慎地乐观”似乎有两面不讨好之嫌。
李：这种“两面不讨好”从提出“告别革命”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悲观和乐观”的问题上，我不打算“站队”。“两面不讨好”也就是“不讨好两面”。不过我的看法也有微调，“审慎乐观”没变，但重点由“乐观”转为“审慎”。
记者：这个微调仍旧是特立独行，还是有现实的根据？
李：有现实根据。20年前知识分子圈内，大家比较悲观，我觉得需要指出乐观的理由。现在乐观的宣传比较多，如大讲并不存在的“中国模式”等，我觉得应该强调审慎。同时，审慎的理由也是明摆着的，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失败，还有环境破坏和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丧失，以及经济本身的严重问题，包括贫富拉大、官商一体化等。
记者：在“审慎”前提下，您继续乐观的理由，是因为中国的GDP高速增长和世博、奥运，以及一些人说的在救灾等问题上显示的制度优越性吗？
李：经济高速增长是根基，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我的重点放在人上。中国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没有失去它的创造力，还在发挥。《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还留在我们民族的血脉里。穷则思变，中国现在大概是世界上最生机勃勃的地方。
我的乐观是一种美学的理由。不是因为制度有什么优越性，也不只是因为经济。这也许可以解释“两边不讨好”的原因。
我的大学靠自学
记者：对于社会来说，审美是一种长期培育的传统，也就是教育问题。因此您特别关注中国当下的教育问题？
李：这里，我想重复我自己说过的话，这就是从幼儿园到大学，问题都很严重。教育的恶果常常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察觉，所以也就更重要。比如，现在多以校内排比、各种竞赛包括上电视来刺激学生的积极性，我认为这是有害的，因为重要的是培育学生对知识、学科本身的兴趣，包括准确快速的判断能力、严谨有序的推理能力、天马行空的想象能力，而不是靠外在强制和功利来获取一堆死知识。这方面需要一场制度性的改革。
记者：现在的高考制度合理吗？您考大学的经历是怎样的？
李：我中学毕业之时，正赶上政权更迭。同学们大都选择了上所谓的革命大学或者参加土改，我却坚信要报考正规大学。当时我报考了北大、武汉大学的哲学系，都考取了。我认为当时各校独立招生比现在统考好，考一次定终身，偶然性太大，挫伤和损失了许多优秀学生。
记者：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院系调整以后，苏联的教育模式被定于一尊，学生还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吗？
李：1950年代初的大学还是个自由环境，当时我来到大学首先感到的是时间的充裕可贵，其次是图书馆书籍的丰富。我以后总对搞人文的年轻人说，这两点对于求学最重要。我在大学四年，主要是自学西方哲学史，我一直认为这是基本功。自学的具体办法是发明参照，比如读柏拉图，我同时读好几本哲学史的相关部分，有梯利、威伯和罗素的，比较异同优劣，然后选读柏拉图的少量原著，得出自己的判断。其中最使人获益的是一本朗格著的《唯物论史》，是1930年代李石曾的译本，此书后未有新的中译本，大约因曾受到恩格斯严厉批判，其实有大家气派。总之西哲史是学哲学的大道，而不是辩证唯物论或哲学概论之类。七八十年代我招考研究生，不考中哲史或中国美学史而考西方哲学史。我在北大旁听了数理逻辑课，认真做习题，在大学一二年级将金岳霖的《逻辑》一书附录的习题做了一大半，至今记得有些题相当之难。学西哲史和逻辑的好处是训练思维。
我在北大因患肺结核，没上几节课。上得最多的是必修的“联共（布）党史”，我也阅读相当多的有关资料，例如《斯大林文集》的不同版本，当时就发现谁后来被整肃了，他的名字也就消失了。我在课堂上根本就没听，坐在后排写自己的东西或者写信。我也上过西方哲学史的课，但完全没按当时唯物、唯心划分和参考书目读书。我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
记者：当时大学课堂的自由度究竟有多大？
李：我在北大时，冯友兰不能开中国哲学史的课，朱光潜不能教美学，我大一听过艾思奇来北大讲哲学，实际是大谈朝鲜战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因为他有些我们学生不知道的消息和材料。
现实让美变得更困难
记者：两年前，您在与刘再复先生的对话中，提出了“美育代宗教”的问题，这似乎是您封笔之前的一篇思想总结，包容了您对中国教育制度的关注、“情本体”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土美学的长期思考，也上承了章太炎、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思路。对当代信仰匮乏的中国人来说，美真的能和上帝的吸引力相比么？
李：眼下中国面临各种门类的宗教复兴，其中基督教会的发展引人注意，上帝的拯救也确实有极大的魅力。但是对彼岸的深信不疑，是否就能解决当下人生的问题？外来的上帝，能否满足中国人的心灵？在移植外来信仰的过程中，没有真正了解这种信仰的根源，又轻易放弃了本土的精神资源，我不相信有什么好的后果。比之天人异质、绝对权威的上帝，我更信任既入世又超越的审美，以情感的体验，作为人安身立命的本体。当然我这说法现在没几个人会接受。
记者：在这里，美学不仅成了第一哲学，美也成了第一信仰。这就是您从年轻开始一面研究中国思想史一面研究美学的原因么？这样的形态在当代学术界是非常独特的。
李：这是我的一种追求。1950年代对谭嗣同、康有为的研究和敦煌考察，1970年代未写《美的历程》这本不合常规的书，基本认为审美主义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大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很难触及传统的核心，所以我多次说过，中国的美学概念不同于西方，它有“究天人之际”的问题和境界。
记者：您把美学推到思想史的核心地位，这在当代美学家和学者当中确实是独特的，这似乎又是一个“不讨好两边”，是否受到过前辈美学家的影响，和同辈美学家之间是否有歧义？
李：我和前辈美学家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基本上没有受过他们的直接影响。朱光潜老师是我尊敬的，在文革前无甚来往，文革中却常上他家，不谈美学，只是喝酒聊诗词等，一般是带一瓶“洋河”或“双沟”。我给朱看过一首我当时填的词，他沉吟几遍，大概是看有无音韵方面的问题，点了点头，然后说“牢骚太盛防肠断”，大约看出了我表现得非常委婉的政治内容。我没有说话。我们那时是不敢谈一点点政治的。现在的年轻人大约很难想象了。
同辈美学家之间，关于高尔泰，我曾邀请他编写中国美学史，把他借调来京后，因他不愿参与而作罢。以后至今没有联系。我们之间的美学观念也不一样，他认为美是主观的。但我和他缺少交往和美学观念差异无关，我实际上是个不善社交的人。
记者：如果审美只是一种主观活动，自然无法承担人生安身立命的终极使命。但是刘再复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您这个不依托上帝的天地境界有多大的能量，能够作为中国人当下的信仰吗？
李：我提出过中国的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要有所改造，使之在肯定人生的同时能够担当现代生活和人性的荒谬，在优美的境界外还追求崇高，相当于基督徒面对上帝的体验。这是不是说，眼下我们需要借用基督教的精神资源，实现所谓“逍遥与拯救的结合”？我不知道，但这个上帝我看是宇宙本身而绝不是基督教《圣经》里的上帝。
记者：其实在早期基督教思想的希腊根源中，比如在柏拉图那里，包含了这样的理解。在现代自由派神学中，也更注重上帝作为信徒情感的体验。从希腊开始的审美传统是上帝传统的解毒剂，但这一点在当下中国不容易被认识。
李：这正是困难所在。关于美学和信仰的关系，“上帝”和中国本土精神资源的磨合，美学如何实现其现实的准宗教功能，还有重大的疑难和问题需要研究，这不是一篇文章，一本书，而是一个时代的课题。西方美学曾说，美是困难。眼下我们在完全没有审美感觉的环境下对话，这就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