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公共利益贯穿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在古希腊时期，“公共利益”仅仅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城邦的“共同利益”即“共同善”。在理性启蒙时代，人们相信理性有能力设计一种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相互协调的政治社会结构，公共利益成为一种社会构建原则。但功利主义认为，社会政治秩序是在个人不考虑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无意而自然形成的。及至当代，公共利益观念呈现价值纷乱的多重景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公共利益只有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能得到真正实现。
关键词：公共利益；共同善；理性启蒙；功利主义；唯物史观；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D0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5000409
作者简介：张方华，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博士 （江苏 南京 210046）
“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取决于这一事实，即人是生活在一起的，但人生活在一起只是一种离开人类社会就无法想象的行动。”①人类的行动不仅完全依赖于他人的在场，更是追寻一种“至善”的生活。公共利益作为人类政治共同体最高的共同善，贯穿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从普罗泰哥拉到伊壁鸠鲁，从霍布斯到托克维尔，从曼德维尔到密尔，从马克思到罗尔斯，凡是伟大的思想家，无一不关心公共利益问题。遵循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公共利益观念经历了古希腊时期的萌芽、启蒙时期的定型、功利主义时期的飙升三个阶段。及至当代，公共利益观念愈加呈现出价值纷乱的多重景观。
一、整体国家观：公共利益观念的萌芽滥觞
作为西方文明思想的发源地，希腊人“不仅奠定了一切后来的西方思想体系的基础，而且几乎提出和提供了两千年来欧洲文明所探究的所有的问题和答案”②。根据目前国内史料的考察，在西方，最早把利益与政治联系起来的，大概是古希腊的普罗泰哥拉③。普罗泰哥拉对利益的认识建立在“人是万物的尺度”④这一著名命题上。他从利益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利益和国家、政治的起源。国家和政治既是人们实现利益的工具，又是人们合作互助的基础 ④ 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8、29、34页。。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是对古希腊传统的城邦共同体思想的一次巨大的转折。在他看来，“政治共同体不再被理解为信仰者之共同体，而被理解为由利益之需要所结成的集团”浦兴祖、洪涛：《西方政治学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57页。。在这一意义上，普罗泰哥拉无疑是公共利益观念的“始祖”。德谟克利特是继普罗泰哥拉之后的又一位对公共利益的认识有所建树的思想家。他认为，所谓公共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所谓公共的善，就是国家的善。维护公共利益是实现个人利益和保障个人幸福的前提条件。因而，他的公共利益观念的归宿仍然是个人唐代兴：《利益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0页。。如果说，普罗泰哥拉是把神与人联系起来，主张国家利益服从个人利益的话，而德谟克利特则是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④。
柏拉图对利益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其《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研究公共利益问题。他认为，整个国家的秩序就是既保障了人们各自的利益，又维护了整个社会秩序的理想国，即正义——“即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份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份内的事” ⑥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4、133页。。“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⑥在个人利益与国家或公共利益的关系上，柏拉图认为，从政治控制来看，私人利益必须服从公共利益，因为公共利益与个人的善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把正义看作是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包括个人利益在内” ⑩ ［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上册），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28页。。但是如何保证国家共同利益将是一个难题。柏拉图称这一理想国理念与现实世界的区分和对立，不仅揭示了城邦理念或理想的城邦与现实中的城邦之间的完全不同或者尖锐的对立，也揭示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理想国》开创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乌托邦主义的传统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整体主义思想的源头和保守主义国家观的最初雏形，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此后公共利益观念跌宕起伏的命运。
作为柏拉图的学生和“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语），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8页。，公共利益成为善和正义的判定标准，因此他的公共利益观念集中、直接和具体。亚里士多德把其政治思想建立在“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之上，认为城邦国家的目的就要使人类过上优越幸福的生活，“以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即实现最高最广的“善业”。与柏拉图所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直接运用公共利益的标准来断定政体的性质，他十分强调城邦优良政体的选择。在他看来，城邦的长治久安之道是建立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因为共和政体更能体现公共利益以实现整个城邦的最大幸福。为使公共利益得以维护和实现，亚里士多德提出要兼顾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当然，由于对城邦政治生活的深深怀念，亚里士多德显然更强调城邦这一共同体的利益，即最高最广的“善业”，“关心人的利益必然要涉及到对法律和城邦的考虑，即便个人的利益与城邦的利益是相同的，城邦的利益显然仍是更大、更崇高、或更完善的利益”⑩。
伊壁鸠鲁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古希腊城邦政治衰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作为西方最早的个人主义幸福论与功利主义道德观，伊壁鸠鲁主义的功利观既体现了个人利益至上，又表现出伦理道德的双重色彩。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伊壁鸠鲁开创了政治契约论。他认为，人在本质上都是自私的，只会谋求自身利益，这必然造成彼此伤害的局面，而这同人们追求“快乐”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建立國家与法的目的就是避免相互伤害，国家与法之所以能合法地存在，其基础乃是“公正”。而惟一“公正”的办法就是人们相互妥协、订立契约，成立国家和政府，并制定法律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伊壁鸠鲁认为，社会契约对个人利益特别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和政治动物”的命题，以功利主义的政治观和契约论来代替，对原先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实施了部分颠覆。伊壁鸠鲁的这种乐利思想和契约论的政治观，虽然在当时只具有萌芽形态，但却是后来西方个人利益至上论和社会政治契约论的先驱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