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日，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衰落的迷思》的文章，是他新出版的著作《美国缔造的世界》（The World America Made，Alfred A. Knopf， 2012）[1]的一部分。之所以提出卡根的这篇文章，是因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年初的《国情咨文》里说了这么一段话：“若是有任何人告诉你说，美国正处在衰落之中或我们的影响力已经衰退，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据说奥巴马在发表演说前与助手们认真研究和讨论过卡根这篇文章[2]。
实际上，卡根和奥巴马涉及的不止是一个政治话题，而是20世纪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这就是“美国衰落论”。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大国崛起不仅是经济、军事方面的，而且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也必然会有所体现，所以大国崛起是全方位的命题。同样，大国的衰落也是全方位的。冷战以来，美国思想界“美国衰落论”的话题，不是什么新鲜事，保罗·肯尼迪、约瑟夫·奈、福山在不同的时期，先后涉及到这个话题。据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统计，最近半个世纪，已经出现了五次“美国衰落论”的浪潮[3]。每一次浪潮都有一个由头：1957年是苏联卫星上天，1960-1970年代是越战泥潭，1978年是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1980-1990年代是日本经济急速崛起，大有取代美国之势。这一次是第五次提出“美国衰落论”，据说本次的由头却是“中国的崛起”。
卡根的著作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认为，20世纪美国发挥的领导者作用，在西方历史发展的进程里，只有神圣罗马帝国可以与之媲美，甚至英国在19世纪建立欧洲工业革命的体系都无法相提并论。在整个20世纪，美国为全球建立自由主义贸易体制，提供了一系列公共产品，不仅美国获益，而且就是威权国家也从中获益。二是认为，在21世纪，虽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土耳其等一系列新型发展国家在迅速崛起，但是这些国家削弱的是欧盟的份额，美国GDP所占的份额一直稳定在25%-28%，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占GDP约4%、约6000亿美元/年的国防经费（不包括在伊拉克、阿富汗的驻军），保证它在世界继续居领导地位，也唯有美国有能力继续领导世界。与上述两者相适应，卡根表明两个立场：一是单边主义继续有效，二是世界希望美国继续领导。
显然，卡根的著作代表着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观点。我不打算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或左翼这样的思维框架来讨论他的著作，也不打算在政治学或者其他学科的框架下来讨论，而是反思把“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衰落”两个命题相提并论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思想史意义。我以为，当英美学者在提出“美国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相关联这样的话题时，实际上预示着新世纪思想史对以西部欧洲为中心的思想资源库的超越，预示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后随即到来的，是全球思想资源的“丛林时代”。
一
如卡根所说，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反法西斯联盟，在东半球和西半球进行两面作战，为彻底打败法西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战后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发挥了带头作用，包括倡导并创建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维和机制和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协调人身份，以及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系列公共产品等等。
作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崛起的大国，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美国没有接替大英帝国陷入旧欧洲历史矛盾漩涡里。在1914-1945年间，正是因为新崛起的德国、意大利和苏联，为避免经济危机，要求重新规划世界、重新划分殖民地，与老牌西方列强争夺势力范围，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军事冲突，导致人类史上最大的民族杀戮。美国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倡导国际联盟，却遭老牌欧洲列强羞辱而归。但是，美国具有很强的自尊和危机意识，同时也有很强的统治欲，作为一个西欧文化（卡根说是“英国清教主义文化”）的继承者，它清楚地知道，要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者，就必须有硬实力。卡根提出，20世纪海洋军事力量就是硬实力。虽然19世纪末期美国已经富得流油，但是1890年代之前是英国海军主宰海洋。到1930年代，英国、德国、美国和苏联的海军军舰总量相当，它们分治大西洋，而在太平洋则是美国、日本海军旗帜飘扬。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旧欧洲列强俱伤，造就了强大的美国海军和苏联海军。在替代大英帝国成为20世纪军事强国之后，美国放弃了老牌欧洲国家惯常采用的谋求殖民地政策，而采取强加于占领国以自由市场贸易、民主体制的方式，依托马歇尔计划，先后在西部德国、日本、意大利等一系列国家取得成功。按照卡根的说法，“美国在享受主导开放市场以及相应渠道的同时，免于承担负担、成本以及其他维持殖民地所需的限制”。（p57）既不承担殖民地所需的费用，又获得了资本所需要的市场，何乐而不为？
即使在冷战里占据一定的优势，美国也没有绝对的必胜把握。整个态势的转机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华约解体。美国成为单极世界霸主，这个格局延续直到今天。尽管欧盟、俄罗斯、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等都在积蓄力量，倡导多极世界的格局，但美国独大的格局依然如故。
冷战结束后，“单边主义”成为“美国例外论”的标识。卡根先是在逻辑上很明确地表示：“在我们的启蒙世界观中所暗含的意向假设是：自由主义秩序与民族主义甚至是国家本身的终结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超国家机构以及世界主义情感的兴起代表着通向更完善的自由主义秩序的进步。但是，如果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呢？如果一种以和平、民主和繁荣为特征的秩序依赖于特定国家的维护呢？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西奥多·罗斯福在1918年回应当时的超国家主义思潮时指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我们拒绝抛弃民族主义。相反，我们应该将明智而可行的国际主义建立在合理而强烈的民族主义基础之上。’不无矛盾的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进步可能与这种原始的国家观念联系在一起：一个国家愿意与其他国家一道，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维持一种趋近于自由国际主义理念的秩序。”（p143-144）我们不难从中读出“美国例外论”的调子。他拒绝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拒绝了“后国家的自由国际主义”：“当我们试图实现这种理想，超越民族国家走向一种后国家的自由国际主义时，整个计划都会失败。”（p144）也否定“后现代的欧洲”：“在一个并不遵循其规则的世界中，如果一个后现代的欧洲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那么它能够生存下去？”（p144）清晰地表达了美国继续目前“单边主义”的立场。
很有意思的是，卡根拒绝了从道德方面对美国立场的质疑和批判，他援引了亨廷顿说的话：美国“侵略、干预、剥削、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虚伪”；他也同样清楚地知道美国的盟国例如法国人（法国外长谴责美国是一个“超级强权”的国家）、英国人（英国外交官对亨廷顿说：“人们只有在美国才能读到世界希望接受美国的领导。在其他地方，人们读到的是美国的傲慢和单边主义。”）如何看待美国的“国际警察”身份的。他激烈地强调：“20世纪90年代以及整个冷战时期，许多其他国家的确希望美国承担领导角色，提供保护和支持。”（p186-187）卡根的著作特别强调美国“单边主义”为自由贸易体系提供了和平环境，保证“二战”以后60年无大战争；美国为世界提供了“公共产品”。他强调，若是世界成为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印度和巴西等多极世界，马上就会回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列强“丛林状态”。显然，单边主义比多极主义好，单边主义无争端；目前世界的其他国家均无实力取代美国，唯一可能的是中国，但是中国的体制和人均都无法承担这一责任——中国的“综合国力”成为制约因素。
卡根的结论是：“美国衰落论”是无稽之谈。
但是，上述这一切就能够保证美国不衰落吗？
卡根观点显然存在着质疑余地，例如在世界大战无从打起与局部区域冲突不断之间，60年来，美国直接参与进行了1950年朝鲜战争、1960-70年代越南战争、支持以色列打了八次中东战争，直接出兵的有：1989年巴拿马、1992年索马里、1994年海地、1995-1996年波斯尼亚、1999年科索沃、三次（1991、1993、2003年）打击伊拉克、2001年阿富汗等；美国没有直接参与的战争如苏联阿富汗战争、英国阿根廷战争、两伊战争、中东战争、印巴冲突、中印冲突、中越战争、越南占领柬埔寨和非洲国家之间的战争等。
二
无论如何，“美国衰落论”是英美学者提出的观点。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还是具有深刻的现实依据的。
“美国衰落论”的现实背景首先是美国国内的经济领域的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说：“在我们这个民主国家中，百分之一的人拿走了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这甚至是富有者也终将会后悔的不平等。”[4]而这种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未为国家领导者所重视，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制于对自由市场的盲目迷信。卡根也为之忧虑：“问题在于，美国人能否解决自己最为紧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p198）与之密切联系，其次是美国面临的意识形态危机。齐泽克（Slavoj Zizek）在声援“纽约占领运动”的演讲中说：“民主与资本主义联姻已经过去了。变革是可能的。”他强调，现实的困难是“我们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却并不清楚“我们想要什么”以及“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能够取代资本主义”。他告诫抗议者不要只盯住腐败本身，而要着眼于批判造成腐败的体制。[5]福山（Francis Fukayama）认为，美国当代左翼思想是贫乏的，没有对经济变革中的社会结构给出任何完整一致的理论分析，也没有阐明一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政治议程。社会民主的模式已经被耗尽了，福利国家在财政上是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才是最重要的。[6]可以看出，美国社会面临的意识形态危机，实际上是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模式带来的，远不是西方19世纪思想家所构想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家之争，也不局限在“自由”与“专制”之间。再次是以中国、俄罗斯、巴西、土耳其等国家构成的挑战。卡根把中国、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和一些后发展国家统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例如中国，他描述说：“中国经济尽管是市场导向，但相当大的部分并非私人企业家主导，而是由政府主导。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国有企业主导着经济的核心部分，比如能源产业，积累的收益成为政府控制的大规模主权财富基金。”（p118）他并且认为：“俄罗斯以及巴西、墨西哥和其他崛起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践行着国家资本主义，尤其体现在它们对国有能源企业的控制。”（p118-119）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对自由主义市场体制构成的挑战，卡根认为在于它以国家集中的大量资本面向市场获利，在这里，私人资本是无法抗争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对自由主义市场体系这一游戏规则提出了新的课题。
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把“美国衰落论”与“中国的崛起”相提并论是有意思的话题。中国在整个20世纪一直处在弱势地位，1900年饱受八国联军洗劫、1905年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爆发战争、1919年作为战胜国却被割让胶东半岛、1931年和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等等。1949-1978年，中国一直对西方关闭着大门。卡根说得对：大部分时间内中国处在被动地位，历次战争死伤大部分是中国人，不论中国是否参战。中国军事实力也长期处在防御地位，更何况有美国领衔封锁，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力量在西太平洋的存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战略思想界的注意，仅仅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十年。
那么，“中国的崛起”如何造就了“美国衰落论”的话题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会使美国有衰落之感呢？卡根分析：首先是中国经济力量巨大；其次是中国巨大的人口资源；再次是中国迅速提升的综合国力，特别是海军力量，已经可以看见在不远的将来（有俄国媒体预见在2050年）与美国相当；还有就是卡根特别提出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体制的优势。但是，卡根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在人均方面中国甚至不及最不发达的国家：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区区4000美元，只相当于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和伯利兹；到2030年，乐观估计中国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一半，达到斯洛文尼亚和希腊的水平[7]。虽然“目前，只有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被认为会对美国未来的实力构成影响，而且也只是在中国人将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足够多地转换为军事实力的情况下才会如此”。[8]换句话说，中国没有能力成为美国领导者地位的接替者。
但是，中国的崛起仍然给美国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除了卡根这部著作已相当大的篇幅注意到这个问题，亨利·基辛格（Hey Kissinger）2011年出版了份量极大的著作《论中国》（On China）；同年，加拿大组织著名芒克大辩论，由基辛格、弗格森、扎卡里亚和中国学者李稻葵共同参与，辩论会的主题就是“21世纪属于中国吗？”早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后，关于“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问题在欧美学术界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2009年2月，Glasshouse论坛在巴黎郊外举办一个学术高峰论坛，邀请十多位中外学者聚集讨论这一问题；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分两次刊登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福山在日本《中央公论》杂志上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讲和访谈，他的话我以为意味深长：中国的政治文明具有独特的传统，并对亚洲地区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深渊的影响，“这是支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经济奇迹的宝贵传统”。马丁·雅克斯（Martin Jacques）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副标题是“西方世界的终结”；他的著作引发了强烈地呼应和反击，等等[9]。无论是现实忧虑还是夸张预见，都把“中国的崛起”炒成了对美国领导者地位造成威胁的因素。
然而，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假如存在着“美国衰落”这一问题的话，究竟源自美国自身的思想保守、固守“英语清教主义”呢，还是世界发展的“丛林时代”客观上正在降临？我想两者兼而有之。
三
20世纪思想史呈现着话题蔓延的趋势：即由西欧思想传统话题向周边文明区域之间扩张的趋势；越来越多样性的文明、民族、国家、文化，从西方社会的视野之外或者某些“边缘”进入到它的视野内，在这个背景下，仍旧固守西欧思想模式，是否具备足够的张力应对这一态势，对于西方文明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美国缔造的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假如有“衰落”的话——那么就是“美国意识形态”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作为一个“帝国过度扩张”（保罗·肯尼迪语）的超级大国，完全固守着西欧文化的思想体系（自我表述为“英国清教主义文化”的继承者）——且不说遗留下来的冷战思维模式——如何应对21世纪越来越复杂而多样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价值观念、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如何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间断反思自身的体制局限（如齐泽克所说“体制反思”）？是采取强权式复制，还是逐渐改变自身？这的确是美国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
19-20世纪，是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向世界其他区域扩张和殖民的历史，相应的，这个时期的人类思想史，也是西方话语主宰和占有其他区域文明和文化的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大约45年的东西方冷战告一段落，这个时期贯穿思想史的热点话题，首屈一指的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按照中国的表述更为简洁，那就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客观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思想史仍然局限在西方思想内部诸项话题之间的对立、对话、交往框架中；所谓“冷战”，也仅仅在19世纪西方思想家构建的两类不同传统的政治理念、价值观之间发生，与印度文明、儒道文明圈、穆斯林思想以及非洲、南美地区的思想传统无关；严格说，20世纪的思想话题，无论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基本上在西方社会经验基础上展开，接受的是西欧思想资源。这受制于20世纪西方与东方、北方与南方的社会发展不平衡。资本主义的强势经济在资本扩张盈利的过程中，必然把它的思想意识价值观相携而来。中国“五四运动”谓之“启蒙”，即是以封建之意识接受资本意识的教育，所以“启蒙”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相应地，在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东亚其他非资本主义区域，都先后有这个过程。
而20世纪末期以来，这个西方思想话语主宰一切的情况在发生变化，更多的文明声音参与到思想话题的设计和社会解读之中来，与之相适应，代表不同文明的社会发展道路也走上了世界舞台，而不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这“二选一”模式上了。这种局面，为21世纪思想史话题的产生，提供丰富的资源。随着欧佩克国家、拉美、日本、韩国、四小龙、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土耳其、西部非洲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先后崛起，日益多样性的非西方欧洲传统政治信念、社会形态、经济体制、文化、价值观念，形形色色的非典型性社会发展道路，成为这个世界的参与性因素，不同文明彼此之间的交融更加寻常，在这个背景下，西方欧洲式资本主义独此一家的思维模式，势必局限思想的扩展；缺乏反思“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能够取代资本主义”这样的紧迫问题，将会造成无法估量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不仅发生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方面，更多样性地发生在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假如我们借用斯宾格勒（O.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1918）里用生物成长规律来比拟文明的盛衰，那么，作为一个成长壮大的文明，西方文明如何与正在成长、“青春期”抑或暮年的文明对话？这是否构成一个思想史的话题呢？
我理解，“美国衰落论”与“中国的崛起”相连接，实际上透露出当代社会思想发生的巨大变化，那就是发生于西方欧洲之外的多种文明的思想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到这个世界的发展中来；21世纪的思想主题比以往的思想史来得丰富而多样。不仅有西部欧洲的思想话语，而且还有东部欧洲、南部欧洲、北部欧洲，有亚洲各个区域文明、非洲、拉美等地区的不同文明，各区域文明分别提出自己的思想话题，参与到整个世界的思想史构建中，那是生机勃勃的思想“丛林时代”。因此，更透彻地理解活跃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军事舞台上的各种文明的内在秘密，对于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说，都是一项挑战。无论是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儒教资本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经济体制，都不是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理论里的资本主义了，即使新世纪有国家声称实践“原教旨社会主义”，也未必就原汁原味。在这一方面“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就派不上用场了。理解各文明内在的秘密，多元共存，恐怕是唯一的选择。例如关于中国，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的序言里写道：“美国和中国都认为自己代表着独特的价值观。美国的例外主义式传经布道式的，认为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式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但它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正式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10]马丁·雅克斯在他的书里写道：中国不是西方所熟悉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未来一方面“时间不会使中国更西方化，而会使西方以及世界更中国化”；另一方面，彼此竞争的多种现代化模式仍然共存，西方人可能会看更多地中国电影、学习汉语、阅读更多地孔夫子，而中国人会更多地学习莎士比亚。[11]所以，他的这本书美国版副标题“西方世界的终结与一种新全球秩序的诞生”，应该确切地理解为“作为唯一的西方世界的终结与一种新全球秩序的诞生”。
在上述背景下，把“美国衰落论”与新世纪多个非西方的崛起文明并举，借以警示世界环境的多元性，无论对于美国、欧盟，还是对于发展中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成长中的大国，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注：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国家文化中心建设的历史与未来”的成果。
（邱运华，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注释：
[1]罗伯特·卡根《美国缔造的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3月版，刘若楠译。以下引文所标注页码均为本书中文版页码。
[2] 参见刘擎《纷争的年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版，第146页。
[3] Josef Joffe，"Declinism"s Fifth Wave"，The American Interest，January/February2012.
[4]参见刘擎《纷争的年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版，第124页。
[5] 同上，第126页。
[6] 同上，第130页。
[7] 卡根《美国缔造的世界》，刘若楠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3月版，第115页。
[8] 同上，第163页。
[9]刘擎《纷争的年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版，第82-86页。
[10]亨利·基辛格《论中国》（On China）序言，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11]刘擎《纷争的年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版，第85页。
责任编辑：蒋湘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