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士人心态和这个新王朝一样，在七世纪的前中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气度和雄心。他们的豪情和志向，在文学家如初唐“四杰”的诗文里，以及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书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虞世南《笔髓论》开篇即说：“文字，经艺之本，王政之始也。”（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将文字的功能抬高到与经国大业的王政紧密相连，表明唐初书家已开始渐渐认可以传统儒家入世的方式，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在业已过去的魏晋六朝时代的书法思想史上是绝难见到的，只能说年代异时，初唐的知识分子书家们（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从政的官员）所选择的也正是这个王朝所需要的。他们遵从一个统一王朝的法度和规范的要求，考经溯源，为新王朝寻找接续历史和文化思想的流脉，比如他们追奉老子李聃为李唐王朝的宗主，比如他们反对绮丽的齐梁文风，即与唐太宗主张文艺要有益于政教的思想相一致。
但初唐也隐藏了另外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那就是一代士人的进取和批判精神的滑坡，这是他们在坚持开国之初所制定的理想和信念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因为平庸混乱的世俗伦治和现实中相对刻板的制度，他们在漫长的等待中逐渐被一种盛世的平淡和程序所左右，终归于庸常。这种微妙的变化在唐初的前三十年中表现不很明显，但后六十年中却是很有问题的。陈子昂在他的那首《登幽州台歌》中所说的“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即是一个屈才文人的心灵独白。而书法的程序化倾向则更让不少唐代士人“前后相望”，“应规入矩”（宋·姜夔《续书谱》）。故而，此一时期的士人心态，倒并不像这个王朝的统治者那样的具有开拓和进取精神，特别是武周的易代之后，人们开始对这个王朝的治政能力产生了怀疑，士人的心态上也显得并不那么的明朗和乐观。一般当王朝更迭或是国运衰竭的时候，士人大多会表现出非常犀利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品格；但升平时期往往不是如此的，他们会自行失去很多的判断能力，因为他们相信一个统一的王朝会给他们带来生活的安定和精神上的依恃，他们相信开明的君主会公平地选择人才，并为他们的将来做精密的谋划。
就唐王朝而言，当太宗和群臣完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意志之后，剩下的就是要以无比坚强的精神和定力加以坚持，但一代士人并没有做到这样的独立和持守。太宗在他的晚年就曾担心过“犹恐身后之日，子子孙孙，习于流俗，犹循常礼，加四重之梓，伐百祀之木，劳扰百姓”（《旧唐书》卷三）这样的事。士人们也担心他们是否会因为安逸而无法继续“对前程的自由选择空间和思想的自由阐述余地”（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页5）的坚守。事实证明，这样的忧虑不无道理。当科举取士制度成为唯一的进阶方式时，却在一个承平时代，由于考试形式的僵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考试制度之外的腐化，而成为一种摧残人心的手段，多少士人因此而仕途折马，人才淹没的现象到处都是。这就像军事家率军征战，若是“智者无所施其谋，辨者无所施其说，勇者无所奋其敢，力者无所著其壮”，（《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选士篇》第十六）战争肯定是要失败的。也许这就是他们为着一个大国的构建所付出的代价—忍受平庸。这是古代中国王朝统治中经常发生的现象，也是一个颇值研究的思想史问题。
初唐的书风其实还是对风行于东晋南北朝的王羲之书艺的继承和完善。这是和唐太宗李世民的个人好恶有很大的关系的，并且左右了其后的高宗、武后和中宗朝的皇宫审美品味。大体说来，崇王书风是这个时期的主流，与隋相比，唐初正是王学书艺思想的张扬和完备期。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大转变的准备时期，当一种艺术的样式被长期地提倡着的时候，虽然可以促进这一样式本身的精致化，但成熟过了头，反会给艺术的发展带来不利。唐初的楷书也是这样，盛唐的变法和行草书的成就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具体而言，初唐书法思想的发展大致呈现如下几方面特征：
一、晋人风度的延续。崇王不是唐王朝所特有，前朝既已有之，只是在观念的转化和接受上都没唐这么全面罢了。王学风韵是以楷法代篆隶，书风更为简练明快，楷法出现的东晋朝，正是一代士人锐意革新，以极大的热忱张扬自我的时期，同时也是南方经济和文化模式的探索时期。相比于籀篆等字体来说，楷书融骨力和血肉于一体，遒媚中不失劲健的特征，所体现的正是一种睿智的“通人志士”品貌，主体感受比较强，对人的自我学识和修为以及日常规范提出了很多品格上的要求。丰腴、自然、潇洒、超脱，这些晋人书法中体现的风度，正是意欲以宏远和阔大为审美理想的唐代士人所津津乐道的，也是和他们力图建构的自信、宽容、平和的大国心态相匹配的。一个新的思想和文化的建构必然是要在旧有的文化思想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唐人出于政教的需要，一直反对齐梁的绮艳，但却并没有完全的反掉，他们摆脱不了这种绮艳的情结。当唐太宗和他的权臣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事情时，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文质并重的艺术观念，这样既可帮助于政教，又可让艺术自由地发展。单就书法而言，王羲之的书法思想和它表现出来的骨力和气度正是他们所要寻找的表达方式。比如唐太宗就和他的朝臣强调过“骨力”这样的书学问题，他说：“我今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唐会要》卷三十五）他还曾批判过萧子云的书法，说他“无丈夫之气。行行如萦春蚓，步步如绾秋蛇，卧王蒙于纸中，坐徐姬于笔下。以兹播美，岂滥名耶”。（同上）
二、法度的强化。唐初书法对法度的要求要比前朝苛刻完备得多，这和他们的政教风气有很大关系。唐高祖即位不到一月，就于那年六月“废隋《大业律令》，颁新格”（《旧唐书》卷一）。唐太宗治政上较为大度开明，但他也认为：“天下愚人，好犯宪章，凡赦宥之恩，唯及不轨之辈。⋯⋯夫小人者，大人之贼，故朕有天下已来，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静，礼义兴行，非常之恩，施不可数，将恐愚人常冀侥幸，唯欲犯法，不能改过。”（《旧唐书》卷二）可见唐代立国之初，既规定了一个非常明细的吏法之约，不得轻易违背，所有的政教文化，规章条款的制定皆依此定夺。虽然这和我们所认为的“唐人尚法”这个判断有诸多不同，此“法”非彼“法”，但它们在追求一种精神气度上是相当一致的。唐代的上层知识分子是由旧贵族演变而来，既使不是贵族，多少也会沾染一些雍容显贵的习气，欧阳询、虞世南家族即是这一群体中的成员，他们不但在前朝任过职，在新朝更是位高权重。他们在追求书法的法度化上曾不遗余力，欧阳询堪称是唐初追寻大王法度的最有成就的人物，他的《用笔论》和《八法》即是对王羲之书法思想在法度上的深化和总结。但这种法度的强化也导致了一些不利的后果，书法是一种情性的艺术，若是过分追求晋人的法度，唯大王是好，那么属于初唐自身的书法精神又在哪里呢？当这样的法度被强化到一个至尊的地位的时候，必然会成为一种强权的力量，压制书法思想在新形式上的探索。特别是这种王氏法度被当作一种考试和行文的必需程序时，它本身所具有的自由和灵动的气息已完全被僵化无生气的规范所代替，一代士人学书又有何快乐可言？当然，唐人对法度的强调，也开启了古代中国以理论书断艺的先河，这是一种具体而微的理法，是在书法本体层面上的文本研究。
三、书学在教育和科举中的拓展。法度化的书法风格和审美情趣的张扬，是唐初整体文化征候中的一部分，并非是如史家所言，全然是唐太宗家族的好恶所致。因为唐代是一个君臣共治的社会，和上古的三公治国有些相似，故而唐代的大臣们权限很大，不然也不会有后来的藩镇问题。故而在唐代，几乎重要的决策和方略都是君臣共议的结果，不特为皇帝一人的意愿。比如唐太宗曾“于时海内渐平，⋯⋯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置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同上）唐代的教育和科举则更是如此，它是影响唐代书法思想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本来教育和科举都属于教育史和人才学方面的问题，但在古代的中国，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受到教育，也并不是只要是人才就可以被重用的，这样“什么人实际受到教育，什么人适应改变了的教育制度，教育的目标使社会风尚有什么样的改变”这些本来属于教育史的问题，也成为知识史和思想史所关心的问题。（参见John E.Tallbott《思想史与社会史中的教育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看唐代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中有关书法的相关条文，大致梳理一下唐代书学在一般知识人群中的地位，以及书法思想对他们生活和命运的影响。首先，书法是掌控舆论的手段。唐代的书人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专职的书写员，抄录员，主要是各种公私函文，也有少部分入皇宫密阁负责图书的誊写修缮的；二是擅长书法但从事其他行政工作的文人士大夫，这个群体最为庞大。抄写是保存古代典籍的唯一方式，而仕官之人鲜有不同文墨的，甚至书法的优劣常常被当作衡量一个人是否有才气和发展前途的标准。教育是用来传播思想和文化的，科举是用来为国家选拔人才的，而笔墨则是这个社会信息交往的载体和思想得以流传的媒介。对唐太宗和他的朝臣们而言，这是一个掌控舆论和优化王朝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故而，唐太宗在继位的第二年，就迫不及待地置书算学于国子监（《唐会要》卷六十六）。又于“显庆三年九月四日，诏以书算学业明经”。（同上）太宗和朝臣们还特别强调贵臣子弟的书法教育问题，同时又经常从民间征集诸多善书之人入官。史书载，贞观四年（630），“初置宏文馆，选贵臣子弟有性识者为学生，内出书命之习学。又人间有善书，追征入官。十数年间，海内从风”。（《唐会要》卷三十五）这为新王朝在延拦人才上，无疑又开了一个渠道。其次，唐代的科举，无论是贡举还是铨选，都必须要以书法为首要的条件，否则不予考虑。这也是上面所说的贵臣子弟也要挑“有性识者”去习书的原因所在。要求非常的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