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林立著，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5月第一版
在近年来的法学著作当中，这本书足以让人眼前一亮。
作者从法律经济学传统的内部而不是从它的外部，带着批判传统的姿态来剖析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思想。这样的内在批判精神是我国法学界目前最稀缺的。例如，林立批评了波斯纳关于法律运作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论证。又例如，林立贊同这样的看法：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才有了法律经济学。那么，他所理解的法律经济学就肯定不再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俘虏，而是对经济学“财富最大化”立场加以限制和批判之后，更具历史与道德感的理性法经济学。
林立指出，经济学简单地追求财富最大化的立场，甚至在传统民法的运作当中都会出现问题。他列举的问题包括“侵权行为”、“生命”、“婴儿收养”等等。在这部著作的结尾，林立提出，理想的法律经济学应该回归完整合理的人性价值。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葛兆光著，三联书店2005年4月第一版
这部作品让人想到雅斯贝尔斯撰写《大哲学家》时的初衷：“我们不再宣称有一种所谓客观的、普遍适用的、系统的哲学观念……哲学思考不再是要求掌握很多资料，而是注重像中国哲学的‘道’——在路途之中的意识发展……所有不可完成的，恰好作为我们的使命。只要所说出的总要落在这一观念之后，那就必须完全有意识地踏上征途。”
按照人们生存的方式来描述人们思想意识的演变，也许正是葛兆光撰写《中国思想史》时有意识地采取的另类立场。根据这一立场，思想史不应当永远是精英人物及其经典言论的记述，而应当同时是普通老百姓的意识形态与思想谱系的探究。这也是他在这一讲稿中再三提示的。
知识与情趣
《易学今昔》，余敦康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这是余敦康先生“易学三书”的第一部，保持了学术叙事的文风，却写得相当平易。
余先生撰写的易学，将周易置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演变当中，这样就使本书与其他易学研究有明显差异。余先生提出的另类看法是：“如果不从宏观的角度全面了解春秋战国时期人文主义高涨的文化背景，就根本不可能懂得《周易》……如果历代的研究者不按照时代的需要对《周易》作出新的解释，不利用《周易》对当时的文化创造进行新的综合总结，它也就只能成为死去的糟粕，而不能成为活着的精华，从而对当时的文化产生影响了。”
《我选择，我向往》，张炜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收集在这本文集里的作品，大多是作家张炜及其友人在山东海滨森林里建造“万松浦书院”的纪实随笔。
张炜是一位执著于简朴生活与纯粹灵魂的作家。他拒绝尘世的喧嚣与浮华，反而能够寻到一些本真的东西。数年前，他曾撰文表示，坚持用笔书写，拒绝电脑。在这本集子里，我们再次看到张炜背弃时代“进步”洪流的努力。有时，他离开都市，住在林中的弃屋。最终，在海边建造了一座书院。进入书院的人，除了读书，还要每天进行体力劳动50分钟以上。“体力脑力并用，室内野外兼顾，乐而忘返，总是于太阳落山之际方记起收工用餐。”
作者写道：“在这里既是读书，更是读山林土地。纸上的东西与地上的东西相互交融，一些新的创见就会滋生出来。……没接上地气的文字，没接上地气的学问，终归不会有什么惊人之笔，不会有什么大的价值。”
《书报话旧》，郑逸梅著，中华书局2005年4月第一版
读郑逸梅先生的书，也许可以让我们明白民国报刊随笔的水准。
郑先生广闻博知，笔下有大量文史掌故。自1913年开始，他就给许多报刊撰文，多产而无注水之作。由于旧学功底深厚，他文风简洁，意味隽永，如小品文。
郑先生生于晚清光绪年间，百年来中国政局变迁与社会动荡，皆身历目睹。这本《书报话旧》叙写了民国报刊诸事，说来平淡，却往往令人思之动容。比如商务印书馆最初不过是想为商店印些招牌纸、发票、传单等，不料规模大起来，成为顶级的出版机构，于古籍、编译、教材等方面均成就不菲。而其附设的东方图书馆，藏书51.8万余册，曾居当时全国各地图书馆之首，盛况空前。可惜在“一二八”事变中，东方图书馆遭日军轰炸，付之一炬。郑先生说，“这是我国文化无法弥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