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首先分析了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数字出版的发展态势，并根据我国数字出版的发展现状，推测我国数字出版将成为出版行业未来发展主流趋势。这一趋势使得图书馆已由传统的纸质文献型图书馆向数字化图书馆方向发展，因此，图书馆文献采访要以数字资源为主核心，并兼顾目前我国的现状及读者的实际需求和经费的安排，进行纸本资源和数字资源的协调互补。以扩大文献资源的积累和推动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为发展方向，加大图书馆联盟的成立和建设。
关键词：数字出版；出版趋势；图书馆；馆藏建设
一、国外数字出版发展情形
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使得数字出版技术日趋完善，作为数字出版技术引领者的美国，其发展态势反映了国际潮流。其创刊于1851年、全美发行量最大的《纽约时报》于2010年停止印刷本出版，改为数字出版及网络订阅。美国《西雅图时报》等几十家报纸也停止了纸质报纸的出版，只出版网络电子版报纸。同时，美国亚马逊书店推出了电子阅读器，其销售以超额同期精装书并逼紧平装书而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苹果公司推出的ipad 和 iphone更是受到绝大部分人的追捧。美国的纸质出版在各种数字媒体的冲击下，销售严重下滑。世界上最著名的德国斯普林格出版集团09年在数字出版方面的收益已占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面对数字出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态势发展，国外专家学者对出版业的发展前景持截然相反的两种预测：一种是预言数字出版将取代传统出版，当2011年首份ipad电子报“The Daily”推出的时候，乔布斯称这是ipad史上最令人期待的新闻阅读应用，备受推崇。但出版界人士则认为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将长期共存，并驾齐驱。事实是，The Daily由于亏损巨大，于2012年12月15日关闭，可见数字出版也有利有弊。
二、我国数字出版发展情形
我国数字出版行业在短时间内也实现了跨越式的迅猛发展，据2011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可知我国数字出版的营业收入由10年的1051.8亿元增加到了11年的1377.9亿元，其增长率达到了31.%，由此跨越式的发展可知，数字出版实现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传统出版物。
我国于2009年开始由财政拨款支助“中国数字出版网”工程的成立，中国出版集团作为了第一批国家信息化的试点，仅人民出版社就获得了3个多亿元支助，打造了我国第一个公益性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數据库”传播平台。而出版行业与其它行业的合作更是推动了我国数字出版的快速发展。如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与华为的合作、陕西出版集团与国家图书馆的合作等。很多网站也纷纷涉足数字出版，他们与传统新闻出版合作，已分别产出上百万的电子书资源和数以千计的报刊数字资源。其它的一些出版行业则纷纷推出电子书，如安徽出版集团的手机彩信报、《读者》杂志社等。还有一些技术提供商则纷纷推出移动阅读器，如汉王科技、北大方正、中文在线网等，这些都促进了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
三、我国数字出版的未来发展趋势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对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进行的统计显示，从2006年至2011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收入分别为：213亿元、362.42亿元、556.56亿元、799.4亿元、1051.79亿元和1377.9亿元。由此可知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收入6年间增长了6倍多。那么随着数字出版产业链的不断成熟，我国数字出版近几年将以高增长的态势发展，其表现如下：
（一）数字出版将以移动终端为主打方向
手机出版是目前数字出版产业的最主要盈利方式之一。我国的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值在2010年的时候达到了 105 亿元，仅手机出版就达到 33.26%，占据了最大的比例。随着三网技术的融合与对接，移动终端以其可以实现看、读、听、写等多种功能而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各种智能手机、IPAD、电子书等移动终端已经普及，一种全新的阅读习惯正在悄然形成。
（二）教育界的出版也向数字化将方向迈进
教育立国之本，近年我国的教育出版数字化从起步阶段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通道。新型的电子书包将成为学生的新宠。这一承载多种教材、教学资料以及相关虚拟资源的电子学具，可方便快捷地被多种终端设备访问的。这一新型教育界数字化出版模式最终将向对接学校，人机交互、网络互联的电子书包整体系统方向发展。
（三）数字出版内容的创造者和提供商将掌控定价权
在我国以往的数字出版产业事业中，数字出版内容的创造者和提供商的地位很低，根本就没有相应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因为技术的提供商和平台运营商为了扩大销量，所以对数字产品的定价相对较低，因此，他们往往压低成本，使得内容提供商的收益甚微。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数字产品的定价权已经开始由内容提供商掌控。相信在全球大形势影响之下，我国数字出版产品的定价权也将逐步由数字出版内容的创造者和提供商所掌握。
（四）云计算的发展将带动数字出版向云出版靠拢
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在线数字出版的云服务平台能把分散的资源整合成整块的“云”，出版社只需对其出版的资源进行加密，则可在不同渠道授权并安全分发。而运营商只要开发出各种渠道的应用终端，就可以便捷地对出版单位授权的资源进行运营。所有的流程都在云服务平台运行，出版、销售情况能够在平台上实时反映。云计算的诞生促进了出版产业的联盟合作、行业标准的统一、产业链分工的完善，推动了出版业优化高效地利用资源为大家提供更好和更便捷的服务。
四、数字出版产业的崛起对图书馆的影响
（一）数字资源的诞生促进了传统图书馆资源的巨变
传统图书馆主要收集一些纸质的文献资源，是图书馆购买并贮存于馆舍内且拥有“所有权”的文献。而数字出版产生后图书馆贮存的更多是从网上获取的数字信息，虽不具有“所有权”属性，却和馆藏资源一样可为用户所利用。这一形势促进了图书馆信息资源变成了实体资源和虚拟资源两部分（如图1），图书馆信息资源存贮与服务变得更加个性化。
（二）数字出版技术促进图书馆工作流程的简化，馆员们的工作重心更多的转向了信息服务质量的提高和馆藏信息资源的开发上面
目前发达国家高校图书馆十分流行的“读者决策采购”（patron-driven acquisition，PDA）（如图2），即圖书馆根据馆藏政策，设定各类读者购书权限，将书商书目对接图书馆OPAC系统。图书馆只是让读者能够检索书目，并未支付费用。当读者通过试讲习并荐购图书，并达到预设的次数、时间、人数等指标门槛后，就自动触发图书馆向书商租用或购买的指令，大大简化了图书馆选择图书的程序，也使采购到的图书更加适合读者的需求。
（三）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增强了读者直接获取信息的能力
目前，电子图书的利用大部分是在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得以实现。图书馆引进电子资源是电子图书得以发展的重要途径与方法。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完善并广泛应用，读者的网络信息需求日益增加。图书馆也因此开展了越来越多的电子书外借服务。如美国就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图书馆提供电子书外借服务，开展这一服务的图书馆从2007年的38.3%上升到2011年的67.2%。在国内，电子书外借从2009年开始起步，如今已经在大城市比较流行。如在上海就已经有两千台电子书阅读器在上海图书馆总馆和5个分馆供读者流通使用。在此基础上，上海图书馆还尝试与盛大合作，开展了网络文学的借阅服务，使读者可以获取连载中的网络小说。
（四）数字出版一定程度上使出版发行商的垄断地位形成，图书馆的议价能力降低，联盟采购的必要性进一步加强
在数字时代，数字资源的开发建设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也就是说，重复别人内容的数据库是没有竞争力的。因此，竞争力强的数字出版发行商往往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数字资源，这就为数字出版发行商垄断地位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为了培养数字资源的用户，相当多的数字出版发行商最初都是以低价向图书馆供应数据库，而一旦用户规模形成，就大肆涨价，这时，面对用户的需求，图书馆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这时，只有组建图书馆联盟进行集团采购才是最终出路。
五、图书馆采访工作如何适应数字出版
近十年来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电子图书与电子期刊成为了图书馆馆藏的主力军，而且其利用率还远远高于纸本文献；还有各种中外文电子数据库的购入，这些都加速了印刷型文献采购经费的缩减及电子资源采购经费的大副递增。如清华大学图书馆目前拥有实体馆藏图书396万册，期刊合订本53万册；年订购印刷型期刊3268种，全文电子期刊 5.7万种（包括购买和开放获取），其中中文 1.4万种，外文 4.3万种；订购电子图书 247.5万种，其中中文200万种，外文47.5万种；订购各种数据库459个；订购电子版学位论文105.9万篇。可见，其数字资源数量已经接近了传统实体馆藏的数量。
那么，图书馆是否应该以数字文献的采访替代传统文献采访呢？回答肯定是“No”。因为不同图书馆有自己不同的情况，他们的性质、任务不同，读者的需求也不尽相同，读者的基础和条件也不同，因而在处理传统文献和数字文献采访的关系时，必须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做出不同的选择。所以，图书馆在制定信息资源建设政策、安排数字信息资源和传统文献资源采访比例的时候，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一）注重用户需求原则
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服务读者，而不是盲目追求数量和赶时髦。尽管美国的数字化程度相当高，但在高校图书馆，其购置印刷型文献的经费也不少，如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图书馆每年纸本文献购置费是电子文献购置费的1.86倍，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纸质文献的购置经费是电子文献的两倍。因此，纸本文献仍将继续在高校图书馆发挥重要作用。
（二）关注协调互补原则
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建设并不是要在已有馆藏体系之外再另建一个独立的馆藏体系，而是以数字资源来补充已有馆藏体系，使数字信息资源与统文献资源成为协调互补的整体。具体操作可以：对学术性强、利用率高的核心刊，可以既有纸质型又有数字型；而对利用率低、学术价值高的期刊，可以只要数字型而不要纸质型；对学术性不强、利用率较高的期刊，则只需纸质型而不要数字型。对检索性工具则优先考虑数字型，因其功能主要是为读者提供参考和检索，数字版比纸质版更方便利用；对普通图书，则因电子版阅读不方便而仍以纸质版为主流。
（三）注意成本效益原则
图书馆分配数字资源和传统文献资源经费比例时也应遵循以最小的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的原则。具体来说，就是要要分析两种信息资源的价格和信息量比，要选择内容全部或大部分为本馆所需，且价格又更加便宜的资源订购。
所以，为了做好数字资源的采访工作，我们需要：了解本校的需求和重点学科（看家的资源）；对读者需求进行充分的调研；了解出版社和数据库的情况；了解各种数据库的购买方案（预见性）；了解数据库所对应的纸本期刊的订购情况；了解数据库的使用情况和成本核算情况；确定数据库对本校的重要程度；了解数据库的学科范围和水平；了解各集团成员馆购买数据库的情况；了解各集团成员馆所捆绑纸本期刊的订购情况；了解各集团成员馆对数据库的评价和意见；测算集团的最高涨幅和每个用户的具体涨幅；了解上一协议期内集团成员馆的使用情况和成本核算。
在具体处理纸本馆藏和数字资源采访比例时可以考虑：中文文献以纸本馆藏为主，外文文献以数字资源为主；大型图书馆注重保藏职能，对纸本文献全面收藏；中小型馆注重满足需要，对纸本文献选择性收藏；文科专业不能忽视纸本文献收藏，理工农医专业要注意 e-only 的发展；以服务引导各类资源建设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杨惠芳.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协同发展的基础与机制研究[J].图书馆，2012（5）：88-90.
[2]杨琳.图书馆与数字出版的融合——以中国科学院国家图书馆为例[J].出版发行研究，2012（3）：47-49.
[3]陈小荣.基于数字出版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采集策略研究[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3）：168-171.
[4]程莲娟等.数字出版时代图书馆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13-116.
作者简介：李雪萍，女，硕士，现工作于东华理工大学图书馆资源建设部，研究馆员，已发论文40多篇；吴青林，男，本科，江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信息素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