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以来，“新神话主义”创作在世界文坛和影视界形成席卷之势，神话成为全球范围方兴未艾的文化产业的重要动力和资源—资本。本文着重探讨新神话主义潮流给比较神话学这门学科带来的新拓展机遇，力求说明：对于当代再造神话而言，学术底蕴为什么比想象力更加重要。跨文化比较的大视野和多民族神话遗产的知识，理应成为今天的作家、批评家、比较文学研究者，尤其是重述神话作者们的必备素质。
关键词：新神话主义；比较神话学；重述神话；学术缺失
Abstract: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of 21st century, “neomythicism” has become one of the dominant elements in literary creation and moviemaking in the world and myths have made an important impetus and resource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ascendant in the global scope. This paper intends to illustrate the new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neomythicism brings comparative mythology by focusing on why academic training is more important to retold myths of contemporary era than imagination. Transcultural and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myths should be essential for the writers, critics, researcher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especially, the retellers of myths today.
Key words:neomythicism; comparative mythology; retelling myth; academic absence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６１０１(2007)04 0039 12
一、 引言
神话学是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中耀眼的一个新领域，像鲁迅、茅盾、闻一多等新文化运动主将都曾经醉心和研究神话学。新时期以来，神话学在大陆获得复兴，并一度引导人文社会科学的变革和知识创新，影响日广。21世纪以来，“新神话主义”创作在世界文坛和影视界形成席卷之势，神话成为全球范围方兴未艾的文化产业的重要动力和资源—资本，并且诱发了2005年全球数十个国家共同参与的“重述神话”运动，这项活动已经在媒体上引起广泛的兴趣和普遍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比较文学》以高度的学术敏感，在2007年设置了这个专题栏目，通过综述、书评和翻译文章等，围绕着新神话主义创作与批评给比较文学带来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当下的重述神话现象中存在的问题，展开了一次初具规模的探讨。本文在此基础上做一个整合性的总体论述，着重探讨新神话主义潮流给比较神话学这门学科（其历史与比较文学是同样的）带来的新拓展机遇，力求说明：对于当代再造神话而言，学术底蕴为什么比想象力更加重要。跨文化比较的大视野和多民族神话遗产的知识，理应成为今天的作家、批评家、比较文学研究者，尤其是重述神话作者们的必备素质。
回顾20世纪以来的文学流变，神话复兴可以说是最突出的、最持久的一种风潮，它至今仍然呈现为方兴未艾之势。我们用“新神话主义”［1］［2］这个术语来概括此种源于上个世纪的文学潮流，旨在同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时代以来的各种神话再造现象相区别。至于中国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如何向尼采讲述的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神话学习，借鉴西方的酒神精神再造莫言小说《红高梁》［3:113-117］；美国新神话巨片导演卢卡思如何向比较神话学大师坎贝尔请教，利用英雄神话原型再创造出《星球大战》，并且在世界各国培育出数十万计的“星战迷”及相关产业链，已经是对神话复兴潮流的学术背景的最好说明案例。据新神话主义的最新代表丹•布朗的说法，今天人们只知道唯一的男神（上帝），而在悠远的往昔，女神男神至少是曾经平起平坐的。怎样透过一神教的宗教偏见之千年遮蔽，重新发掘失落的多元的诸神世界，特别是源远流长的前父权制的女神世界，是充分体现后殖民时代价值观的一种文化认同。从这种文化认同的世纪性转变看，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究竟是“重述”还是“重建”一种以女神崇拜为本源特色的基督教神话，已经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伴随着后现代文化寻根思潮而产生的传统神话观念的重大变革。神话不再是虚无飘渺的非理性产物，而是前现代的人类智慧的渊薮。对于新兴的符号经济而言，神话又是最具有市场号召力巨大文化资本。从《指环王》到《百年孤独》、《哈利•波特》、《蜘蛛侠》、《特洛伊》、《达•芬奇密码》等一系列新神话主义文学和影视作品受到普遍欢迎的程度，足以给后来的创作者标示出再造神话的可行路径。
二、 再造神话：20世纪的伟大遗产
20世纪结束之际，英语文学界组织了一场评选活动，希望在公众心目中找出20世纪最伟大的一部小说。结果有两个：学院式的评选方式选中的是詹姆斯•乔伊思的《尤利西斯》；网上的海选则评出托尔金的《指环王》。如果要找出这两大文学新经典的共同特色，那就是对古老神话传统的再发掘与再创造［4］。这个事实，对新世纪的文学发展和演变会有怎样的启示呢？对于擅长挖掘文学作品源流影响的比较文学研究又意味着什么呢？
21世纪伊始，在文学阅读和影视界引起双重波澜的第一热门作品，无疑要数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从作者的学识积累以及创造意识看，《达•芬奇密码》成功的秘诀仍然是来自《指环王》与《尤利西斯》的同一个启迪：如何别出心裁地再造神话传统。仔细辨析不难看出，托尔金和丹•布朗都不是那种主要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而写作的人。他们的别出心裁不是异想天开，而是在非常扎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捕捉文学创新契机的范例。他们的创作经验非常值得中国文学界（包括作家、艺术家、大学教授和专家）学习借鉴，尤其是那些缺乏文学史知识的学术积累，任意驰骋个人奇想的“重述神话”作者群体。
如何有效地从文学传统要素中提炼新的想象和灵感，是20世纪最优秀的诗人兼批评家T•S•艾略特和原型理论家弗莱共同关心的问题。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弗莱的《批评的剖析》分别对此给出了答案。弗莱的“诗歌产生诗歌”、“小说产生小说”一类命题，已经将代表文学传统的原型示范意义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文学传统起源于神话，文学的样式和终极魅力也离不开神话。对神话遗产的深入开掘是整个20世纪文学经验的一个最大亮点之一。T•S•艾略特给20世纪留下的最具有经典性的长诗《荒原》，是其文学传统观在创作方面的极好示范，也是新神话主义写作在诗歌方面的开风气之作。《荒原》一开篇就用注解说明自己所受到人类学家弗雷泽《金枝》的重大影响，而《金枝》被奉为世界神话与仪式的大全。《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同样受惠于此书。《尤利西斯》中文版译者萧乾先生是反对给小说加注释的［5:18］，可是他和夫人文洁若合译的《尤利西斯》却注解连篇。仅第9章就加了555个注解。其篇幅和正文几乎一样长了。为什么要这样甘冒画蛇添足之嫌，给小说加上这么多注解呢？翻翻原型批评家维克里的《<金枝>的文学影响》一书第10至14章论述乔伊斯的部分［6:326-424］，也许就会明白大半。甚至会修正补充弗莱的“文学产生文学”公式，提出“知识产生文学”的新命题。
如果从再造神话的方式着眼，可以将新神话主义创作大致划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针对民族神话传统的某一特定题材的现代再创作，如《尤利西斯》、《特洛伊》、《珀涅罗珀》（玛格丽特•阿特武德），都是以荷马史诗为题材原型的一种现代改写式的再造。今日加入“重述神话”运动的作家，大都采取这种改写的方式，但是所取得的效果却有很大差别。其间的奥秘，艾里克•古尔德在《现代文学中的神话意向》第1章“神话中的精髓：原型之阐发”［7:15-86］，已经给出颇具洞见的观点。其二是综合提炼多种文化的神话资源，经过研究、筛选、融合、嫁接的化合作用，再造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神话传统。《指环王》、《百年孤独》、《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等，都是第二类融会创新型再造的典范。用丹•布朗自己的比喻来说：像《达•芬奇密码》这样充满神话原型和历史意蕴的小说，其创作过程就如同熬槭糖：
首先你要抽打树干，获得汁液。然后高温加热，褪去汁液的颜色，再将水蒸干，让糖汁保持沸腾，直到你提炼出一块高度浓缩的槭糖。［8:123］
作者在学习历史、宗教、神话、仪式、象征学方面的知识所花费的时间，在卢浮宫等地所做的实地考察调研功夫，一点也不亚于大学里做一篇学位论文。按照他的说法，《达•芬奇密码》书稿的每一页背后至少有被删掉的十页资料。难怪这本书问世至今不过几年，已经有学院内外的专家、行家写出了几十种为它“解码”或者评论的著作。这些充满学究气的解码之作实际上等于将作者所删去的背景资料部分，重新编排出来而已。
三、 《指环王》的学术含量与新神话主义
相比之下，第二类的融会创新型神话再造方式，要比第一类现代改写型更加复杂微妙，也更能够突出体现作者的文学创新性。非常可惜的是，这一类作品除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孤独》之外，基本上不被我们的学院派人士所关注。像《指环王》这样为新神话主义创作潮流开风气的楷模之作，却根本没有几个大学的课堂上会有人提到。相应的，创作界向加西亚•马尔克斯学习，早在上个世纪就形成了风气，可是至今没有听说谁要向托尔金学习再造神话的技巧。在一般人心目中，托尔金和罗琳，也就是能够吸引小孩子的儿童文学作家。这实在是很大的误会。他们二人的比较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知识，特别是在神话学、民俗学方面的学术积累，其渊博和精深，要远远超过我们大学里的很多文学教授们！
只要稍微了解一下托尔金的身份——牛津大学的古英语教授，就很容易体会到其作品中的文化学术含量为什么非比寻常。若是有兴趣翻看一下新世纪以来在美国出版的学术专刊《托尔金研究》［9］［10］，就可以对20世纪新神话经典产生背后的深厚知识功底，肃然起敬。泰勒所著《托尔金指南》一书［11］，洋洋500多页，1000多个词条，可知托尔金作品所蕴涵的典故知识，足以让专业研究者望而却步，更不用说一般的读者了。从非常专业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角度，有马纣瑞•伯恩斯的新著《惊险之国：托尔金“中土”里的凯尔特文化和北欧文化因素》［12］，让人们看到这位牛津的盎格鲁•撒克逊语言教授能够调动多少专业知识储备，来建造虚拟的“中土”世界。据简•羌斯编辑的《托尔金发明的神话》一书，总共解析了《指环王》神话的四大不同来源：古希腊罗马文化与中世纪拉丁文学；古代斯堪的那维亚文化；古英语文化和芬兰文化［13:6］。
笔者认为，从托尔金的创作动机看，其作品具有双重的文化再认同倾向：一是重建英伦民族本土神话传统，二是重寻一种前现代的、前工业化的社会传统。
《指环王》是要为英格兰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神话传统，要在西方人所熟知的两大传统——希腊罗马神话和古希伯莱神话之外，重构出属于英伦民族自己的、同样重要、同样辉煌的神话体系。托尔金所悉心虚构出来的“中土世界”，是一个在寓言意义上的反现代性的世界。而“指环”即魔戒本身，则是三百年来在地球上呈现摧枯拉朽之势的工业文明的隐喻。只有最终远离魔戒的巨大功利性诱惑，人类的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得到恢复。这是托尔金的复古主义不同于浪漫主义向往回到中世纪之处。因为20世纪的复古，必然出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强烈不满。如何利用文学想象的力量，引导人们走出工业文明的灾难后果，是《指环王》三部曲故事发人深省的潜在意蕴。只有彻底拒绝魔戒的巨大诱惑，人类的和谐生存才得以恢复，这里的思想教训是相当深刻的，但这并不是儿童和一般的大众读者所能够领悟。就连主人公弗罗多都难免受到诱惑，产生了对魔戒的独自占有欲。只有在格伦姆帮助下，才最终销毁魔戒，使弗罗多得救。托尔金真正把从北欧神话借来的魔戒母题重新打造成为批判现实社会弊端的哲理符号了。
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最大程度地激发和助长了人的物质欲望。而在三百年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变成全社会主流意识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其根本危害在于遮蔽和替代人对神圣性的精神向往与追求。托尔金对此深有体会，用魔戒这个人工锻造的意象，象征人的物欲痴迷。由此引发出无尽的人际争斗、血腥暴力；又用树精这样的自然意象，喻示前工业社会中与人保持和谐共存关系的生态理想。美国的学院派教授能够在《指环王》中看到所谓“绿色哲学”［14:134-146］，当然不属于偶然。另一位美国学者罗斯伯瑞认为托尔金已经构成一种“文化现象”，希望从中发现批判现实与启示未来的神圣力量［15］。如此看来，那种将托尔金单纯理解为儿童文学作家的观点，与一位划时代地创造了批判工业社会灾难的神话启示录的预言家之间，实在有着天壤之别。能够策动20世纪的重述神话运动的语言文学家托尔金，无疑也是那个世纪里最突出的比较文学实践者之一。
尽管托尔金本人曾经表示不希望从寓言的层面上来机械地看待《指环王》的“春秋笔法”，以免不着边际的穿凿附会，但是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却见仁见智，解读效果也异彩纷呈。各种历史的和寓言式解释，“从希特勒到基督耶稣”， 从天主教到绿色和平，几乎是无奇不有［16:84］。而直接继承托尔金的再造神话写法，也出现了包括斯蒂芬•金和J.K.罗琳在内的一批畅销作者。《指环王》就这样成就了最具原创性的新神话品牌，也成为诠释“文学产生文学”命题的好教材。
四、 比较神话学的透视力
从国际上的成功案例看，新神话主义的作者们往往既是小说家，又是不挂名的比较神话学家。像艾略特、乔伊斯、加西亚•马尔克斯、托尔金、罗琳、丹•布朗等，都是如此。比较神话学的丰富知识贮备让他们的文学想象如虎添翼。如歌德所说，只懂得一种语言的人，其实什么语言也不懂。我们可以发挥说：只知道一种神话的人，其实什么神话也不懂。比较神话学的视野可以将单个的神话故事还原到神话世界的整体系谱之中，从而给出具有透视效果的深层认识。这对于重述神话的作者和研究者来说，就如同获得了猫头鹰般穿透黑暗的犀利目光，又如同精神分析学家掌握了解读梦幻象征的密码本。《达•芬奇密码》怎样运用令人眼花缭乱的比较神话学和符号学知识，达成小说的悬疑解谜效果，每个读者大都已有切身的体会。但是这样的知识储备需要长久的学习积累，不可能像天启那样，一蹴而就。缺乏这方面专业知识的作者，往往在驰骋想象力时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也无法给作品注入足够深厚的文化含量。
举例而言，假如我们要重述中国古代的后羿神话，可以从比较神话学的透视中得知：神话的英雄射手往往自己就是太阳神的化身。不仅希腊的太阳神阿波罗以弓箭为象征，非洲部落神话中的伟大射手也是日神化身。原因在于，神话思维把光线类比理解为太阳神射出的万道光箭。我们在日常语言中的“射线”一词就是这种神话思维时代遗留下来的语言化石。而象形的汉字“羿”的字形中就包含着自身的原型——两只并列的箭，据此不难恢复后羿作为太阳神的原初身份。结合《天问》中“帝降夷羿，革孽夏民”的记载，还可追溯到羿的太阳神血统来自东夷人的帝俊［17］。 借助于比较视野获得的这种透视力，再造后羿神话就有了悬疑解谜的布局基础，可以写出立体的象征对应效果。如果能够直接参照剑桥大学毕业的人类学家、比较神话学家贾科塔•霍克斯的名著《人与太阳》［18］提供的透视力及丰富素材，或者参照日本比较神话学家山田仁史的论文《太阳的射手》（1996）、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的《从黑龙江到台湾：射太阳神话比较研究》［19:119-156］、中国学者萧兵的《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可以看到在世界四大洲的数十个民族中广泛流传同类的射日神话。以此为鉴，当代作家重述后羿神话的知识准备可以说相当优越。
然而，叶兆言的重述神话作品《后羿》，不能从比较神话学方面获得穿透性的认识，只好沿用当代作家面对历史题材所惯用的“戏说”路子，把后羿再造为远古西戎国一个阉割未净、仍然保留性能力的阉人，把后羿与嫦娥的关系再造为母子乱伦的关系，使得整个“重述”走到“性而上”的方向。下面就是书中描绘的滑稽场景：
羿孩子气地告诉嫦娥，他要娶她，因为儿子是不能娶母亲的，所以嫦娥就不应该是他的母亲。
嫦娥觉得他的想法很有趣，说：“你竟然想要娶我？”
羿一本正经地说：“我已经娶了你了。”
嫦娥笑了起来，她知道羿是个阉人，在那方面也许永远也不会开窍：
“是吗？你都已经娶了我了，我怎么不知道？”［20:82］
无庸讳言，中国当代重述神话的这种非学术的戏说倾向是与国际的新神话主义潮流相背离的。若是一味地迎合大众读者的趣味，片面追求市场销量，那么我们的重述神话就会剑走偏锋，助长“无知者无畏”的时髦价值观。而作品的文化含量也无法同乔伊斯、托尔金、丹•布朗等学者型作家的作品相提并论。
再比如，我们要重述华夏共祖黄帝有熊氏的神话，或者是鲧、禹化熊的神话，那就首先要理解熊这种猛兽在比较神话学视野中的象征意蕴。由此不难发现，古老的熊图腾崇拜及仪式行为，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俄罗斯著名的神话学家梅列金斯基《英雄史诗的起源》，就介绍过如下一种惊人观点：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起源于熊图腾祭祀仪式。“如果说史•奥特朗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从整体上论证了希腊史诗源于宗教仪式，那么其他几位新神话派信徒则指出史诗中的一些人物及情节直接取自于宗教仪式。例如，米罗在分析希腊英雄的偶像之后得出结论，称阿喀琉斯和奥德赛就是那些死而复生的神灵，或者是希腊水手中的圣者，而与这些人物有关的故事情节恰恰是人们在春天举行的庆祝通航仪式的写照。斯盖尔别特勒则认为《奥德赛》的基本故事情节源于祭祀睡熊的仪式。此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21］
荷马的《奥德赛》究竟是怎样和熊图腾仪式发生关联的，熊图腾信仰为什么把熊视为生命再生的象征？梅列金斯基没有展开详述，我们在美国批评家赖斯•卡彭特（Rhys Carpenter）的《荷马史诗中的民间故事、小说和传奇》（加州大学出版社,1946）一书中，可以找到满意答案。卡彭特连同他的大作至今还不为我国学界所知。西方文学的开端之作荷马史诗如何受到熊图腾神话的影响，当然也不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和大学教授们关注。这应该说是文学研究界运用图腾批评的一个典范。
卡彭特的基本依据就是：奥德修斯的祖父阿尔克西奥斯（Arkeisios）是母熊生下的熊子。和我国鄂伦春族的熊母生人神话、朝鲜熊图腾神话讲述的檀君诞生一样，阿尔克西奥斯有着神熊遗传的血统。围绕着男主人公的叙事通常讲到他的离家出走和消失，经过一段时间后又回到家园。《奥德赛》就反映了这个叙述模式。其原型就在于熊的冬眠（消失）与复出。阿尔克西奥斯的父亲刻法罗斯离家出走8年，乔装外乡人归来考验妻子是否忠贞的神话情节，和奥德修斯离家20年，乔装乞丐归来考验妻子珀涅罗珀的情节如出一辙。包括英国史诗《贝奥武甫》在内的一大批作品，也是遵循同样的原型模式。据德国学者潘泽尔（F.Panzer）考证，《贝奥武甫》的情节来源于一个流传极广的民间故事，题目可叫作“熊之子”。在欧亚大陆各民族间流传的“熊之子”故事覆盖了20多种语言，大约滋生出二三百个变体故事［22:138-139］。我们在《太平广记》的第442卷“畜兽”部分、第388卷“悟前生”部分看到的几部小说《子路》、《熊胆》、《升平入山人》、《黄秀》，讲述主人公离家消失、入山化熊一类故事，看来也是同一熊图腾原型的置换产物吧。这也反过来印证了鲧、禹化熊的神话是原型传统的产物，化熊本身则是复生或者生命改换形态的象征。
对于熊神话，我们有了这样的象征解码知识和通观效果，当然会有助于理解黄帝与熊的潜在关系，从而给重述黄帝神话的任务带来蕴涵深刻的知识储备空间。如果再能进一步结合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玉雕“熊龙”形象，以及五千年前的辽宁牛河梁女神庙中供奉的熊头骨，是否足以在汉民族“龙的传人”熟知神话背后复原出失落的神话——“熊的传人”呢？
综上所述，现代的比较文学和比较神话学所取得的丰硕成就，为今人重新理解和创作神话，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整体透视眼光和象征知识的储备。而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新进展，口传与非物质遗产保护运动重新发现的民间活态神话、仪式、节庆等，也是当代作者、研究者超越古人的得天独厚的知识资本。如何不拘一格地重新学习，广泛涉猎，提升个人创作的学术含量，是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的乔伊斯或托尔金能够出现的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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