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先秦时代的《诗经》与《楚辞》并称“诗辞”堪称中华文化的两大瑰宝。他们不仅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学文化遗产，更是研究先秦时代华夏民族思想演变的重要史料依据。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中看见祭祀文化与礼乐文化的影子，可以了解“尊天敬鬼”思想与“保民”思想等等内容，对于我们思想史的学习大有裨益。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由于先秦时代书写材料落后且未有专门的史官记录历史，因此即使是生活于春秋的孔子面对数百年前的社会思想状态也只能主观臆测无法验证。考察先秦时代的社会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更是不易。好在有《诗经》与《楚辞》这两本文献留世。这两本文献不仅是文学瑰宝，其字里行间所蕴含表露的种种思想倾向也为我们探查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提供了可能。以下就是本人从两书的部分篇章中提取、对比、整合而成的部分社会思想。
一.巫觋、祭祀文化的残留与成熟的礼乐文化思想
众所周知，先秦三朝，从夏到商再到西周，其社会思想总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从巫觋文化到祭祀文化再到礼乐文化的转变。所谓礼乐文化，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倡导人们践行“亲亲”与“尊尊”的基本原则来自觉维系当时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
所谓“周公制礼乐”，礼就是指一种社会规范、社会制度，乐就是与礼相应的音乐，二者相互配合牢牢限定了社会中不同的人的衣食住行行为，以此达到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礼乐制度并非周代首创，商代就有一套“德—礼—孝”的社会规范制度。但周代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成熟的礼乐文化，这在《诗经》中多有反应。例如在《诗经.豳风.东山》一诗中写到：“亲结其缡，九十其仪”，通过“九十”这个虚词来指代周代结婚礼仪复杂，有许多道程序。可以说，周代完备纷繁的礼制为《诗经》忠实地记载、反应了出来。
既然有了“礼”那必然也少不了“乐”。在《诗经》的305首诗歌中，有专门的6首是只存篇名而无诗文的“笙诗”。所谓“笙诗”据传是专门为弹钟吹笙所准备的，相当于现代的乐谱。总的来说，《诗经》的结构布局以及其中许多诗章的内容都印证了周代礼乐文化的成熟与繁荣。
但是与《诗经》相反的是《楚辞》。《楚辞》文章多为屈原及其弟子宋玉所著。从时间节点来说，屈原是战国时期的人。在战国时代虽然礼崩乐坏，但距离夏商也已数百年，为何祭祀文化乃至巫觋文化仍有残留呢？我认为跟楚国的地缘有关系。《诗经》发源于黄河流域地区，是传统的中原地带，经济文化发展较早。而楚国处于长江流域，古时候人烟稀少，经济文化发展滞后。又因为山川阻隔，和中原正统文化带的交流也有限，因此一直到春秋后期乃至战国，楚国仍然是“重巫鬼，尚淫祀”的局面。这种巫觋文化与祭祀文化的残留在《楚辞》中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例如屈原在《楚辞.招魂》一辞中运用大量的神话故事描写了古代楚国招魂仪式的宏大场面。特别是其中记录了巫阳的招魂辞，如：“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 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 归来归来！不可以久些。 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 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等语句。
二.尊天敬鬼倾向与重民、重社会倾向
既然前文已经提到了，《楚辞》之中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巫觋文化与祭祀文化残留那么其中也就必然反映了尊天敬鬼的倾向。因此，在这种文化残余的影响下，《楚辞》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尊天敬鬼的倾向。
例如在《楚辞.九章.惜诵》中，当屈原因直言进谏而遭到统治者打压时，他最先想到证明自己清白的方法是：“指苍天以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与向服。俾山川以备御兮，命咎繇使听直。是去请求苍天、五帝、六神以及山川众神祗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此外，在《卜居》等篇章中，都能看出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神话来表达自己对于神的崇敬以及对于神国美好生活的向往。这都体现了一种尊天敬鬼的思想。
三.“诗辞”中共同具有的早期朴素民本思想
对于《诗经》来说，由于前面论述过的，其具有重民、重社会倾向，因此《诗经》当中蕴含有朴素的原始民本思想也就毫不奇怪。无独有偶，在《国风.王风.黍离》以及《硕鼠》等篇章中也均有对于民众的同情和对于当权者无道的嘲讽。
然而，让我们比较意外的是具有浓厚祭祀文化残留的《楚辞》之中也体现了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这是“诗辞”二者的一个共通点。其中，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屈原的《离骚》了。在《离骚》之中，“虽九死其犹未悔”以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还有“哀民生之多艰难”等语句尽皆反应了《楚辞》中的民本思想。
总的来说，《诗经》与《楚辞》由于其中各个篇章成书时间不同，由于两本书所处在的时代、地理、经济政治环境不同，因此在思想上有一定的差距。但二者都蕴含的民本思想，反映了远古先民对于“大同社会”家家户户安康美好的最初的愿景，體现了数千年前华夏大贤的人性光辉。这也构成了日后儒家民本思想的滥觞。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