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是人类几千年“从不言弃”的追求。国人不仅将此愿望编进神话故事代代相传,而且历代的中医家们更是脚踏实地进行着艰苦的探索。
在迷信中蹒跚起步
华夏祖先开始认识疾病、运用中医药之时,养生学便应运而生。当然,萌芽之初带有深深的迷信色彩,认为生老病死是天谴神罚,于是举办各种祭祀活动,以表达人们向往健康、长寿的良好愿望。
西周时期,人们已认识到不同季节“疾”不同,有了“顺应天时”以养生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养生学更有了长足进步。孔子认为,养生在于避“三死”。老子认为,精神与健康长寿有密切关系,欲望太过也能损寿。更有学者提出“节制房事以养生”的言论。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养生方》中,已经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养生理论,首次提出了养生保健功(即房中导引功),并强调行此功应注意饮食、呼吸吐纳等细节,才可达到“善用八益去七损,耳目聪明,身体轻利,阴气益强,延年益寿,居处乐长”的目的。
百家争鸣,养生大观
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况认为人的寿命长短,取决于能否保持身心愉快、饮食适度、房事节制等因素,并非“天命”所注定。《吕氏春秋》也发表独到见解,认为人需顺应生理的自然规律,提出声色厚味能引起早夭和疾病的观点。枚乘的《七发》亦描述了比较完整的养生理论,体现了“顺应自然,清静养神,少思寡欲,动以养形”的养生观。这些理论把养生学的发展引向了一个健康发展的轨道。
到了汉唐时期,很多养生学专著相继问世,呈现百家争鸣之局面。如汉王充《论衡·气寿》,唐名医孙思邈《千金要方·房中补益》,晋嵇康《养生论》、葛洪《抱朴子》,南朝陶弘景《养性延命录》等,都是颇有影响的代表作。
宋元明清时期,养生界涌现出一大批养生学家,提出诸如“保养气血”“省约俭育”“保养阴精”及道德修养、药食调养新观念。宋元时期的四大家(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张子和)、陈直、邹铉、邱处机、王洼等,专著之多毋庸赘述,比较有影响的如《养老奉亲书》、《保生要录》、《摄生消息论》、《泰定主生养论》等,使中国养生学日臻完善。明清时期,养生学已不再只服务于“贵族”,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日渐在广大民众中普及开来。这股全民健身的“旋风”,对于人们的健康长寿以及炎黄子孙的繁衍昌盛、人口素质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时期众多有价值的著作中,首推张景岳的《传忠录》和李时珍《本草纲目》。
国泰民安,再谱新曲
随着清末及民国时期的腐败没落,养生学也几乎到了烟消灰灭的地步,仅有任廷芳的《延寿新书》、胡宣明的《摄生论》和五花八门的气功类书籍点缀一二,且多为平平之作,并无新意,主要内容也是陈述前人的一些理论而已,难以作为名流巨著。
解放后,随着党和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重视和关怀,“治未病”观点日渐深入人心,养生学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人们在丰衣足食之际,更重养生。纯朴、古老的养生学与日益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交相辉映,谱写了养生新曲,国人的预期寿命得到了长足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