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死者》是詹姆斯·乔伊斯著名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十分重要的一篇。作者以含蓄的笔调将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爱尔兰民众压抑沉闷的生活环境和瘫痪麻木的精神状态进行传神的刻画和描绘。本文试图从读者反应批评视角，对故事进行解读，通过分析小说与读者之间的巧妙互动，透视作者如何引导读者逐步领悟故事所要传达的沉重主题。
关键词：詹姆斯·乔伊斯；殖民统治；读者反应批评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184-03
《都柏林人》是著名的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颇受赞誉的短篇小说集。整部小说集共由15部作品组成，包括《姐妹们》《阿拉比》《伊夫琳》等一系列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著名短篇小说。《都柏林人》是乔伊斯聚焦自己故土爱尔兰，关注都柏林各个阶层生存状况的首次重大尝试。乔伊斯认为，处于大不列颠帝国的殖民统治和天主教宗教压迫之下的都柏林早已不堪重负，苟延残喘。作品中，他以精湛的表现手法和睿智的观察，和对讽刺写实等手法的高超驾驭，生动描摹了二三十年代都柏林中下层阶级沉闷、无望、死寂的浮世画卷。虽然15个故事中人物性格迥异，各有悲欢，但都不约而同地传达了瘫痪和死亡的主题。其中创作于1907年的《死者》，作为《都柏林人》的压轴之作，更是不露声色地将该主题发挥到淋漓尽致，堪称该集的高潮和总括。
《死者》故事框架极为简单，只有晚会和晚会后主人公回到旅馆两个场景的转换。主人公加布里埃尔自负且敏感，从晚会前到晚会后，同三个女人的交集使他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交集的挫败促使他在冬日的雪花纷飞中完成了一场发现自我的灵魂之旅。令人费解的是，小说名为《死者》，乔伊斯却浓墨重彩，在开篇别具匠心地送给读者一场热闹喧嚣的盛大宴会。直到宴会结束，期间虽有小小不快的插曲，故事的基调都给人一种热闹、欢腾的轻快感。直到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作者才借助主人公的妻子格莉塔回忆，向读者揭示了故事中唯一被郑重提及的死者，即格丽塔已故的情人迈克尔·富里。可见，故事对所谓“死者”的描述只是占了故事情节小小的比例。既然如此，乔伊斯为何以“死者”来给故事命名呢？纵观全文，题目中的“死者”二字应该是仅指迈克尔·富里。那么为何作者只是给了他看似若有似无的模糊描述，几笔带过？诚然，作为文学巨匠的乔伊斯必定不会犯下情节安排失当的低级错误。本文试图从读者反应批评角度对《死者》一文进行解析，透视从题目设置和行文过程中作者对情节“留白”等手法的应用对读者的影响，从而进一步了解小说主题如何从开始的雾里看花到最后的豁然开朗。
一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这种批评理论强调将文学批评的视角从过去对文本与作者的过分关注转移到读者反应上来。文学作品虽然作为一个完整的意义结构被作者创造出来，但作品中并不存在确定和一成不变的含义和对其绝对精准的解读。之所以会出现对作品的一致解读和意见，也是以特定的阅读条件和阅读人群为前提条件的。阅读过程也因此可以被看做是读者对文本意义的再创造和“二次加工”，即文本开放性的体现。批评家伊瑟尔基于这种开放性提出了读者与文本双向互动的主张。而意大利评论家埃柯（Umberto Eco）曾做过极为形象的比喻，可以用来描述伊瑟尔所认同的读者与文本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音乐家既不像古典时代那样对曲谱忠实重复，也非像先锋派那样完全抛开曲谱，而是向现代派那样‘沿着音乐符号的分布对音乐形式进行多样化处理’。”
再次回到故事《死者》上来看，毋庸置疑，题目中只是“死者”两个字，立刻传达出沉重、阴森的晦暗色调，给人一种压抑、悲戚的感受。然而，当读者好整以暇，准备走入一个打着悲剧标签的故事之中，感受生离死别的哀伤时，却蓦地发现自己受骗了。“看楼人的女儿莉莉简直是双脚离地在飞跑了……凯特小姐和朱莉娅小姐现在正在那儿，聊着天，笑着，大惊小怪地没事儿瞎忙着……”小说开篇描述的场景很轻快：年轻活泼的女佣鸟儿一样飞来飞去忙碌着，女主人们开心地聊着天打发琐碎的时间，生活慵懒闲适。所有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盛大晚会急切而兴奋地期待着。这些描写使读者基于自身经验对故事情节的判断遭到否定。那么作者这样安排有怎样的深意？而众人所期盼的舞会上，是否即将发生令人震惊的事情从而打破故事开头的欢乐气氛？标题中的死者究竟会是谁？伊瑟尔承袭英伽登的观点，承认作品中布满未定点和空白，“强调空白本身就是文本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这些疑问和空白为读者提供了一定的“期待视野”，更加迫切地继续阅读。
在等待客人的过程中，姨妈们先后两次将加布里埃尔同醉鬼弗雷狄·马林斯一起提及。通过姨妈们对加布里埃尔的期待和对醉鬼的避之不及两种鲜明态度的表达，读者迅速对还未出现的男主人公产生好感。随着行文深入，主人公加布里埃尔在两位姨妈殷切的期盼中同妻子格莉塔一起出场了。他的确同读者设想的美好形象相符。他对佣人莉莉和蔼可亲，温文尔雅，慷慨大方，甚至极富幽默感地同她说了句无伤大雅的俏皮话，是个地道的好主人。他对妻子呵护宠爱，体贴入微，为妻子在风中受寒心疼万分，是个完美的好丈夫。他对两位姨妈尊敬有加，关怀备至，是个谦逊的好后辈。而从加布里埃尔对自己演讲词中诗句的斟酌，以及作者对其外貌的细致描绘，一个聪明睿智、品位不凡的年轻人无比形象地出现在读者眼前。这些描写使人更加有理由坚信之前对主人公美好形象的判断是正确无误的。
二
客人到达后，晚会顺利进行。晚会上，主人公在跳四人舞时与大学同学艾弗丝小姐重逢。“她是个为人坦率的、健谈的年轻小姐，脸上有雀斑，一双棕黄色的眼睛突出来。她没有穿低领的紧身胸衣，领子正面别着一枚大大的胸针，上面刻有爱尔兰文题铭和格言。”从艾弗丝小姐衣领刻有爱尔兰题铭的胸针这一细节上，不难看出她是一个对自己祖国极其忠诚和热爱的民族主义人士。她极为坦率地批评了加布里埃尔为《每日快报》写评论文章，使主人公极为尴尬。作者在此处没有明确解释为何主人公尴尬恼火的原因。然而读者不难揣测到《每日快报》是1900年创办于英国的一份通俗报纸，当时爱尔兰尚处于大英帝国的统治之下。读者通过自身经历和常识弥补了行文中的空白，立刻可以明白加布里埃尔面对责问张口结舌的原因。他身为爱尔兰人，却干着为殖民者卖力的勾当。通过对前文阅读积累起来的对主人公的良好印象立刻被打了折扣。如果说文中加布里埃尔想法的一段描写“的确，他每星期三为《每日快报》文学评论栏写一篇文章，人家为此付给他十五个先令。但这绝不会使他变成一个西布立吞人。比起那张数目小得可怜的支票来，他对收到的那些送来让他评论的书更欢迎”。这些想法可以算作是为其做法找到了还算合理的原由，那么随后面对艾弗丝对其从未想过对自己的国家和语言保持接触的责问，加布里埃尔愤怒地宣称“我的祖国已经让我厌烦了，厌烦了！”更是让读者难以接受。一个厌烦自己国家，憎恶自己爱尔兰人身份的人如何能被称得上完美。主人公的言行开始与前文作者对其形象的设定出现偏差，同时也迫使读者自主调整对加布里埃尔先入为主的预想和期望。基于主人公与自身预想形象的偏离，读者开始对主人进行更加公正和客观的判断。
另一方面，直到此时，故事中尚未发生任何可以让人联系到死亡的东西。读者继续带着期待和疑问深入阅读。小说对晚会布置的周到精致及与会者们志得意满的心情进行了极其详尽的描写。然而细细品读，不难看出这看似欢乐祥和的晚宴背后隐藏着当时都柏林人麻木和百无聊赖的生存状态。宴会年复一年地举行，参加的人每年都是老面孔，甚至晚会的程式也都是老一套。大家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日常琐事，循规蹈矩安安分分地过着自己的生活。看似热闹，实则是说者无心，听者无意。姨妈的侄女玛丽·简日复一日同两个老太太住在一起，仍旧没有出嫁，逐渐变成毫无激情的老姑娘，甚至她所弹奏的乐曲都也尽是些毫无旋律的干巴巴的调子。“他喜欢音乐，但是她正弹的这首曲子他觉得没有旋律，他并且怀疑其他听众是否会觉得有什么旋律，虽然是他们请求玛丽·简弹点儿什么的。四个年轻人从吃点心的房间出来，听到钢琴声便立在门边，几分钟后又两个两个地走开了。”宾客们没有谁真正在听，却都虚情假意地鼓着掌。更为讽刺的是，加布里埃尔一方面宣称憎恶自己爱尔兰人的身份，却又兴致昂扬地为客人们做着宣扬爱尔兰光荣传统的演讲。宾客们的喝彩更是让他得意洋洋。读者通过阅读，逐渐看清晚宴宾客们愉悦表情下麻木与虚伪的灵魂，感受到当时都柏林人的精神瘫痪和一潭死水般毫无激情的生存状况。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汇集了各色人群的晚会这样一个爱尔兰社会的缩影，读者透过宾客们虽生犹死的无望困境自觉联想到题目中“死者”两个字，并开始体会到故事传达出的压抑与沉闷的基调。
三
晚宴邻近尾声，客人陆续离开。加布里埃尔和妻子格丽塔一同回旅馆，一路上他对妻子突然产生了无比强烈的倾慕和眷恋之情。作者以温情的笔调描述了他对过去同妻子一起幸福生活的回忆。“在他看来，她是那样地脆弱，他渴望能够保护他不受任何东西的侵犯，并且和她单独在一起。”而读者也跟着一扫阴霾心情，同主人公一样沉浸在突然而至的甜蜜心情之中。随着格丽塔的回忆，她已故的情人，唯一可以真正称得上“死者”的克尔·富里终于浮出水面。对于这个已经去世的情敌，加布里埃尔在逼问时表现出的嫉妒和刻薄，以及对妻子安慰的敷衍，又再次打破读者对主人公形象的期望。他突然而至的柔情蜜意，事实上只是因为对格丽塔产生了欲望，并且期待她给予回应。
在小说中有这样一处细节：加布里埃尔发现妻子格丽塔正凝神听着自己听不懂的爱尔兰老调子。随后读者被告知正是这首名为《奥格里姆的姑娘》爱尔兰歌曲勾起了格丽塔对克尔·富里的回忆，“他静静地站在过道的暗处，试图听清那声音所唱的是什么歌，同时盯着他的妻子望。她的姿态中有着优雅和神秘，好像她就是一个什么东西的象征似的。”他只是将自己的设想强加于妻子，觉得这不过是一副好看的画罢了。由此可以设想，加布里埃尔不仅对自己的祖国以及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古老爱尔兰传统并不了解，同时对自己妻子的内心世界同样不甚关注。加布里埃尔在故事开始给读者留下的好丈夫形象随着故事的推进再次与预想出现了偏差。前面提到，主人公一出场就给人留下非常良好的印象。他对格丽塔极为宠爱，呵护备至，甚至连她的穿着打扮都要过问。现在看来，这其实正是丈夫对妻子的强烈控制欲的佐证。
至此，通过对故事推进过程中种种留白的填补和推断，读者由故事初开始对主人公加布里埃尔所进行的预想和期待被一一推翻和修正。而主人公形象的几次颠覆其实正是他自身精神瘫痪的证明：女佣莉莉一开始对他硬币的拒绝使他作为主人的权威受到挑战；艾弗丝对他的责难使他对爱尔兰人身的份否定这一弱点曝露无遗；而对妻子的不了解和专制更加证明了他作为丈夫的失败。他表面上聪明睿智，是位品德优良的大好青年，骨子里却也是众多麻木、颓废的都柏林人中的一员。
通过对主人公的重新认识，读者很容易推测出茫然颓败是当时都柏林人普遍的精神写照，没有谁是特殊或例外的，即使如主人公这般看上去无可挑剔，也无法逃脱压抑桎梏的生活牢笼。那么标题中的“死者”二字也就不单单指克尔·富里一人，其所指同样具有普适性：不仅包括已离去的逝者，同样囊括虽生犹死的生者。这样，故事缘何对克尔·富里着墨甚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随着故事的循循渐进，作者含蓄表述却又力图传达的瘫痪与死亡主题也就自发地跃然纸上。
当然，《死者》一文除了多次运用伊瑟尔所强调的文本空缺对文本召唤读者所起到的推动功能，从而激发其阅读期待和自我思考。象征手法的多次运用同样为文章主题的传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多次出现的雪的意象就同时兼具了纯洁美丽和绝望毁灭两种截然相反的含义，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诱发读者斟酌深思的召唤功能。姚斯的“审美距离”理论认为，读者必须卷入而又超然于其所关注的作品，而作者有责任衡量和决定作品在被参照时的距离。从读者反应批评的角度来看，《死者》一文无论是在遣词造句，情节铺垫还是人物塑造上，都成功把握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微妙关系，实属佳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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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