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剪灯新话》对朝鲜传奇小说集《金鳌新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时习《金鳌新话》中的《南炎浮洲志》就明显受到瞿佑《剪灯新话》中《令狐生冥梦录》的影响。《南炎浮洲志》与《令狐生冥梦录》形成的文本互文性，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的交叠和情节模式的一致等方面。但金时习的创作并不是对《令狐生冥梦录》的简单模仿，而是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创新，主要表现为作者的儒家思想及政治理想的展现、“梦游”模式的更新等方面。由于中朝两国历史文化的差异，《南炎浮洲志》所反映的社会政治内容也明显异于《令狐生冥梦录》，体现了金时习新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
关键词：《南炎浮洲志》 《令狐生冥梦录》 互文 差异 创新
金时习撰著的《金鳌新话》是朝鲜文学史上第一部用汉语文言文写成的传奇小说集，被看作是朝鲜小说文学的开端，反映了朝鲜传奇文学接受中国影响的自觉性以及自主性。
以往论文大多侧重于《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两部小说集的比较，很少有关于具体篇目的研究。本文主要通过对《南炎浮洲志》和《令狐生冥梦录》的具体比较，来分析两篇小说的异同，以及深度发掘体现在金时习作品中的思想内涵，从而说明《南炎浮洲志》独立的文学价值以及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创作背景
十五世纪初，《剪灯新话》传入朝鲜，甫一传入，即有广大的读者群。金时习模仿瞿佑的《剪灯新话》作《金鳌新话》，目的是“述异寓意”，他在小说中融入本民族文化和自己的独立思考，揭开了朝鲜文学史的新篇章。
《金鳌新话》中，最能体现金时习创作思想和政治理想的一部作品是《南炎浮洲志》，这篇小说一方面受《令狐生冥梦录》的影响，显示出模仿的痕迹，并与之形成互文性；另一方面，它不止步于模仿，而是蕴含了深刻的哲理，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下面，就从“互文性”这个概念入手，来分析《南炎浮洲志》与《令狐生冥梦录》两个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
二.文本互文性
“互文性”理论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重要概念和研究方法，是由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特娃提出的，其主要观点是，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也就是说“互文性必不可少的特征是引文性，即一个文本中含有另一个文本”。从这个角度考察《南炎浮洲志》，可以说它与《令狐生冥梦录》具有明显的互文关系。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人物形象互相交叠。《南炎浮洲志》中的主人公朴生和《令狐生冥梦录》中的主人公令狐生构成互文关系，他们都是以儒生的人物形象出现，且均不信奉鬼神。
小说这样描述朴生：“成化初，庆州有朴生者，以儒业自勉，尝补太学馆，不得登一试，常怏怏有憾，而意气高迈，见势不屈，人以为骄侠，然对人接话，淳愿慤厚，一乡称之。生尝疑浮屠巫觋鬼神之说。”对令狐生的描述是：“令狐撰者，刚直之士也，生而不信神灵，傲诞自得。有言及鬼神变化幽冥果报之事，必大言折之。”
这两篇文章的主人公极为相似，都是不信鬼神的儒生。只是朴生较文雅，令狐生是刚直的书生。
《南炎浮洲志》的主要内容是：主人公朴某家住新罗故都庆州，“以儒业自勉”，一日，朴生夜读困倦后入梦，来到一个“南炎浮洲”的海滨冥国，南炎浮洲的国王通过对朴生提问的回答，阐明自己对宗教哲理、鬼神、王权、历代兴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国王敬佩朴生的才学，表示要让位给他。朴生梦醒后，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死后继承了阎罗王位。在这部作品中，朴生是一位较儒雅的书生形象。
《令狐生冥夢录》的主要情节是，令狐生因写诗痛斥冥府，结果以“敢为狂辞，诬我官府”的罪名被捉至地府。他面对冥王的逼供毫无畏惧，以供词继续抨击世间的不平现实以及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对待。冥王因其“持论颇正，难以罪加”，只得放还。小说最后，邻居乌老“夜三更逝矣”，以显示冥王迫于令狐生的抗议而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这里的令狐生俨然是一位耿介正直、敢于反抗的儒生形象。
2.体现在“梦游”模式的沿用上。从故事情节来看，两篇小说讲述的都是主人公梦中的经历：《令狐生冥梦录》写的是令狐生被捕快带入地府之后，梦游地府的所见所闻。《南炎浮州志》写的是朴生梦见自己来到一个叫炎浮洲（冥府）的地方，奉冥国国王之邀梦游该国，死后当国王的故事。两篇小说的内容和情节略有相似。
3.对中国传统文学体裁的继承。金时习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体裁——问对形式，并将其应用于《南炎浮洲志》中。问对，其特征是一问一答。小说通过朴生与炎浮洲国王一问一答的方式构成了叙事主干，从而展开故事内容。在小说中，金时习以朴生自喻，阐明自己的政治见解，注入了作者对朝鲜历史命运的思考。
这些互文性细节都清晰地体现了瞿佑《令狐生冥梦录》对金时习创作的影响。
三.文本差异性
比较视野下研究《南炎浮洲志》与《令狐生冥梦录》时，就会发现朝鲜汉文学家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是自觉的，有自身的主体意识和品格坚守。下面是两部作品的文本差异性比较。
1.主旨意义的比较。《南炎浮洲志》的主要意旨是借鬼神发表政论，抒写心曲，体现作者的政治理想，金时习侧重于对作品中所构筑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而《令狐生冥梦录》是借令狐生梦游冥府的经历来反映乱世人民的凄苦生活和不公的社会现实，瞿佑借鬼神“劝善惩恶”，抨击世道的不公，达到讽刺和批判现实社会的目的。
2.对地狱描述的比较。《南炎浮洲志》中所描绘的地狱是一个理想、平等的世界，由于作者意图在反对佛教，所以地府与佛教所宣扬的痛苦不堪、等级戒严的地狱有天壤之别。而《令狐生冥梦录》中的地狱却是阴冷恐怖的：作者借冥府官吏的贪赃枉法来影射现实社会的贿赂公行，借令狐生之口对阎王的指斥来表达对现实的愤慨批判。
3.“梦游”模式的更新。中国的梦幻小说一般表现的是佛教的虚空观念、因果报应等内容。《令狐生冥梦录》体现的价值观念是：惩恶扬善的思想，对恃富欺贫、以强凌弱的贪官污吏的强烈批判。
而朝鲜的“梦游录”小说对梦游模式进行了更改，主要是通过描写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来表达儒家的入世思想及核心价值观念，这使朝鲜的“梦游录”小说深深烙上了朝鲜儒学的印记。《南炎浮洲志》受“梦游”模式的影响，又有意识地改变了一些内容——它以儒家思想为准绳，对佛教迷信和世俗政治进行尖锐批判，从而开启了此后朝鲜“梦游录”小说的先河。
4.地点转移的比较。《南炎浮洲志》中，朴生地点转换的顺序是：庆州→炎浮洲→还家（觉梦），《令狐生冥梦录》中，令狐生的地点转换是：地府→犁舌狱→洗涤地狱→误国之门→还家（觉梦）。
就主人公的舞台转移频度而言，《南炎浮洲志》的舞台转移频度较低，《令狐生冥梦录》的舞台转移频度较高；就主人公的舞台转移性格而言，前者属于主动转移，后者属于被动转移。
四.《南炎浮洲志》的文本创新性
尽管《南炎浮洲志》与《令狐生冥梦录》两个文本之间存在着互文性，但金时习的本意并不满足于模仿，而是意在创新。他将自身的历史文化观念巧妙地融入《南炎浮洲志》的创作中，使之呈现出不同于《令狐生冥梦录》的文化内涵。
如前所述，强调两部作品的互文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作者金时习的创新性。《南炎浮洲志》的创新之处折射出作者的人生体验和价值观念。不妨结合金时习的个人身世和《南炎浮洲志》文本来阐述这篇小说的新特质。
1.朴生的人生融入金时习的个人经历。
朴生虽才学过人，但没有当官。而金时习本人也是能诗善文，精通儒家经典，但由于不满世祖篡位，恪守自己的政治操守，因此一生未做过大官。现实世界的幻灭，使他不得不寄希望于另一种世界，在阴间和鬼神谈论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这体现了现实中金时习渴望被重用的理想。阎罗王对朴生的赞美之词，实际就是作者性格的真实写照：“子正直抗志，在世不屈，真达人也。而不得一奋其志于当世，使荆璞弃于尘野，明月沉于重渊。”同那些欺下媚上、才轻德薄却官迷心窍的儒生相比，金时习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
金时习笔下的朴生作为封建社会时期的失意儒生，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读书人，是弃绝了为官打算的叛逆者，是与作者一样坚守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士子，其独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与金时习生活的那个时代相符合，同时也是作者个人生活的缩影。作者借朴生这一人物形象展示了朝鲜时期儒生“微尘栖弱草”的生存境遇与内心感受，借朴生之口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
世祖篡位可以说是造成金时习悲剧命运的根源，使其陷于“不得一奋其志于当世”的境况。阎罗王叹朴生“不遇良匠，谁知至宝，岂不惜哉？”正是作者对自身怀才不遇的扼腕痛惜。所以，朴生的观念与金时习的价值观和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因此，这是一部“寄托遥深”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2.《南炎浮洲志》传达的价值观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个作家的作品创作都与他当时生活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表面上看，《南炎浮洲志》是一篇写鬼神的小说，与作品所反映的无神论观点似乎有矛盾，但实质上这是作者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写作手法。作者实际上是假托鬼神来表达自己的创作思想和朝鲜当时的社会变化。
朝鲜王朝时期，儒教义理盛行，金时习提倡儒家道德，他认为真正的儒者应“逢威不屈”。因此，世祖以臣子身份非法篡夺王位自然为儒教的伦理道德所不容。金时习对世祖篡位后混乱的政治局面极为不满，为了排解心中郁闷，他采用浪漫主义手法，借助梦幻意境来写作这篇小说。作品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有关宗教和哲理问题的阐述，表现了金时习对当时世俗人情、政治问题的看法，以及对为王者应该正直无私、“导德齐礼”、“纳民以至善”等美好愿望的期待。这些见解颇具有进步意义，传达的价值观也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3.小说的政治色彩。
《南炎浮洲志》是一篇带有政治色彩的小说，集中体现了金时习对当时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作品中有些内容简直就是政论，如“奸臣蠭起，大乱屡作，而上之人胁威为善以钓名”。作者通过有关政治时局的文字来表示对李朝政治的不满。金时习虽然“处江湖之远”，但仍以国事为念，体现了作者的政治意识。
4.小说的悲剧意识。
《南炎浮洲志》以悲剧结尾，整部作品给人以凄凉之感。朴生梦醒之后，小说中只是写到：“生仆地惊起而觉，乃一梦也。开目视之，书册抛床，灯花明灭，生感讶良久，自念将死，日以处置家事为怀，数月有疾，料必不起，却医巫而逝。”朴生死后虽然当了冥界国王，但作者也没有朴生快乐生活类似的描写，整个故事笼罩着阴暗、苍凉的气氛，带有浓厚的凄苦情绪。这与金时习本身的个人经历以及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
金时习（1435-1493），字悦卿，号“梅月堂”，又号东峰、鳌世翁等，生于士族家庭，自幼能诗善文，五岁即有“神童”美誉。他从小接受儒家程朱理学教育，“时习”一名即来自《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可见被儒家文化浸润之深。二十一岁那年，正当他苦读于三角山重兴寺中等待封官时，忽听闻世祖篡夺了侄子端宗的王位，金时习极为愤慨。他坚决反对世祖篡位，成为著名的“生六臣”之一。为抗议世祖的倒行逆施，他放弃做官的打算，焚烧所读的书籍，撕毁儒服，削发为僧，从此漂泊不定，拒绝入仕。
《金鳌新话》成书于15世纪后期，作于金鳌山，作者在后记中写道：“自居金鳌，不爱远游，因之中寒，疾病相连。但优游海滨，放旷郊履，探梅问竹，常以吟醉自娱。”在全文后面，作者又提有《书甲集后》一诗：
矮屋青氈暖有余，满屋梅影月明初。
挑灯永夜焚香坐，闲著人间不见书。
玉堂挥翰已无心，端坐松窗夜正深。
香罐铜瓶乌几净，风流奇话细搜寻。
从中可以窥见金时习创作《金鳌新话》时的环境和心情。
金时习一生孤寂，落落寡欢、愤世嫉俗，这种怫郁的心境不会给作品带来明朗的气氛。他作为在朝鲜固有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朝鲜文人，又经历了世祖篡位事件，所以其作品《南炎浮洲志》反映了当时时代背景下朝鲜文人的历史文化观和悲剧意识。
5.崇儒鄙佛的立场。
《南炎浮洲志》中通过阎罗王之口说出的对儒家和佛教的看法，表现了金时习崇儒鄙佛的立场。国王主张通过“穷理尽性”、“格物致知”等方法来研究“理致”。他认为周公孔子是中华界圣人，而释迦牟尼则为西域恶人中的圣人。周公孔子之教，以正去邪；释迦牟尼则是设邪去邪。以正去邪则言论正直，君子易从；以邪去邪则言论荒诞，小人易信。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使君子和小人归于正理，但金时习明显认为儒高于佛。
6.小说以朝鲜为背景。
以前的朝鲜小说往往以中国为背景。《南炎浮洲志》这篇小说中，除仍沿用中国年号、部分运用中国典故外，时代背景、空间背景、故事情节的展开、作品人物及作者讨论的问题等，都是以朝鲜为背景。这是金时习小说的不同之处。
小说是以作者生活的年代为时代背景，以朝鲜的地名、古刹等作为空间背景，体现了作品的本土化。此外，作品中的人物以及作者所论及的有关哲学、宗教、王权等问题，也都以朝鲜为背景。
《南炎浮洲志》以朝鲜的风俗人情、历史故事作为其情节展开的背景，体现了作者的民族意识。这是金时习的超越。
总之，正是《南炎浮洲志》的创新性，使得这篇脱胎于《令狐生冥梦录》的小说具有了自家面目，成为一篇具有独特文学价值的优秀传奇小说。当我们以《令狐生冥梦录》为参照来研究《南炎浮洲志》时，不仅发现了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更惊喜于《南炎浮洲志》所具有的朝鲜民族文化特色。
五.结束语
朝鲜作家的民族意识及审美旨趣，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国家社稷的良知与正义。朝鲜传奇小说的题材、情节等，也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作为一位朝鲜时期的文人，金时习虽然受到中国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但朝鲜固有思想以及朝鲜社会环境的影响亦不容小觑。他更注重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因素，作品中所传达的价值观也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金时习慧心创作的《南炎浮洲志》是一部思想艺术水准很高的传奇小说，它在借鉴《令狐生冥梦录》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文本创新，因此凝聚着中朝文学交流的智慧和自身浓郁的民族特色。同时，这部作品上承《新罗殊异传》中的《仙女红袋》、《三国遗事》中的《调信传》等传统，下启金万重的《九云梦》等浪漫主义小说的先河，在朝鲜小说发展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与价值。
参考文献
[1]韦旭升，《朝鲜文学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21-227。
[2]孙逊，《韩国“梦游录”小说与儒家核心价值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7月，第44卷第4期。
[3]李宏伟，《同相异质 各臻其妙 —<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之比较》，晋阳学刊，2004年第5期。
[4]谭红梅 马金科，《<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幽魂世界之比较—论金时习的独创性》，辽东学院学报，2010年8月，第12卷第4期。
[5]秦海鹰，克里斯特娃的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具体应用.[J].法国研究，2006，（4）：16-27。
（作者介紹：李东萍，西安外国语大学东语学院2017级亚非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主要研究方向：朝鲜语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