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鲁迅 契诃夫小说 现实主义
摘要：鲁迅一直很重视译介契诃夫的小说，他的创作曾受到契诃夫的影响，两人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鲁迅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战斗性远远超出了契诃夫的作品。
一
留日时期，鲁迅便开始接触契诃夫的小说。那时，鲁迅对东欧各国和俄罗斯文学格外重视。在《摩罗诗力说》一文里，他论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的创作。一九〇九年，他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在东京出版，集中收入了契诃夫的两篇小说。作品虽然由周作人翻译，却是与鲁迅商量选定的。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当时曾计划翻译契诃夫小说《决斗》，可惜未能如愿，在《域外小说集》中，周氏兄弟对契诃夫的生平和创作作了简单介绍，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我国学者关于契诃夫的最早的评论文字。
从日本回国后，鲁迅有很长时间没有译介契诃夫小说，也没有写过有关契诃夫的文章。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已经忘记了契诃夫，不再对后者感兴趣了？事实并非如此。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鲁迅亲自翻译了一本契诃夫小说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内收八篇作品。鲁迅根据德译本《波斯勋章及别的奇闻》译出，最初发表于《译文》月刊和《大公报》副刊，一九三六年由联华书局出版单行本，一九四三年桂林雅典书屋重印，一九四五年于重庆再版。建国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印行。足见该书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哪怕是在艰苦的抗战期间，也一再出版发行。鲁迅晚年疾病缠身，工作繁重，社会活动极多，可他仍忙中偷闲，亲自翻译契诃夫的小说。如果没有对这位俄罗斯作家怀有深厚的感情，要完成上述工作是不可能的。如果鲁迅不过早逝世，他或许会译出更多的契诃夫小说。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鲁迅对国内译介契诃夫作品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他曾多次编辑、校阅别人翻译的契诃夫小说。如一九二四年，他编辑的译文丛书《未名丛刊》交北新书局出版，共收译本二十三种，大部分是俄国文学。其中有曹靖华翻译的契诃夫等人的小说合集《蠢货》。在评论作家作品或某种社会现象时，鲁迅不止一次引用过契诃夫作品中的格言警句。如给徐懋庸杂文集《打杂集》作序时，引用了契诃夫《随笔》中的几句话：“埋没在傻子们中间比受他们恭维好得多”，“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说这是契诃夫的“伤心而且悟道之言”①。在杂文《再论“文人相轻”》中，又一次引用契氏《随笔》里的言论：“他立在他卑鄙的高巅下视人世”②，以讽刺文坛上那些轻视杂文者的可笑行径。
在一些文章和书信里，鲁迅对契诃夫作出了高度评价。鲁迅青年时期便明确表示：“柴可夫是我顶喜欢的作者。”③柴可夫就是契诃夫。鲁迅编辑《奔流》杂志时，不仅注意刊载契诃夫的作品，而且满怀热情地向中国读者介绍其生平事迹。他说“契诃夫要算在中国最为大家所熟识的文人之一，他开手创作，距今已五十年，死了也满二十五年了”④。一九三五年，鲁迅为叶紫小说集《丰收》作序，郑重向我国读者推荐契诃夫、高尔基等俄国作家的作品：“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⑤
鲁迅评论契诃夫最详尽的文章，应数《坏孩子和别的奇闻》一书的《前记》。在这篇短文里，鲁迅首先简略介绍契诃夫的创作情况，接着谈了译介《坏孩子和别的奇闻》一书的目的，最后是详述这些译作的意义。最值得重视的是后一部分文字，它集中反映了鲁迅对契诃夫小说的认识。文中写道：“这些短篇，虽作者自以为‘小笑话’，但和中国普通之所谓‘趣闻’，却又截然两样的。它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生瘤的化装，蹩脚的跳舞，那模样不免使人笑，而笑时也知道：这可笑是因为他有病。这病能医不能医。”鲁迅欣赏的不是小说的有趣，而是作品中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他断言：“这八篇里面，我以为没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却将这些指为‘小笑话’，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谦虚，或者后来更加深广，更加严肃了。”在该书《译者后记》里，鲁迅进一步介绍了契诃夫这八篇小说的内容，并作了一些简略的评述，文末还对国民党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进行抨击（鲁迅译出的《波斯勋章》一篇，最初发表时即被抽去，大概是因为小说讽刺帝俄时代官僚生活的无聊，惹恼了当局）。
从上述评论中可以看到，鲁迅十分赞赏契诃夫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认为他的小说寓庄于谐，从似乎可笑的表面现象中显示出事物悲惨的本质，从世人所看得见的笑料中看到了为世人所看不见的眼泪，给读者留下了回味无穷的启示。正是这种将伟大与渺小、深刻与浅薄、悲惨与滑稽、美好与庸俗熔于一炉的艺术风格，深深地吸引了鲁迅，激起了他译介这些小说的热情。鲁迅还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契诃夫小说变得更加成熟，“增多人生的要素，观察也愈加深邃起来”⑥。鲁迅的评论虽然还谈不上全面和系统，但他以极简练的文字概括出了契氏小说创作的本质特征，这表明他对契诃夫的研究是相当深刻的。
二
鲁迅既然从青年时期起就喜欢阅读契诃夫小说，直到晚年仍保持着这一爱好，那么，他的创作势必会受到契诃夫的影响。我们在他早期创作的小说里，发现了许多与契诃夫小说相类似的东西。
取材方面，这两位文学大师就表现出共同的趋向。他们都善于从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进行描写，把日常生活的矿石熔铸成宝贵的金子。鲁迅笔下的人物，大多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通过描写他们在底层社会的苦苦挣扎，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罪恶本质。契诃夫同样擅长描写“小人物”的生活，并展示他们在俄国社会中的悲惨处境。他们对待“小人物”的态度是一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既同情“小人物”所遭受的压迫和侮辱，为其悲剧命运鸣不平，又批判他们身上存在的各种缺点，如愚昧、麻木、庸俗、保守和不觉悟等。正如苏联作家法捷耶夫所说：“在同情并怜悯‘小人物’但同时又了解他的弱点这一点，鲁迅与契诃夫是近似的。”⑦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作品吧。鲁迅的第二篇白话小说《药》，一方面描写小茶馆主人华老栓一家的悲剧，另一方面也批判他们的愚昧、麻木和迷信。以后的《阿Ｑ正传》《祝福》《孔乙己》等作品，都揭示了“小人物”贫困潦倒的生活和保守落后的精神状态。就拿阿Ｑ来说吧，他在未庄穷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好在土谷祠栖身，一年到头“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完全靠出卖劳力维持生计。他饱受赵太爷、王胡、假洋鬼子的欺侮，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最深最重，这些都令人十分同情。可另一方面，他又自私狭隘，愚昧无知。他在受到剥削阶级的压迫后，便去欺负比他更弱的小尼姑，或者以“儿子打老子”之类的话来麻醉自己，以求得精神的胜利和心理的平衡。鲁迅描写这样一些可怜又可悲的“小人物”，不仅是为了揭露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的压迫，而且有针砭“国民性的怯弱”之用意，目的在于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引起疗救的注意”。
契诃夫小说《小公务员之死》，描述一个小公务员在剧院看戏，打喷嚏时不小心将唾沫溅到前座一位将军的秃头上，他吓得急忙向将军道歉。将军本来并不在意，可是他却胆战心惊，一再请罪，反而惹怒了将军。回家以后，仍担心将军对他进行报复，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即被吓死。这个故事反映了俄国专制社会中“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同时也批判了这类人物的奴性心理。在《姚尼奇》《跳来跳去的女人》《文学教师》等小说中，契诃夫既揭露社会的丑恶、黑暗，又抨击知识分子的空虚无为和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农民》等篇，则描绘了愚昧、野蛮而又备受压迫的俄罗斯农民形象。这些作品充分证明，国民性的改造同样是契诃夫经常思考的问题。
无情地嘲笑和批评专制统治的维护者，是鲁迅和契诃夫小说的又一主要任务。鲁迅的《狂人日记》描绘了一幅可怖的景象。从赵贵翁到大哥，从医生到路人，“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在鲁迅的小说里，随时都可以看到旧制度维护者的丑恶面目，如《药》中的康大叔，《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高老夫子》中的高干亭，《肥皂》中的四铭，《风波》中的赵七爷，以及《阿Ｑ正传》中的赵太爷等等。这些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是虚伪、贪婪、无耻、凶残。契诃夫的小说也塑造了一系列面目可憎的反面形象。如《变色龙》里的警官奥楚蔑洛夫，就是一个欺压百姓、阿谀权贵的见风转舵的奴才；《普里希别叶夫中士》里的普里希别叶夫，也是一个忠实地为统治阶级效劳的走狗，他虽已从部队退伍，却始终以卫道士自居，他不许人们唱歌和聚集街头，晚上不许点灯，盯女人的梢，记“黑名单”，准备随时向当局报告。《套中人》里的别里科夫，也是类似的人物。
由上可见，鲁迅与契诃夫一样，在创作中始终坚持“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原则，他们把“上层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真实深刻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强烈地震撼了读者的心灵。这两位文学大师对各自祖国文学的独特贡献，不仅在于他们揭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和底层人民的痛苦，更在于他们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本民族国民性的许多阴暗面，引起整个民族的反思和警醒，唤起人们对那种半死不活、苟且麻木的丑恶生活的憎厌。因此，他们的小说往往高出于同时代的许多作品，具有更丰富的美学内涵。不同的是，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出发点，是反封建；契诃夫的立足点，则在批判市侩哲学、市侩意识。前者的思想起点显然更高一些，社会参与意识表现得更强烈、更自觉。产生这样的差异，主要在于鲁迅始终把文学当作改造社会的武器，重视文学的战斗作用。契诃夫虽然也想通过小说来抨击灰色的人生，但他毕竟常常将自己置于社会政治斗争之外，加之为迎合杂志读者的趣味（契氏小说大多发表于各类幽默杂志），其对社会的批判便不如鲁迅来得尖锐和猛烈，有些作品的主题或象征意义过于朦胧，使人难于把握。而鲁迅的每篇小说，其内涵既是丰富的，同时也是易于理解的。
三
在艺术表现形式的运用方面，鲁迅与契诃夫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擅长于写短篇小说，称得上是短篇小说艺术大师。鲁迅在文学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成就，前期表现为短篇小说的创作，后期表现为杂文的创作。他一生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除了一部不太长的中篇《阿Ｑ正传》之外，其余小说皆为短篇。他对这一体裁的掌握是那样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写出的每一篇几乎都是佳作，而且彼此在艺术技巧上并不重复。契诃夫前期创作的也几乎全是短篇小说，后来写过一点中篇和剧本，但短篇仍是他最喜爱的形式，他一生共写了四百七十多篇小说，赢得了“短篇小说大师”的称号。有趣的是，鲁迅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美学风格上也十分接近。他们都善于从人们习以为常的凡人小事中提炼出重大的、深刻的社会主题，由小见大，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反映出社会的本质。
鲁迅和契诃夫小说的根本特征是朴素、简练。他们的小说不以故事取胜，一般都没有曲折、复杂的情节，人物不多，描述的事件、场面都很平常，篇幅短小，文字精粹。如鲁迅的《一件小事》只有一千多字，《孔乙己》不过二千多字，其他如《药》《故乡》《祝福》等，均在五千字以下，最长的《阿Ｑ正传》也不足三万字。契诃夫的《变色龙》《苦恼》《万卡》《套中人》等等，也十分精炼。在写人状物时，两位作家喜欢运用白描手法，冷静、客观而又朴素地写出各种人物的喜怒哀乐。不管是描写人物的外貌、心理 ，还是勾画环境和叙述事件，都没有冗长的段落。写人物的对话，极其简练，一点也不癗嗦。鲁迅的《故乡》写“我”回乡与童年伙伴闰土相见，只用了短短几句对话，就表现出闰土的悲苦处境和两人之间的隔阂；契诃夫的小说《胖子和瘦子》，写一对老朋友久别重逢，开始两人热烈拥抱，亲吻，随后胖子告诉瘦子，他已是“三等文官”，瘦子立刻脸色发白，改称对方为“大人”。鲁迅和契诃夫都不热衷于静态的心理分析，而喜欢通过人物的言行来表现其内心世界的变化，善于用画龙点睛之笔刻画人物性格和表现小说主题。当然，我们说两位作家的描写是冷静的、客观的，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显露出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倾向，而是说他们不直接摆出自己对事物的看法。他们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是蕴藏在冷静的描写之中的。这使他们的作品形成一种冷峻的风格，然而在这冷静的外表下面，却奔涌着作者的一腔热血。
幽默色彩和讽刺笔调，是鲁迅和契诃夫的小说创作显示出来的又一特点。鲁迅的《阿Ｑ正传》《孔乙己》《风波》《肥皂》《高老夫子》等篇，均是优秀的讽刺小说，具有强烈的幽默感。看到阿Ｑ的自欺欺人，孔乙己的穷酸迂腐，高尔础的浅薄卑鄙，四铭的伪善无耻，读者常常会忍俊不禁，发出嘲讽的笑，鄙夷的笑。如《高老夫子》中的高干亭，成天打牌，喝酒，看戏，跟女人，可偏偏要装出一副高雅、正统的派头，他仿高尔基的名字改名为高尔础，还在报上发表文章，大谈整理国史之必要。本来就不学无术，却要去学校作历史教员，谈古论今，洋相百出。契诃夫的小说《变色龙》，在描写奥楚蔑洛夫处理狗咬人事件时，也是通过荒唐可笑来显示出真实，表现出作家对社会的批判和否定。
与幽默讽刺色彩相联系，两位大师的小说必然将喜剧因素与悲剧因素融为一体。从孔乙己穷酸迂腐的喜剧场面描绘中，不正透露出下层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不正是控诉了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戕害吗？契诃夫的《万卡》，描写一个叫万卡的小男孩远离家乡，去城里做工，繁重的工作把他折磨得筋疲力尽，店主又经常打骂他。这个九岁孩子无处申诉自己的痛苦，只好在深夜给爷爷写信，信写好了，装入信封，并在上面写着：乡下爷爷收。孩子的这一举动是幼稚可笑的，爷爷永远不会收到这封信，但我们读到这里却笑不出来。在这一具有喜剧因素的情节里面，包含了多么凝重的人生悲剧，蕴藏着多少辛酸与哀痛啊！
作为一个勇于创新的作家，鲁迅和契诃夫永远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他们在艺术道路上不懈地追求，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具备了丰富多彩的色调。从整体上看，鲁迅和契诃夫当然都是现实主义作家，现实主义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了他们的全部创作活动。但他们也不排斥其他创作方法，相反，经常将其他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结合使用。如鲁迅的《伤逝》《故乡》《孤独者》等篇，具有很强的抒情性，跟浪漫派的抒情小说风格比较接近。又如《社戏》，文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是那样充满诗情画意。契诃夫的中篇小说《草原》，也广泛描写了大自然的景色；《苦恼》则是一篇如泣如诉的抒情体小说。适当地汲取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无疑增强了两位作家作品的诗意。象征手法的运用，也可以经常看到。《狂人日记》《长明灯》，是鲁迅小说中象征主义痕迹最为明显的作品。狂人奇特的心理状态，荒诞不经的联想，恍惚迷离的幻象，都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容量。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同样描写了“疯子”的荒诞心理和语言，全篇笼罩着阴森恐怖的气氛。《幸福》《美人》《吻》等篇，象征主义色彩也颇为浓厚。
鲁迅小说与契诃夫小说的种种相似之处，说明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师承关系。但我们不能夸大后者对于前者的影响。因为鲁迅的创作还得益于其他外国作家和传统文学。可以说，鲁迅的独特艺术风格是在博取古今，兼收中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袁荻涌，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①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②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
③李何林：《鲁迅论》，上海北新书局，１９３０年版，第１４６页。
④鲁迅：《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十二）》。
⑤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
⑥鲁迅：《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前记》。
⑦《论鲁迅》，《新华日报》１卷，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