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尔里·阿尔萨佐维奇·阿尔布都是吉尔吉斯东干族著名作家，苏联作家协会会员，与雅斯尔·十娃子并称为东干文学的双璧。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文学创作，他一生共创作80多篇中短篇小说。20世纪60年代他出版的小说集有《血脉相通》（包括中篇小说《血脉相通》与13篇短篇小说）和《好心肠》（包括两部中篇小说《好心肠》、《命运》及一系列短篇小说）。
[关键词]东干文学；阿尔里·阿尔布都；小说创作
[中图分类号]I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2-0054-02
阿尔里·阿尔布都的文学创作活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1958年，作家41岁时发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因此可以说他的文学天赋展露得比较晚。但是非凡的创作能力使作家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写出了大量作品，此后他几乎每年都出版一本书。
刚创作完中篇小说《女人的心》之后，从1959年初到1961年初，阿尔里·阿尔布都用两年的时间创作了中篇小说《血脉相通》。1961年4月底，完成了该小说的创作，1962年初，作品问世。与《女人的心》不同的是，小说中的事件发展得比较缓慢，情节比较单一，但主人公的命运充满戏剧性。虽然这两部小说是单独发表的，作家称其为中篇小说（或许这也是作品在1991年再版时，编辑Ф.Х.玛凯耶娃得出同样结论的原因），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认为这两部小说是统一的。首先，二者有共同的构思，一致的情节轮廓和叙述逻辑；其次，二者有相同的主人公：尤布尔、米奈、柳波芙·费多罗夫娜、伊斯玛尔，等等。不同之处是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女人的心》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在中国和七河地区（阿拉木图、比什凯克、塔什干和东干乡村），时间是1917年革命前、集体化运动时期和战争时期；而《血脉相通》中故事发生在50、60年代的七河地区和俄罗斯（列宁格勒）。至于故事的主人公，作家只是把描述的重点变换了一下：一些人物走向前台，而另一些人物则退向幕后；一些人物去世了，而另一些人物出生了。因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两部中篇小说，而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中人物众多，事件纷繁复杂，故事发生的时空广阔，事件描述详尽。这一切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部长篇小说。
那么作家为什么没有把这两部分统一起来，构成一部长篇小说呢？我认为，他本想这样做，但是苦于没有时间。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他需要不停地创作。难怪他没有单独发表《血脉相通》这篇小说，而是跟一系列短篇小说一起发表。顺便说一下，收入这个集子的是他早期创作的一些短篇小说，如《一块石头的故事》、《毛尔素之死》等。这些短篇小说是如何连缀起来的呢？是讽刺手法。作家在这些作品中批判、嘲笑了人身上的恶习及其产生的环境，并且在每一篇短篇小说中关注一种恶习。比如说，作家在《一年四季》中鞭挞了懒惰这种恶习，而在《爱闹事的女人》中批判了爱吵架的弊病。
东干人认为，懒惰是极有害的恶习，是各种灾难之源，因此他们可以原谅人所犯的许多错误，但是唯独不能原谅懒惰这种恶习。阿尔里·阿尔布都在《一年四季》中严厉地批判了懒惰的人和由此造成的人的堕落。当然，小说的主人公是虚构的，但是作家把懒惰所具有的一切特征都集中在他身上，因此主人公让人觉得真实可信。故事发生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农村，在这里劳动具有特别的价值，懒惰的人都受到鄙视。而正是在这里出了一个滑头，他为自己的懒惰想出了一个借口——生病。他的病情通常在农忙的时候就加重了。这个不幸的人在春天耕地、播种的时候病情加剧，甚至起不了床，可怜的妻子要承担两个人的农活，还要和母亲一起照看“病人”。庄稼种上以后，他的病情常常会减轻一点。而夏天农忙期刚到，他的病情又恶化了。他得了好奸诈的疾病啊！秋天的每一分钟对农民来说都是珍贵的，而这个“病人”被传染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样子，让人不忍目睹。只是到了冬天，他的面貌突然焕然一新：他的病痛顿时消失。可见，主人公不仅懒惰，而且虚伪，以装病迫使最亲的人——母亲和妻子为自己受苦，因此也遭到了作家和读者的批评。
作家和艺术家们常常不仅帮助我们感受到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同时也感受到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他们以自己的作品激发我们以另一种眼光去看待一切习以为常的事物。
作家在《一块石头的故事》中着力批判了无知，而在《毛尔素之死》中鞭挞了残忍。收入该小说集的13篇短篇小说中，有8篇是讽刺作品。在每篇短篇小说中，作家集中揭露人身上的一种具体恶习，作家的目的也达到了：作家描绘的日常生活中的恶习，引起了人们的谴责与厌恶。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作家常常用夸张的手法，但是他也明白，夸张是有界限的，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就成了矫揉造作。虽然作家似乎常常牢记这个原则，尽量不跨越这个危险的界限，但是依我看来，他有一次差点越过了这个界限，这就是《毛尔素之死》。我认为，尽管小男孩毛尔素的父亲极其无知，他总不至于失去做父亲的本能，而像老师一样极端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儿子。而老师，即便是宗教学校的老师，也是受过教育的人，既然这样，从本质上来说他也不是一个无知的虐待狂，不至于把一个生病的孩子打死。这当然是我个人的观点。但是我认为，刚提到的这两种情况就是一个危险的界限，作家终究还是在这个界限前面止住了脚步，只是稍微越过了一点点。
该小说集中的其他五部短篇小说内容是多方面的。《来自北京的信》讲述了孩子们写信交流的好奇和愉快心情。《机枪手》和《老英雄》讲述了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英雄们的故事。《苏金和的梦想》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希望生个儿子的本能愿望。《母亲的心》是其中独特的一篇短篇小说，描述了大自然的美丽，讲述了孩子们和小鸟的故事。小说写道：“冰雹突然降落，又突然停了。我们都被淋得跟落汤鸡似的，手里提着胶鞋，准备走了。突然有人跑到一只鸟的身边，尖声叫着：‘伙伴们，快过来！’我们跑到他身边，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只鸟展展地伸开双翅伏在鸟窝上，显然已经被冰雹打死了。我们彼此对视了一下，心中有这样一个疑问：‘它为什么不躲起来？’我们微微掀了掀它的翅膀，发现下面有三只雏鸟，马上唧唧地叫起来，看来是饿了……‘母亲的心是相同的，鸟也一样’，一个孩子说。”短篇小说《母亲的心》就这样结束了。作家点出小说的名称所包含的意义之后，没有进一步详细地叙述，而是让读者去深入思考生和死的意义。
60年代初期，阿尔里·阿尔布都还创作了两部中篇小说：《好心肠》和《命运》。同时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如《苏玛尔会成为真正的人》、《快乐》、《大家都要像麦姐儿一样》、《电视机》和《结果》（《教育的结果》）等。这些作品后来收入到名为《好心肠》的小说集中，于1965年底由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社出版。
作為小说集名称的中篇小说，《好心肠》讲述的是永恒主题——爱的主题。我们再往后跳一下，就会发现中篇小说《哈利玛》和该作品有直接的联系。中篇小说《哈利玛》于1979年发表在报刊《十月的旗》上，1981年又被收入作家的小说集《一条心》中。我们认为，后者是前者的补充与扩展。因为两部小说有相同的情节线索，有相同的主人公。只是后者的情节稍微长了一点，并且加入了几个新的人物。当然，由于文学评论者和读者的立场、评价标准的不同，也可以认为这是两部完全独立的作品。收入该小说集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命运》讲述的是农业集体化运动。后来改名为《太阳照耀着爱迪尔》，并被收入作家的小说集《没有姓名的儿子》中。
50年代末60年代初，作家在东干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最著名的是《论东干语正字法》和《习惯是第二天性》。当时雅斯尔·十娃子、尤素普·存娃子、阿布都拉赫曼·卡里莫夫、阿尔里·阿尔布都等人参与讨论东干语拼写法的问题。阿尔里·阿尔萨佐维奇在第一篇文章中阐述了自己对东干语拼写问题的看法以及解决方案，在第二篇文章中批判了人身上的贪婪的毛病。
让我们先介绍一下该小说集中的短篇小说《电视机》。这篇小说的基础是庸俗的生活情境。丈夫和别人的妻子去剧院了。妻子坐在家里的电视机旁，她在换频道时，突然发现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仔细查看后，她认出是自己的丈夫，坐在某个观众厅里，旁边是一位年轻的女士……丈夫回家后，为了狡辩，开始编造各种谎言。气急的妻子详细地告诉他，他和谁去了哪里。丈夫非常吃惊，也不再抵赖，只是想知道，妻子是从哪里知道的。妻子如愿以偿后告诉他，是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从此，丈夫开始痛恨电视机。这篇小说发表时，电视机刚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一现实情境进一步加深了读者对该作品的情感共鸣，故事内容让读者感同身受。况且，故事中虚构与现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显得天衣无缝。同时，戏剧性、滑稽的因素及轻幽默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
该小说集中的另一篇短篇小说《大家都要像麦姐儿一样》讲述的是永恒的主题——爱情，作家以前已经多次涉及这个主题。但是在这篇小说中作家的主要关注点是姑娘要学会保护自己。麦姐儿是一位既漂亮又温柔的姑娘。当涉及自己及家庭的名誉和尊严时，她表现得非常坚定又坚持原则。麦姐儿的言谈举止，她与恋人之间的关系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榜样的作用，值得效仿。小说的名称《大家都要像麦姐儿一样》就已经包含了这种意义。这篇小说对年轻人，特别是对姑娘们极具教育意义。当然，年龄较大的读者同样可以从中获得教益。然而，这篇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此，而要深远得多：它所隐含的意义是必须要对青年人有意识地加强伦理道德教育。时隔多年后，作家在198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哈姐儿》中，又回到了这个主题，并且对这个主题给予了更具艺术感染力的表述。
小说集中的短篇小说《苏玛尔会成为真正的人》一定会引起读者的关注。该小说复杂的情节、快速发展的事件使读者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读完。毫无疑问，少年孤儿的命运会深深触动读者的心灵，读者会与之休戚与共。就像作家所预期的那样，读者一定会厌弃残忍，并对人的善良给予应有的评价。
人的命运总是大家所关注的，阿尔里·阿尔布都深知这一点，他也想让读者明白这点。阿尔里·阿尔萨佐维奇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让读者读完作品之后，自愿地接受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