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曹军庆的短篇小说善于以荒诞戏谑的先锋手法，表现底层精神困顿和小人物在物欲社会的挣扎与反抗。他以手术刀般的锋利笔触解剖人性，探寻人心。他传承了鲁迅等现代文学启蒙者身上高贵的“精神洁癖”，坚守底层精神立场，走进真实生活的背面，深掘新世纪国民劣根性并进行冷静批判。他将强烈的伦理精神融化在文字中，希冀以文字达到净化人性、改造社会的目的。
关键词：底层叙述 精神洁癖 文学启蒙
一般来说，“底层”仅指物质财富匮乏者，而在深远层面上，“底层”还应该包括精神上的匮乏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精神上的匮乏比物质上的贫穷更可怕。因此，通过底层叙述揭示当代人的精神困境比重现苦难本身更有意义。大多数有关底层的叙述并不是自我言说，而是知识精英们匍匐在地倾听生活的叹息，代替不能开口吐露的人发声。对于作家而言，在选择底层叙述的同时，又能坚守“精神洁癖”，才是一种平等的叙述姿势，更是一种悲悯的叙述态度。底层叙述的“精神洁癖”通常是指知识精英们怀着伦理教化的启蒙之心，带着净化人性的目的，针砭现实、遏恶扬善，代无法自我言说的底层诉说悲喜。
来自湖北乡村的曹军庆就是一位扎根底层，挖掘人性，坚守“精神洁癖”的底层叙述者。在他着意营造的“烟灯村”里，乡邻们传递世代相传的古老传统，遵守百年不变的道德约束；走进城市，每天面对由于追逐物质财富而引发的悲剧和人们逐渐枯萎的精神家园。也许是骨子里带有的“精神洁癖”，使曹军庆形成了关注底层、叙述底层生活的写作习惯，不仅如此，他还执著地把笔投向了挖掘底层人性的秘密深处。曹军庆写底层并不满足于再现小人物的苦难，也无意于重走赞美蚁民乐生恶死的高尚情操的老路。他是有继承鲁迅揭示国民劣根性的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的艺术野心的，他开掘物欲挤压下扭曲的人性，揪出生命华美外袍下藏匿的虱子，将遮掩在潜意识里的丑陋赤裸裸地摊开给人看。
曹军庆善于借助冷峻的叙述视角和理性的精神分析，走进真实生活的背面，手术刀一样精准地解剖人性，在一场场的“探险”中探寻人心最隐蔽的秘密。在小说《背面》里，看似极富同情心，实则以他人的不幸为养分，又在施与同情的过程中稀释内心焦虑，由此完成自我感动的寡妇肖亚丽，与无意中发现了她的病态心理的“我”之间形成了“看”与“被看”的关系，作者借此揭示了现实生活中那些所谓“热心快肠”的人在外表下的虚伪和潜意识中的伪善。与鲁迅《祝福》中特意寻来听祥林嫂的悲惨故事，并一齐流下眼泪，叹息满足的老太太们相比，肖亚丽的虚伪更具迷惑性和隐蔽性。曹军庆底层叙述“精神洁癖”还有强烈的伦理精神倾向，颇具现代黑色幽默气质的小说情节与小人物精神病态的悲剧内核构成了巨大的悖谬冲击，荒诞不经的戏谑里充满了新世纪中国的“国民性批判”。在《有房子的女人》中，谢静怡为了使房子的取得途径在他者眼中合理化，不惜编织一个抹黑自己的谎言，将自己说成是落马贪官陈局的二奶，将买来的孩子窗子说成是自己和陈局的私生子，用自欺欺人的荒诞谎言掩盖着残酷的真实图景。与此同时，谢静怡的相亲对象付海全在生活中的处处碰壁，他想通过婚姻获得一套房子附带一个女人，为了获得物质上一次性的胜利，他宁愿永远清醒地活在他者编织的谎言里。作为活在同样谎言中的精神底层，付海全要物质的慰藉，谢静怡要精神的麻醉。付海全对物质的报复性渴望来源于失败者的替代性补偿心理，在这个以物质论成败的社会里，精神的高尚与否不再重要。可见人性的异变源于完善人性在物质的挤压下的扭曲。谢静怡用荒诞丑恶的谎言自我洗白，可见财富也能成为囚禁心灵的牢笼，物质的富足会令人迷失自我。
曹军庆描写新世纪的国民性，首先是为了揭露物化社会对美好人性造成的戕害。在物化的当今社会，人们对金钱的追逐热情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热望在内深化的过程中逐渐扭曲人性，使人在快速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付出了精神矮化的巨大代价，异化的心灵无法重回正轨。握有财富的人在精神底层的泥沼中越陷越深，终将失去人性最后的清明。曹军庆悖谬的叙述将人性恶推向极致，讽刺背后是深切的忧虑。在启蒙国民性的问题上，曹军庆对鲁迅存在着改良的传承性继承，他带着后启蒙者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缺失和打造新启蒙的决心，深挖国民性中一直存在甚至与时俱进的弱点进行冷静批判，他不做置身事外的冷酷看客和审判者，而是带着从与鲁迅一辈现代文化人身上继承的“精神洁癖”，怀着悲悯之心和后启蒙意识企图唤回国民的清醒良知，救赎患病的灵魂。
在曹军庆的小说中，除了表现对新世纪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救赎，还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底层生活中“精神洁癖”者的悲悯和热爱。当他看到美好人性被丑恶的社会潜规则逼迫得无路可退，非理性邪恶反而生长得枝叶繁茂，曹军庆以笔为刀，向破坏人类的道德理想的异化世界宣战。将他强烈的伦理精神倾向融化在文字中，化为对“精神洁癖者”发自内心的同情和爱护。
在《情深意长》中，班花胡红梅拒绝说谎，被人们当成“怪胎”敬而远之，只能与失智的钢琴家共同生活。在这个充斥着谎言的年代，胡红梅仅仅因为无法遵守为自我保护和个人利益去说谎的潜规则，即被视为破坏人际关系平衡系统的“怪物”，沦为善恶对调，妍媸倒置的社会的牺牲品。《紫环旅馆》里，陆玉环一心想在火车站边开一家温暖明亮，不提供特殊服务的正规旅馆，却陷入没有一个客人光顾的窘境。曹军庆笔下的胡红梅和陆玉环都是患有“精神洁癖”的不识时务者，品性高洁的她们是作家道德理想的化身，然而在物质至上的当今社会却也难逃被边缘化的宿命。当异化成为寻常，当荒诞取代真实，坚守“精神洁癖”者只能体验充满悲剧的命运。如果说契诃夫笔下“装在套子里的人”别里科夫的悲剧源自自身思想的保守僵化，那么胡红梅、陆玉环的悲剧则源自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她们的道德追求在他者看来是不合时宜、不通人情的，所以她们作为异类被装进了“套子”里，这看似合情合理的驱逐理由实则充满了荒诞性和悖反意味。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的非理性邪恶和集体无意识的排他性打造了一座真正的“他者地狱”。
曹军庆笔下的“精神洁癖者”与鲁迅笔下的《孤独者》魏连殳有着惊人相似的悲剧命运：要么不放弃自己的精神理想追求，不屈服于迷狂的社会体制，默默忍受物质的贫困和精神上被打入另册的痛苦；要么为融入社会，消除孤独感，躬行先前所憎恶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主张的一切，彻底否定自己存在的精神价值，麻木地苟活直到肉身的死亡。魏连殳选择了媚俗，也就选择了精神的枯萎和肉体的死亡。胡红梅和陆玉环选择了精神的纯洁，也就选择了物质的惩罚和肉体的磨难。“精神洁癖者”同“孤独者”一样活在为世间所不容的自我矛盾的挣扎中，但不同的是，曹军庆笔下的“精神洁癖者”即使被驱赶到了生活的最底层，仍然没有放弃对物质社会的绝望反抗，她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无声讽刺着这个异化的社会，在旁人的白眼中高贵地生存着。可见，曹军庆塑造的“精神洁癖者”投注着他对人性美的固执坚守和对改造社会的温暖期待。
曹军庆不动声色的冷静叙述不同于类型化的底层喜剧形态书写，他的故事阴暗幽深，在后现代的不合逻辑的叙事模式和吊诡的“迷宫式”的心理描写中，以荒诞戏谑的先锋手法表现人的“异化”，将底层精神困顿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时代“切片”和小人物在物欲社会的挣扎和反抗描绘得入木三分。阅读曹军庆的小说仿佛一个照镜子的过程，他用手术刀一样的锋利笔触划开人性堂皇的外表，找到溃烂发炎的精神创口，读者在那些或是追名逐利或是粉饰太平的人物中看到的是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伪善的自己。可以说，曹军庆正是怀着悲悯的后启蒙意识，坚守着写底层写精神的定位，守护着鲁迅等老一辈启蒙文学家留下的高贵的“精神洁癖”，在以文字净化人心的路上越走越远。
王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